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 另一位年轻人这样写道：“在目前艰苦的战斗中，我们应该高兴地报效国家。我们应该怀着这样的信念冲向敌舰，即日本一直是，将来也是一个只允许快乐的家庭、勇敢的妇女和美好的友谊存在的地方。” 围攻下的生活 年轻人牺牲精神的高尚并未能使日本民众免遭美军直接进攻的痛苦。1944年6月，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开始出动，对经过选择的工业设施，如九州的八幡制铁所和东京西郊的中岛飞机厂进行高空的“精确轰炸”。但是，不完善的轰炸瞄准雷达和其他机械上的障碍困扰着飞行员（对庞大的中岛综合企业的8次袭击只造成了轻微的损害），因此1945年初，科蒂斯·李梅少将，第21轰炸机指挥部的司令官，决定改变策略。他在“超级堡垒”上装上燃烧弹，让它们低空飞行，轰炸城市。这种进攻对这个曾经参加过对德累斯顿和其他德国城市轰炸的人来说，具有某些可望实现的好处。日本的许多小企业都散布在居民区，那里非常易燃，密集的建筑物为燃烧弹的破坏能力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然而不仅如此，在一场对非战斗人员的残忍行为早已变得十分平常的战争里，李梅及其助手为了打击普通日本人的士气，动摇他们对其领导人的信任，企图将大量的死亡和毁灭加在他们身上。 3月9日至10日晚上，334架B-29轰炸机，每架携带着近6吨石油、磷、凝固汽油和燃烧弹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起飞，向东京东北人口最稠密的浅草地区进发。到达后，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破坏是灾难性的，400万磅燃烧弹产生的热量如此强烈，以致沟渠和河流沸腾了，钢铁的梁柱熔化了，有8万至10万人死亡。正如抽着雪茄的李梅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燃烧、沸腾、炙烤到死”。在44平方公里的浅草地区内，实际上一切都化为焦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夜之间，东京五分之一的工业设施消失了，100万人无家可归。 那些B-29轰炸机返回基地加油后再次起飞。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它们使大阪、神户和名古屋的人们对战争的杀戮和恐怖有了深切体会。日本人无法阻止美国人的轰炸，他们没有有效的雷达，只有陈旧的防空排炮，而且到1945年春只能派出两队夜航战斗机。整个漫长的1945年夏天，“超级堡垒”不断来袭，它们的弹舱里装了越来越多的燃烧弹。5月26日，500架轰炸机在东京西北的居住区投下了4000吨燃烧弹。6月10日，一支200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大机群连续轰炸了从九州到本州北部的城市。截至8月，B-29轰炸机已经轰炸了日本的66座城市，密集轰炸烧毁了大阪和名古屋的40%、东京和神户的50%、青森的90%和整个仙台。B-29轰炸机破坏了日本一半以上的通信设施，把40%的工业区烧为焦土，使火车和沿海航运几乎完全停顿。日本近25%的住宅燃为灰烬，大约25万日本人丧生，30多万人伤残。 幸存者面临着种种困难。1945年夏，所有的一切都供应不足。1941年，消费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到1945年只有17%。可供商品的价格上升了。战争期间工人的工资上涨了，但是商品的价格涨得更快，结果即使因通货膨胀而调整了工资，1945年的实际工资仍比1939年少了三分之一。服装实行定量配给，但是纺织品非常短缺，大多数妇女只能穿一种土褐色的东北农妇常穿的简单裤子，男人则凑合着穿战前的破旧衣服。柴火变得非常昂贵，甚至一周洗一次澡都是一种奢侈。一些教师甚至烧他们的个人藏书来取暖。 食物变得稀缺。正当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封锁切断了运往帝国的物资供应之时，寒冷的天气又使1944年严重歉收。截至1945年春，食物已不够分配，绝望的主妇逐渐求助于黑市。城市居民挤上开往乡村的火车，结果却发现甘薯这种日本饮食中新的但却很少食用的食品，比法定价格贵20倍，大豆贵30倍，大米贵70倍。不管费用多高，东京的家庭都不得不从黑市购买近10%的大米、40%的鱼和70%的蔬菜。 孤独和破碎的家庭增添了战争的悲惨程度。早在1943年秋，内阁就敦促任何兵工企业不需要的人——带婴儿的母亲、老人和体弱者，离开主要城市，尽管没有多少人选择这样做。1944年轰炸开始后，政府命令35万名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从12个城市撤出，第二年春天又有10万少年撤离。这些孩子常常又忧伤又想家，他们被安置在空闲的旅店和乡村寺院里，一边努力跟上功课，一边参加志愿队到附近的村庄帮忙。 当乡村人满为患时，日本的城市却出现了一片荒芜景象。在3月9日、10日后的几周内，300多万人离开东京，600多万人涌出其他城市。据统计，战争期间东京的人口从680万降到280万，大阪从340万降到110万，神户从96.7万降到37.9万。家人走了，那些留下来的人却发现，没有什么可以消除生活在围攻之下的精神紧张，也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烦闷。舞厅和娱乐区的酒吧早就关门了，因为它们的艺妓和其他表演娱乐节目的女性都被哄骗到厂里干活。或许只有少数东京居民因芭蕾舞的消逝（至少在像“空中决战组曲”之类的作品成为常见的节目之后）感到悲伤，但是在李梅的B-29轰炸机毁坏了原先的比赛场所，一些相扑运动员遇害，由此5月份的相扑比赛缩短为一周并移到户外，许多人都觉得沮丧。1945年夏，少数几个还供应饮料的地方是“人民酒吧”，它们由政府经营，一周营业一次，出售廉价啤酒和加了甲醇的清酒，后者被嘲笑地叫作“炸弹”，因为这种米酒会令口腔和喉咙感到烧灼。 到1945年夏为止，许多日本人对于“大东亚战争”已经彻底幻灭。除了少数的后来多半死于狱中的坚定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反对之外，日本从未有过任何有组织的反战运动，非法的反抗行动也非常罕见。更为普遍的是，那些对战争心存疑虑的人用沉默的蔑视来逃避，调换职业或者继续工作，就好像没有战争这回事。在战争期间著名的经济学家河上肇隐居在京都自己的家里，谷崎润一郎安静地完成了《莳冈四姐妹》的创作，期望将来能够出版。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关于宪法理论的著作曾于1935年遭到诋毁，但他却不屈不挠地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法基本理论》一书。 随着战争的进展，普通日本人采取乱涂乱画和写匿名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已经严重误入歧途的“圣战”的蔑视。全国各地的人们把“杀死天皇”、“推翻政府”和“结束战争”这样的话写在路灯柱上和工厂墙壁上。一位东京记者报道，战争结束前的那几个月，在他们报社一天收到的近200封信中，大多数都谴责“官员和军队无法分担人民的苦难”。其他一些人只是说他们对邻居越来越失望。“一场把财产和成千上万同胞的生命浪费在残酷战斗中的战争有什么神圣可言，”一位孩子死在新加坡的家长这样质问，“有谁真想成为士兵？”内务省警察局的列表说明，从1943年3月至1944年3月的一年中，严重的反战事件总计有406起，次年达到607起。 工厂工人是国家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工人的工作马虎和长期旷工使生产指标无法完成。甚至在1944年轰炸开始之前，工人的出勤率就是个严重的问题；而到了1945年，低落的士气、工资支付的困难以及需要花时间去乡村寻找食物，使旷工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具体可参阅表14.6。上班的工人也不努力工作（虽然军方急需飞机，但还是因为1944年所造飞机10%有毛病而拒收），他们越来越喜欢停工，通常是因为不满工资低、待遇差。1941年，官员记录有159次罢工和怠工，但是1943年有695次，1944年的前11个月有550次。非常清楚，产业报国会建立和谐企业社团的目标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针对后方的这些问题，政府要求人民更加努力工作，付出更多的牺牲。在很大程度上，大多数日本人都愿意继续战斗，不顾轰炸、物质短缺以及与家人分离和不断增长的悲观情绪。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害怕国家和警察的威压，不过还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町内会、大政翼赞会和报国会内其他成员所带来压力的敏感，正如1945年1月一位家庭主妇所言，没有人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被指控放弃支持国家政策的人。最终，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忠实的公民，受到基本的爱国热情驱使，不想在危急关头抛弃国家，他们勇敢地经受了最后一次动员。1945年6月13日，政府解散了大政翼赞会，以便将所有15岁至60岁的平民男子和17岁至40岁的女子组织起来，在他们的街区和工作地点成立“国民义勇队”。在军队的命令下，这些“国民义勇队”一起军训，用粗糙的竹棍操练，依靠自身力量沿着海岸挖掘掩体，为防御秋季美军的预期入侵做准备。根据官方新口号令人毛骨悚然的计算法，全体日本人现在要组成“一亿特攻”，即“一亿人玉碎的强大特攻队”。 投降 美军攻占冲绳，外国军队出现在了日本的国土上，老牌政治家们认识到，到了该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但是军队拒绝接受任何这类意见。1944年，与蒋介石军队进行的一场效果惊人的地面战役（即豫湘桂战役。——译注），使日军控制了中国另外几个省份，增强了日军的尊严和决心。截至美军在冲绳岛登陆时，虽然中国的时局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结果已不再重要，但是日军还有550万军人，而且他们宁愿顽抗到底，不肯投降。他们认为，投降可能会威胁日本将来的完整，或危及天皇制的继续存在。面对军队的强硬，1945年4月下旬，老牌政治家们建议天皇接受小矶国昭首相的辞职，任命铃木贯太郎领导和平内阁。这位已退役的海军上将受到天皇的信任——铃木的妻子曾经是天皇的乳母，而铃木贯太郎本人从1929年至1936年一直担任天皇的侍从武官长。老牌政治家们希望铃木贯太郎能用他的声望使军队就范。 鼓吹谈判和解的人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多方寻觅，甚至在1942年日本军队取得胜利时，吉田茂和官僚核心集团的若干重要成员及商界精英就偷偷摸摸地讨论与美国开始和平对话的可能性。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前驻英国大使，吉田茂认为，为了日本的安全有必要和英美两个大国合作，而且和战前外务省英美派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他的担心出于两个考虑，一方面，他认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东条英机的组织控制和中央集权的经济规划最终把日本变成共产主义式国家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吉田没有为日本在“大东亚战争”早期的胜利所迷惑，他预测到了最终的失败，他还担心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国家可能会发生革命运动，破坏日本的传统政体。因此，他认为日本应该和美国人通过谈判取得绅士般的和解。他相信，美国人会给以宽大的和平条件。 吉田茂把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吸引到了他的周围，监视他们活动的警察称他们为“吉反战”。和秘密的“吉反战”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些杰出人物，如前首相若槻礼次郎、已退休的三井财阀常务董事，甚至还有喜怒无常且难以预测的近卫文麿。原先近卫文麿认为自己的“东亚新秩序”是抵制共产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防波堤，但是在战争中期，他调整了对美国的评价。在这个三次出任首相的人摇摆不定的脑子里，越来越害怕不断恶化的战局可能会使共产主义者隐藏在军队、大政翼赞会和大学里酝酿日本的革命。 在吉田茂的支持下，近卫文麿写了一份冗长的奏折，并准备在1945年2月14日那天呈递给天皇。在他的奏折中，近卫文麿请天皇注意苏联在欧洲战争中的胜利，并提出存在着“苏联最终会干预日本国内事务的巨大危险”。此外，近卫文麿还警告天皇，“我看国内情形已具备引起共产革命的条件”：下降的生活水平、劳动人民的骚乱、“亲苏的情绪”和“在背后利用这一点的‘左派’分子的秘密策略”。近卫文麿隐晦地暗示，最大的危险来自“似乎相信我们的国体可以和共产主义并存的年轻军人”。他发出忠告，消除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结束战争。 近卫文麿对日本命运的古怪担心没有促使天皇在2月份采取行动。但是到了春季，铃木贯太郎成为首相时，近卫文麿再次出面提出他的建议和忠告。随着日本陷于绝境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被毁，铃木贯太郎及其内阁中的其他中间派决定请苏联居中斡旋与美国和解，正如40年前美国曾经调停日俄之间的争端并使两国达成和平协议那样。6月，天皇表示支持该计划，暗示现在他希望找到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即使克里姆林宫对日本最初的建议没有表态，铃木首相还是抱有希望。7月份早些时候，铃木贯太郎请近卫文麿把天皇的一封私人信件带给莫斯科，信中陈述了天皇陛下对和平的衷心希望。在与天皇进行私人会晤之后，近卫文麿接受了这个任务。 但是，在近卫文麿做好去莫斯科的准备之前，斯大林、丘吉尔和杜鲁门已经聚集在德国的波茨坦讨论日本的投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