日本史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天尚未破晓，侍从武官就将东条英机首相唤醒。日本帝国海军军令部刚刚收到特遣舰队发送的密电“虎！虎！虎！”：正在袭击珍珠港，胜利在望。随着整个早晨此类消息接踵而至，日本的战绩开始明朗。最后的清点发现，日本飞行员击沉或损毁了8艘美国战舰以及12艘其他船只，击毁了将近200架美国飞机，使美军伤亡近4000人；而日本方面仅损失飞机29架，死亡64人。在东京，东条英机非常“高兴”，为了这个“奇迹般的胜利”和“顺利的开始”而“向神致谢”。7点10分，天皇收到了详细的简报，分享了东条英机的“喜悦”。“一整天，”某位侍从武官在日记里写道，“天皇都穿着海军制服，看起来兴高采烈。” 上午7时，当日本广播公司播送皇军已经“在西太平洋和英美军队进入战争状态”的含义模糊的公告时，日本公众首次获悉一个重大的日子降临在自己身上。整个早晨，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充斥着各个广播频段，在城市街道的角落报贩子振铃提醒人们注意号外。中午，日本广播公司的播音员向翘首以待的国民宣读了天皇向美英两国正式宣战的诏书，东条英机也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日本的目的，天皇和首相强调，是带给东亚和平与稳定。他们把花言巧语裹上道德公正的外衣，批评中国不能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谴责美英两国企图把帝国主义统治扩展到全亚洲。天皇的诏书强调，“事态之趋势”如果不加制止，最终“帝国之存立亦将濒于危殆”。他断言，日本除了拿起武器“粉碎一切障碍”之外，“别无生存之法”。 起初，日本的军事机器似乎不可战胜。在刚发动战争的第一个早晨，即偷袭珍珠港的数小时之后，日本飞行员轰炸了麦克阿瑟上将部署在菲律宾的飞机，并摧毁了其中的大部分。两天后，日本轰炸机在马来半岛东岸中部击沉了英国的新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型巡洋舰“却敌”号(也作“雷巴鲁斯”号——译注)。12月25日，日本军队按计划占领了香港。1942年1月2日，长驱直入马尼拉，几周之后就接受了所有美国和菲律宾军队的投降（麦克阿瑟上将在败走澳大利亚时发誓，“我将回来”）。日本皇军突袭马来半岛，2月15日占领了新加坡——英国在东南亚的明珠和“无法攻取的要塞”。同日下午，日本伞兵从天而降，控制了苏门答腊岛的油田。3月5日，势不可阻的远征军占领巴达维亚，三天后进入仰光，截至这个春天快要结束时，日军已经占据了所罗门群岛、吉尔贝特群岛，甚至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日本的旗帜在全球四分之一的地方飘扬，当天皇在自己的花园散步时，他发现胜利果实来得太快，几乎没有时间好好品尝。 事情不会就此下去。就在日本战舰横扫太平洋时，美国重整旗鼓。到1942年年底，日本帝国的海陆军已经开始感觉到美国反击的力量。在短短的三年内，日本将遭受可怕的失败，其大东亚共荣圈会成为一个破碎的记忆。在珍珠港事变前的几个月里，日本领导人曾经警告过，如果日本不能打败一个“自负、固执、无礼”的敌人，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1945年夏，美国的胜利使日本倍感沮丧，事实证明，它在日本普通民众中引起的反响比1941年秋“五相会议”上提出的严重警告所引起的还要巨大。 战争、政治及经济动员 随着国家孤注一掷地投入到与西方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当中，东条英机着手加强自己作为首相的特权，制订全国总动员的计划。1941年东条英机就任首相时，还继续兼任陆军大臣，并任命自己担任内务大臣（他任此职直到1942年2月17日），同时短期负责过其他一些省的事务，甚至兼任军需大臣，这个军需省是为了对经济规划予以更有效的指导而于1943年成立的。到战争中期，东条英机前所未有地承担了各种职责，成为日本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首相。 然而，不管他统揽了多少权力，东条英机从来不能完全驯服日本其他政治精英。或许，军队具有独立的最高指挥权，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阻挠他独揽军队大权的努力。这是个始自日本明治早期的基本统治原则，指军队享有相对自治权，它的四个最主要的官员即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大臣和军令部长，直接且单独向天皇而不是向首相汇报。结果，首相从来不能发挥真正的军队统帅的作用，即便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也是如此。由于东条英机无权干预作战决定，海军经常在太平洋上自行其是，不和陆军互相策应。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首次失利，损失了几艘航空母舰，但直到海战的一个月后，海军军令部长才把这次惨败告知首相。 东条英机的陆军背景使他向陆军倾斜，但即使在陆军方面，他的权力也是脆弱的。他军队里的同僚，尤其是那些资格比他老的人，希望他能和他们协商，还有一些人则对应该如何达到战争的目标持有相反意见。1942年，东条英机希望把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部队调往另一个战区，参谋本部则要求为他们提供62万吨军需品。当东条英机拒绝供应时，参谋本部的一名主要成员冲进他的办公室，骂他是个“愚蠢的傻瓜”，坚持要求他改变决定。那年后来的某个时候，石原莞尔——他认为东条英机完全疯了，因为他使日本投入了一场必败无疑的灾难性战争，日本在物质上根本无法和美国抗衡——走进首相办公室，向东条英机挑战，要求他或者辞职或者开枪自杀。东条英机对军队行使权力，但却没有办法左右它。 在战争时期，文职官僚机构也继续行使重大的统治特权，某些对民众动员工作至关紧要的机构甚至扩大了它们的权力范围。和战前一样，政府依然是各职能机关和代理机构的联盟，它们每一方都警惕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并相互争夺资金、资源和权力。此外，一些为首的官僚都固执己见，东条无法使他们听命于他。1944年2月，东条英机召集了司法省的几个主要法官，命令他们对那些被证明犯有扰乱治安罪的人处以更严厉的惩罚。法官们把东条英机的命令撇在一边，其中一人坚决地说，首相的指示违反了司法自治的宪法规定，另一个人则干脆呼吁首相下台。 甚至连议会里的政治家也经受住了东条英机的各种侵犯，继续保持作为战时政治景观的一个独特部分。不像德意志帝国议会，日本帝国议会在战争期间定期集会，于每年的12月26日召开为期三个月的会议，并保留了传统的通过立法、批准预算、就战争和国家政策问题质询首相及其大臣的权力。对首相来说，幸运的是议员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谴责恶毒的英美敌人的充满激情的演说回荡在华丽的议院会堂。此外，继1942年的大选之后，为了证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大多数议员加入了大政翼赞会（IRAA）的下属机构翼赞政治会（IRAPA）。在翼赞政治会的指导下，战时议会批准了内阁提出的所有主要议案，通过了首相的每一个年度预算。 表面上看，东条英机似乎满足于和议会的融洽关系，因为议会通常几乎不经审查就批准其动议，而且战争时期当然是议会对日本政治生活发生影响的最低点。但是，在团结与顺从的表象底下，往往隐藏着对东条英机的不满。战前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拒绝加入翼赞政治会，许多议会成员对某些具体政策提出了令人不快的批评（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3月的第84次常会的官方记录来看，他们否决了近100项政府动议）。因受挫于棘手的议会反对意见，并受到文武官僚机构内部好斗的反对者阻挠，东条英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纳粹式的独裁者。他尽可能充分地行使他作为首相的特权，但是他的权力最终很可能比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他们统治集团内部行使的权力要少。 无论东条英机和其他政府精英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政治分歧，他们都想通过掌控私营部门使日本的经济完全处于战时体制之下。政府不断努力组建卡特尔式的统制机构，这是近卫内阁于1940年12月签署的《经济新体制纲要》中提出来的。1941年春，“铁钢统制会”最先成立。10月，东条英机就任首相后，很快开始成立多种行业的统制会，包括煤炭、水泥、机械、精密仪器、机动车辆、外贸和造船等。 在新的体制安排之下，每个统制会都受到有关省的监督。各公司的所有权与利润仍在私人之手，但是每个统制会都要对完成主管省订立的生产指标负责。为此，每个统制会都指定了自己的会长，通常是某个成员株式会社的社长（三井的社长操纵煤炭统制会，三菱的总裁领导陆军航空工业统制会），并成立了规划研究委员会以协调成员会社的行动。“铁钢统制会”有300名专职雇员，他们从各公司收集情报，把原材料分配给组成成员，通过确定生产限额调节内部竞争，而且通常要保证所有公司的运作和国家的目标保持一致。 统制会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目标。1941年和1942年，尽管因为美国禁售废铁，以及太平洋上战火蔓延，远洋运输的安全越来越难以预料，造成了原材料的短缺，但是铁钢统制会还是完成了指标的90%。但是，东条英机对此从来没有完全满意过。在他看来，某些统制会，尤其是那些以大财阀的著名董事为首的统制会太过自行其是。他还抱怨主管省和统制会之间因资源而起的激烈竞争削弱了战争努力。某个政府官员估计，战争期间这种竞争使飞机的产量削减了一半。 东条英机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在1943年11月成立了军需省，以便更能集中控制从事军需品生产的企业。但是，这种改组全然无用，即便新机构身兼内阁计划委员会和商工省的职能，并以东条英机作为首任军需大臣。革新派的官僚、伪满洲国的老官员、东条英机的首席经济顾问岸信介抱怨官僚惰性。“军需省通常要花两个或三个月时间就一件重要事情做出决定，”他评述道，“然后内阁会议必须讨论这个决定，接下来再发布由各级政府和产业部门执行的命令，因此决定生效可能要在半年之后。即使一个英明的决定，有时到实施时也失去了价值，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东条英机及其内阁还面临着另外的挑战，即如何组织劳力并有效地把他们引导到与战争相关的产业。1939年，政府曾对工资水平加以控制。随着“珍珠港事件”之后战争的扩大，当局提高了某些工业部门的补偿和补贴，作为吸引劳工到战略要害部门的一种办法。但是截至1941年年底，军队征召了240万人，1945年8月达到720万人。军方的巨大需求很快使得采取更加强制性的办法成为必然，当局转而征用劳工到工厂工作，如表14.1所示。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和1939年7月8日颁布的《国民征用令》，授权政府把所有16岁至40岁的男性和16岁至24岁的未婚女性登记在案。随着征兵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人员，政府开始号召男子当劳工。到战争末期，近160万名年轻男子收到了征召他们到工厂尽义务的白色命令书，它们几乎和红色的征兵通知书一样令人胆寒。 一开始，日本政府不愿征用妇女到工厂做工，宁愿她们待在家里，做本分的妻子，生育未来的公民以便帮助管理“大东亚共荣圈”。1942年在议会的一次演说中，东条英机把日本妇女称作为家庭成员烧饭做菜的“温暖源泉”；其妻东条胜子也在位于东京一个高级住宅区的家中高高兴兴地宣称“养育孩子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来推动丈夫的新人口生产运动。1943年秋，越来越严重的劳力短缺促使政府重新考虑对征用妇女的态度。内阁认为在自愿的基础上，可用妇女在17个产业部门取代男子。次年1月，东条英机宣布妇女可以在其他基础工业部门做工；一个月后，政府又把全国劳工登记的范围扩大到12岁至39岁的女子（男子则为12岁至59岁）。最后，即使国家不再征用女子，爱国主义、公民职责以及常常来自家庭和邻居的沉重压力，也会迫使许多年轻姑娘到工厂干活。截至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日本工人总数的42%是女性（1930年是36%），到1944年10月，数量空前的女子进入战略产业部门工作。电子通信和制药业全部雇员的60%、兵工厂雇员的40%，还有飞机制造业雇员的30%都是妇女。 战争期间，随着劳力短缺不断加剧，政府转而挖掘其他人力资源。从1944年开始，政府开始从中学征召学生，最后有300多万名男孩被召到与战争有关的工厂做工。截至1945年8月，近1/5的产业工人不到20岁。日本政府甚至征用战俘和外国劳工。1945年，有大约5万名战俘和3万名中国契约劳工在日本做苦工。肮脏危险的煤炭工业尤其喜欢使用外国劳工。几乎没有日本人想要应召到军队当矿工。煤炭统制会曾经指出，事故频发以及劳动超时使得日本人“对于在地下工作感觉十分糟糕”，因此特别需要外国劳工。 战争期间，东京政府还要指示朝鲜总督府每年派遣一定数量的工人到日本。有些人是自愿而来，但是大多数是被日本占领军宪兵队的代理人从农田和城市街道上劫掠到船上，运到日本西部的港口，再装上封闭的火车载到矿场和工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