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945年8月30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登上他的座机飞往日本。飞行途中，麦克阿瑟或是打盹，或是与随行副官们谈论他将要实行的对被击败的敌国的占领的设想。这些设想他简要地表述为铲除那些日本思想和行为中导致对外侵略的因素，同时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下午2时5分，麦克阿瑟的座机降落在东京南面的厚木空军基地。他第一次向日本人展示了他采取戏剧性姿态的非凡能力，而这一姿态为将来的行动定下了基调。座机的前门缓缓打开，统率着已使日本屈膝投降的军队的麦克阿瑟将军走出舷窗，他身着衬衫，未带任何武器。他缓缓地注视着周围的人群，然后从容不迫地走下飞机。“从墨尔本到东京，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这是麦克阿瑟抵达日本时说的第一句话。 麦克阿瑟的莅临，没有发表演讲，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有检阅军队，平息了那些担心会有一场残暴的军事占领的日本人心中的疑虑；同时清楚地表明了将军希望他从前的敌人会与他合作，在这个国家推进民主，使日本回归和平国家的行列。在其后的几天里，麦克阿瑟继续通过姿态和象征来使日本人了解他的意图。9月2日，美日双方代表聚集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在日本投降的正式文件上签字的仪式。在简洁的甲板上，唯一的装饰物是两面美国国旗。一面曾经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那天清晨飘扬在白宫门前；另一面是31颗星的旧国旗，在近一个世纪前，它曾经飘扬在由佩里准将指挥驶入同一海湾，迫使德川幕府放弃锁国政策的舰船的桅杆上。由此，麦克阿瑟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日本将迎来第二次开国。 美国人和日本人，麦克阿瑟和吉田茂 在纸面上，对日占领是由同盟国共同采取的行动。由11个国家（其后扩展为13个国家）的代表所组成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远东委员会（FEC）负责制定一般政策。在远东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对日理事会”（ACJ）及其下属机构，“盟军最高司令”（SCAP）既是一个指代个人的称呼，也用来指负责处理日常占领事务的办公机关。设在东京的日本事务委员会由美国、苏联、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代表组成。它作为远东委员会的行政臂膀，针对情势的变化召开会议，讨论相关问题，并建议盟军最高司令采取最恰当的办法，策略性地履行经由远东委员会授权的战略措施。 然而，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两回事。美国承担了太平洋作战中的主要任务，所以它当然想要获得独有的责任，对它从前的敌人确定占领方针和执行占领事务。早在1942年，美国国务院就开始计划对日本的占领事宜了，而当时美国军队仍然在太平洋上处于守势。到了1945年夏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已就一些需要优先处理的事务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意见最终形成一份《（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文件。这份文件的一览表上最为重要的是肢解日本帝国，重修宪法以加强议会权力，解散财阀集团，以及割断神道教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在完成了各项准备之后，美国政府做出决定，即只让远东委员会对它的政策起橡皮图章的作用，例如，没有美国代表的同意，远东委员会就无法采取任何行动。随后的进一步措施又给予美国在远东委员会未能采取迅速行动时，可发出“单方面临时指令”的权力。这种指令是美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命令。 而且，麦克阿瑟将对日理事会变成了一个毫无权力的议事机构，在占领期间，这个理事会在东京召开过162次会议。在1945年8月14日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的麦克阿瑟与来自华盛顿的早期政策建议看法一致，他把这些政策视为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将会有助于促进他自己的明确选定的目标：将日本培育成为一个根深叶茂的民主国家，成为所有国家的一个和平邻居。因此，他通常并不参加对日理事会的会议，即使有时出席，他也不会仔细倾听代表们的意见。麦克阿瑟只是例行公事地将对日理事会的会议简报归并入他的供传阅的文件夹，而更热衷的是采取将短笺送交委员会负责人的方式，以通知代表们注意他已经着手实施的他自己的动议。不久，麦克阿瑟干脆连那点礼貌也不顾了。一位官员回忆说：“盟军最高司令的指令早些时候是以书面形式告知的，接着开始变为口头通知，后来就没有任何表示了。”到最后，信心不足而又无能为力的对日理事会除了还占据着一间用来召开会议的办公室之外，几乎不再拥有任何东西了。 借用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来托起自己的翅膀，麦克阿瑟大踏步地走向舞台中央，并利用一切机会在发生的事件上烙下他的个性印记。作为盟军最高司令，事实上他拥有惊人的权威，包括解散议会，检查出版物，取缔政党，以及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有人说他是“蓝眼睛的幕府将军”，而麦克阿瑟也并未试图打消日本人对他的这种印象。作为一个蓄意发出的信号，他特意选择位于日本皇宫正对面的第一保险大厦当作他的司令部所在地。第一保险大厦是东京遭受狂轰滥炸后幸存下来的极少数西式建筑之一，它醒目的轮廓侧影远胜过环绕着皇居的壕沟。更值得一提的是，当皇室的顾问们希望他前往皇宫觐见天皇时，麦克阿瑟并未答应，而代之以在自己位于前美国大使馆的私人居所里召见天皇。从记录这次著名会见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瘦高的将军穿着一件开领卡其布衬衫，未结领带，而站在他身旁的天皇身材矮小，穿着为这次会见精心选择的正式晨装。这次会见在姿态和着装两方面都形象而毋庸置疑地表明谁是胜利者，谁是战败者。“告诉天皇……”麦克阿瑟通过翻译，这样开始对天皇说话。 不过，尽管麦克阿瑟惯于卖弄华丽的辞藻，且擅长在公众场合做出夸张的姿态，却并不是由他一手决定日本改革的步骤和方向的。华盛顿已经做出对日本进行间接占领的决策，于是，日本的官僚体制被保留下来，各项指令则由盟军总部内各个平行的机构或部门发布，大约5000名美国人在麦克阿瑟统领下处理各项事务。麦克阿瑟往往以他在战场指挥部的方式来对待盟军总部的工作人员，向他们指派任务，然后让他们去奋力工作。庆幸的是，大多数人都赞同他的关于日本为什么会走向战争和极权主义的看法，也认为日本人的热情和勤奋将使这里的改革事业比其他场合取得更快的进展。占领期间的各种传说讲述了有关陆军中尉艾塞尔·维德的故事。维德是盟军司令部下属的国内情报与教育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她主张保护妇女权益。1945年到1946年间，她驾驶着吉普车到日本各地，会见各个年龄段和各种生活背景的妇女，和她们一起在乡间温泉洗澡，鼓励她们采取行动争取新的权益。维德中尉的日本助手写道：“对她来说，日本是一块白布，她可以在上面自由地描绘她心中的图景。” 尽管麦克阿瑟具有支配地位，美国占领当局又握有各种资源，但日本人还是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设法坚持了他们自己的愿望，由早先被美国占领当局所操纵的消极反对派，转变为维护自己权力的重要参与者。日本的官僚体制是一股能够将占领期间的政策推往特定方向的强大力量。随着日本政府继续发挥其职能，那些对盟军最高司令不抱好感的官员们有足够的机会使麦克阿瑟的计划偏离轨道，至少可以使其蹒跚难行。然而，大多数大臣都坚定地支持占领当局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与他们及其前辈在战前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早在1945年10月初，不用盟军总部的任何推动和指示，农林省里积极的官员们就草拟了一部土地改革法案，其中的许多条款提出了要解决战前已存在的令人忧虑的租佃问题。 如果要在日本方面找一个可与麦克阿瑟相提并论的象征性人物，那么非吉田茂莫属。从1946年春吉田茂首次组阁，到1954年秋辞去首相职务，他曾两度出任首相，（参阅表15.1）整整任职7年。战前，吉田茂作为一个外交官，曾在日本驻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大使馆里担任过各种职务，其中最高职位是1936年被任命为驻英大使。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吉田茂始终主张果断采取对华的和平政策，同时鼓励日本在亚洲北部扩展它的经济影响。他还坚持认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对于赢得它们认可日本在亚洲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外务省中“英美小集团”的成员之一，吉田茂强烈反对1940年签订的德、日、意三国条约。由于不满日本与德国结盟，吉田茂愤而辞职，战争期间不再担任公职。甚至，由于吉田茂在“吉反战”组织里的地位和作用，1945年春，他被投入监狱，坐了两个月的班房。 吉田茂作为“国际主义者”的记录以及曾经被投入监狱的经历，使他赢得了盟军最高司令的高度评价。占领当局鼓励他在战后最初的两届内阁中担任外务大臣，其后又支持他成为首相。也许由于第一次入主首相办公室时已是一位67岁高龄的老人，就像他的著名的绰号“单干户吉田”所暗示的那样，吉田茂几乎不能容忍任何对其政策的反对意见。不过，吉田茂还有一些其他的绰号，比如“袖珍丘吉尔”。这更富有想象力地捕捉到了他为人处事的神韵。像丘吉尔一样，吉田茂不仅深爱雪茄，行为傲慢，而且信奉对日本经济长期发展最为有利的保守主义政治和固执强硬的外交政策。吉田茂是日本的首相，同时也是一个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他相信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的日本国策只是一时失误，可悲地偏离了由明治和大正年间的英明领导人所指明的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日本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屈辱账可以算在少数几个军队首领及其同谋者头上。因此，他争辩说，对日本的占领只应是一场温和的家内清扫，接下来应该进行一些旨在令其恢复健康的改革。这些改革将复兴日本的经济，并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可靠成员。他的这些观点虽然使他反对，有时甚至尝试推翻盟军最高司令的某些改革措施，但是令人怀疑的是，在描绘整个占领期的蓝图方面，吉田茂是否应比麦克阿瑟受到更多的称赞。 旧梦想，新希望，普通的日本人 1945年秋季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许多战前被剥夺了自由的日本人——妇女、劳工领袖，以及左翼政治活动家，也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改造计划，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在大正时代即已提出却在随后到来的“民族主义抬头时期”被抛至一旁的。于是，许多根据盟军最高司令的命令刚刚脱离了多年牢狱之灾的共产主义者，便于1945年10月合法地成立了日本共产党。他们与其他不把美国人当成“占领军”，而是把他们看作“解放者”的左翼人士一起，组建工会，开展那些在他们看来有助于使日本超越过去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活动。与此相类似，战争刚刚结束，市川房枝就召集了“妇女战后对策委员会”。第二年，她又组建了“新日本妇女同盟”并担任理事长。这是一个提倡争取妇女选举权并扩展妇女其他合法权利的组织。 许多普通日本人也都得以分享重温旧梦的愿望。在维德中尉开始她穿越日本的旅行时，也许曾以为她可以自由地描绘她所乐意描绘的事物，但是如果日本妇女自己没有对未来的前后一致的想法，她能够保留下来的形象只是那些毫无意义的涂抹而已。正是由于日本妇女的支持，经诸如市川房枝等妇女领袖的培育和对战争年代日本妇女斗争遗产的留心，才确保1945年9月17日成功地公布了一份给予日本妇女选举权的法案。在1946年4月第一次战后选举中，79名女性竞争众议院的席位，其中39人胜利当选。在这次选举中，妇女们成群结队前往投票站，67%的有选举权的女性参加了无记名投票。这虽然少于男性高达79%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投票率，但由于许多男性在战争期间阵亡，或仍然滞留海外等待集体解除武装，所以参与议会选举投票的女性（1380万人）要多于男性（1280万人）。 如果对过去的渴望是一座给人鼓舞的灯塔，那么，战争与失败的创伤也对各行各业的日本人民关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家庭来说，1945年的秋天，所有的东西都十分短缺，工作、住房、食品、医药，以及大多数希望和梦想。根据盟军最高司令的保守估计，战争消耗了日本总财富的三分之一和它全部可能收入的一半。到1947年末，接近600万的海外士兵和平民被遣返回日本，由于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归国者面临着极为严酷的就业环境。严重的通货膨胀则使得事情越发恶化。即使政府对食品和日用消费品采取了广泛的价格控制，但这些物品的批发价格还是在1946年里上升了539%，第二年又上升了336%。在战败的混乱状态中，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准骤跌至战前的65%，而在城市则只到35%。 尽管和平年代已经到来，但头几个月份里的生活实际上仍很阴冷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