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日本人把他们的城市叫做“烧焦的荒原”，进入东京的第一批美国人也都因那里已成一片废墟而深感震惊。一个记者写道，由于“恐怖的空袭”彻底摧毁了全部工厂区，“这些矮小的人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他还写道：“从横滨到东京的数英里间，所有建筑都已被夷为平地。这片废墟上唯一显眼的东西是澡堂的烟囱、笨重的房锁和偶然一见的带有笨重铁制遮蔽物的坚固堡垒。”那些在郊区或乡间附近能有一间小屋留下来的幸运儿，要收留许多的亲戚和朋友；而在城市中，千家万户则只能在仓促搭建的贫民窟里找到栖身之所，拥挤在用烧焦的木板、油毛毡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临时搭建起来的简陋小屋里。那些不幸的人，包括战争孤儿和军人遗孀，只能勉强栖身于烧剩下来的轿车、公交车和主要铁路车站的地下过道里，甚至在城镇瓦砾堆中掘出的洞穴里。1947年初，在大阪的流浪者中，发现了东条英机的亲弟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1948年，约370万户家庭仍然没有他们自己的住房。 除去恶劣的居住条件，日本人的饮食状况也很糟糕。当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时，大多数日本平民都已经营养不良。随后的1945年至1947年间终于灾难降临，连续不断的坏天气、饱受破坏的交通和供销系统、不敷供应的肥料、使用过度的农具，以及筋疲力尽的农民都加重了痛苦和不幸。就像日本人在战争最后一年所做的那样，人们依赖大麦和土豆果腹，而不是大米，他们用落在地上的橡树果实、木屑和面粉混合起来做馒头和面包，并从蠕虫、蚂蚱、老鼠、青蛙等动物身上获取他们所需的蛋白质。1945年冬到1946年，美国紧急海运小麦、玉米、奶粉、咸牛肉等物资给日本，但饥饿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们头上很长时间。1947年，一般家庭要把他们70%的收入花费在食品上，贫穷的城市体力劳动者人数比“满洲事变”爆发时增加了差不多两倍。虽然如此，依靠大约每日1200卡路里的热量供应，大多数人还是活了下来，即使这样的热量标准只相当于政府规定的一般成人所需量的大约一半。 20世纪40年代中晚期，疾病由于肮脏和贫困而倍加猖獗。1945年到1948年间，大约650 000人患上了霍乱、痢疾、伤寒、白喉、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症及其他传染性疾病。由于卫生防疫系统千疮百孔而且医药用品供应不足，接近100 000人死于这些疾病。肺结核这个老对手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仅1947年就有将近150 000人死于肺结核，而直到1951年，每年死于肺结核的人数仍有100 000人之多。1947年，婴儿死亡率骤升至每1000个新生儿死亡77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4年以后下降为每1000个新生儿仅死亡5人。各种年龄人口的死亡率，1947年高达15‰，而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则下降为6‰。 对某些人来说，精神创伤带来了比肉体病症和物质匮乏更多的痛苦。陆海军人的遗孀们发现，尽管在战争期间她们被百般美化，但战后政府和社会几乎没做什么努力来缓解她们的困境。她们不再收到邮寄来的军人抚恤金，而妇女们几乎不可能与归国的复员军人竞争工厂的工作岗位。一个妇女在写给当时一家主要报纸的信中抱怨说，她死去的丈夫是“为天皇而战”才抛弃家庭的，但如今这个世界却冷漠地掉头而去，对她和她的三个孩子不闻不问。公众对于复员军人的态度也是如此无情。退役的军人们发现自己被指责为“辜负了国家的失败者”，由于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地的凶残暴行开始见诸报端，他们甚至被公众怀疑为犯下十恶不赦罪行的恐怖怪物。一个退伍老兵写道，当他从海外回到日本的时候，“我的房子被烧掉了，妻子和孩子失踪了，我所有的那点钱也很快因高昂的物价而被用光了，我成了一个可怜的家伙。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温暖的话，相反，他们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 在贫困的氛围中，关于大范围的腐败和有人通过增加别人的负担来积累自己财富的传言更加深了普通民众的痛苦和不满。大量的煤炭、石油、香烟、木材、水泥、钢材以及其他军需用品，都由于强盗、小偷、不法企业主和贪婪官员的巧取豪夺而不见了踪影。对公共资财的偷盗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份发布于1947年7月的政府报告得出结论说：“物资就这样从种种特有渠道转移出去，人们靠此发财致富，这已经成为威胁国家经济的恶性肿瘤。”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想要么结识那些退役士兵，他们偷带回家的军用挎包里装满了战利品；要么结识那些无耻之徒，这些人鬼鬼祟祟地从死者身上剥下衣物，或是从医院和疗养院偷来沾满鲜血和浓痰的毛毯。 对于活跃在全国各地17 000个露天市场中的大量非法商人来说，与这样的故事也没有太大差别。摊位的所有者出卖或交换各种合法或非法的物资，诸如穿旧的服装、用废弃大炮铸件锻打而成的锅碗瓢盆，以及来自农村的各种食物。成千上万的家庭依靠露天市场得到珍贵的新鲜蔬菜和家庭用品，这些是在别处无法找到的。但是，露天市场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合法获取的，或不过是从运货车上偷窃到手的，都价格昂贵。许多小贩都是被遣返回国的士兵，或是遭解雇的工人。他们斤斤计较于每一元钱的得失，不可能白送顾客任何想要的东西。一个小贩后来回忆他当时曾经如何对待一位身无分文的妇女，这个妇女的孩子裹着麻布，她忍受着人们的白眼，用一件珍藏的战前和服来和小贩交换，小贩为了杀价，只同意换给她一块已被虫蛀的破布。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商贩或许会为他们当时所采取的手段而内疚，但他们也都不会忘记当一天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白领一个月工资时的狂喜。 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战后初期的悲惨现实做出回应。有些人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另一些人则加入黑社会以苟延残喘。有组织的黑社会帮派吞噬着那些弱势地位的人和易受伤害的人，无家可归的十来岁男孩沿街叫卖偷来的食物配给券，还抢劫醉酒者和流浪者，妇女则被迫通过卖淫来维持生存。某些“神秘女郎”群集在街上徘徊，就像“血樱桃帮”的50名成员一样。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单身妇女开始与美国大兵发生关系，这成为香烟和烈酒的重要来源，她们可以用来在黑市上交换想要的物品。还有一些妇女仅仅为了食物而出卖自己的身体。“连续三天我都没有饭吃”，一名年轻的寡妇回忆说，1946年时她住在东京火车站的最底层，后来“一个男人给了我两个饭团，说他有话要和我说，让我跟他去公园，我跟他去了。从那时候起，我成了一个为人所不齿的‘神秘女郎’”。 尽管像他们一样精疲力竭和沮丧绝望，尽管现实可能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失望，但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咬紧牙关，和家人一起努力克服困难，坚持信念。正如1945年晚些时候一名家庭妇女所写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四口之家，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才8岁。对于我们来说，考虑未来是一件不被允许的精神上的奢侈品。我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每天的生活上，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今天如何活下去，而不是希望明天。我们仅用了5天时间就吃完了相当于10天的配给食物。但是也不知为什么，我们必须得这样吃，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去黑市寻找食物。我丈夫每月的薪水是200日元，而我们家的生存成本是大约600日元。为了渡过难关，我们卖掉了所有能卖的东西。我知道我们已经无法再照这样活下去了。” 这种坚韧不拔最终赢得了胜利。日本人逐渐开始一步一步地重建他们被摧毁的生活和已成废墟的国家。正当他们复活了旧的梦想，祈求着新的希望之际，他们面临了由盟军最高司令规划的改革。一夜之间，这些普通的日本男女都作为潜在的变革力量涌现出来，无论是在选举中投票，还是参加劳工运动，热情地支持土地改革，认真审查各种修改宪法的建议，老百姓都表现出了他们的热忱。说到底，就盟军最高司令议事日程上的一些项目而言，都既有取得成功的机会，也有停滞不前的可能，除非日本人民成为盟军最高司令的后盾，否则这些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非军事化 三个“d”字母打头的词——日本社会的非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政治程序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以及财富和权力的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拼写出了1945年到1947年间对日占领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麦克阿瑟带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来到日本，他坚持认为是日本军队、财阀集团以及右翼极端分子的阴谋，使这个国家走上了帝国主义征服扩张的歧途，最终导致了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战争。麦克阿瑟宣称，正是日本封建制度的本性，将其推入了战争，因此仅仅一场简单的户内清扫是不够的，对日占领需要在日本国家和日本社会两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麦克阿瑟清楚表明了他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设想。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发布公告解除了对日本报纸的禁令。在这一公告中，他强调必须改造“传统的社会秩序。在这种传统社会秩序下，日本人民已经被压制了好几个世纪”。他特别指出，改造日本社会的努力应当包括宪政体制自由化，妇女解放，鼓励成立劳工组织，学校实行更自由的教育，以及日本经济体制民主化等各个方面。 麦克阿瑟由拆除日本的殖民帝国和摧毁它发动战争的能力着手，开始了改造日本国家和社会的计划。盟军最高司令剥夺了日本对萨哈林群岛、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朝鲜、太平洋上的托管地以及其他夺自中国的土地的领有权，这使得日本的领土缩回到了它在1868年时的四个主要岛屿上。占领当局迅速解除了日本陆海军的武装，开始了遣散人数500多万的军队的繁重任务，而这支军队的大约一半仍然滞留在海外；同时，还要监督将那些生活在日本海外占领地区的300万日本公民遣返回国。盟军最高司令的设想和措施似乎正在顺利进展，正如麦克阿瑟身穿衬衫降落在厚木空军基地时所表示的那样，1946年1月，美国撤回了它执行占领任务的两支部队中的一支。 非军事化很快转换为无情的清洗，一张报纸的标题曾将之描写为“不流血的革命”。1946年的新年假期刚刚结束，盟军最高司令发布了一道听起来就不祥的指示：“不受欢迎者将被免除公职，并不得重新任职。”这份文件规定，解散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并且迫使日本官僚机构成立“甄别委员会”，用来免去公众生活中的所有“积极倡导军国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的职务。这场清洗如同一次不可抗拒的大潮冲刷着日本社会。到1948年夏天高潮来临时，已有超过200 000人被褫夺了公职。各个社会阶层都受到了影响。从前的警察缴回了他们的徽章，出版业者和新闻记者清空了他们的办公桌，政治头面人物一次次地在人行道上踱步，以求找到安身立命的新途径。这场清洗甚至触及一些热心支持盟军最高司令推行改革的杰出人物，例如市川房枝，由于她在战争期间曾与日本政府资助的妇女团体进行合作，所以也一度被剥夺了公职。 清洗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成千上万的人震惊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他们国家的事情，写信检举那些对这场悲剧负有责任的人。在政府内部，则有许多官员认为清洗搞得太过头了，以致冤枉了无辜者。有些官员想方设法改变这场清洗的轨道，以图减轻它的冲击力。于是，由于负责甄别委员会事务的文职官员对他们自己及其随从的预料之中的宽大，日本中央官僚体制本身并未遭受多大损害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145名官员被免职，其中67人如果能证明他们不是“武道会”（武术俱乐部）的成员，仍将会得到宽恕。“武道会”本是一个对柔道和传统日本剑术感兴趣的警察官员组成的团体；但是，盟军司令部的官员们在一名翻译将这个俱乐部的名字误解为“军事道德协会”之后，开始警觉起来。后来这个译员截查了一封武道会成员之间往来的信件，信中用“别失去信心，我们将看到更好的未来”这样的话来为对方鼓劲，于是，盟军最高司令坚持将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列入了清洗名单。 然而，官员们的官官相护并不能解救那些盟军最高司令决意要把他们作为战争罪犯加以起诉的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同盟国将大约6000名日本人投入监狱，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作战中犯下的罪行或是在占领国虐杀平民，其中900多人被处以死刑。1946年5月3日，盟军最高司令召开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实行公正而迅速的审判，惩罚远东的主要战犯”。该法庭起诉了28名前日本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来自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9个盟国加上印度和菲律宾的11名法官，听取了控告嫌犯密谋策划侵略，进行侵略战争，批准或纵容暴虐行为的证词。 那些批评对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人声称，盟军最高司令想要的仅仅是“胜利者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