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他们坚持说，根据严格的法律意义，参与国家进行战争的决定并不是在海牙和日内瓦签署的各项协约中所定义的战争犯罪行为。此外，他们还对那些法官未被允许考量美国人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遗憾，认为未能追究杜鲁门总统批准在日本城市扔下原子弹的责任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失职。来自印度的法官认同这一说法，他表示“决定使用原子弹”，造成了“对平民生命财产的不加区别的毁灭”。他争辩说，由于“没有什么重要之事能被追诉”，这28名日本被告应被立即宣判无罪释放。不过，在经过两年半的慎重审议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7名罪犯送上了绞架，其中包括土肥原贤二和前首相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前将军荒木贞夫、小矶国昭和南次郎被投入监狱，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和“樱花会”的创立者桥本欣五郎也受到同样的惩罚。因松冈洋右已经病入膏肓，盟军最高司令决定其免予到庭接受审判（1946年6月，松冈洋右死于东京大学医院，死前接受了天主教的仪式）。岸信介已被起诉但未受到审判，由于至今尚不清楚的原因，石原莞尔也未被送上审判台（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A级战犯28人进行了审判，结果如下，判处绞刑7名：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判处终身监禁16名：木户幸一、贺屋兴宣、白鸟敏夫、星野直树、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平沼骐一郎、岛田繁太郎、大岛浩、荒木贞夫、烟俊六、南次郎、佐藤贤了、冈敬纯；判处20年监禁1名：东乡茂德；判处7年监禁1名：重光葵。在审判过程中，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死亡，大川周明因精神病免予起诉。此外，在此前后各国也都成立军事法庭，对日本B级、C级战犯进行审判，起诉了5700人，其中984人被判处死刑。——译注）。 天皇也逃过了惩罚。英国和苏联派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代表想要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其初步证据是天皇出席御前会议，这显示他协力促成了对外侵略并允许战争暴行的发生。与之相反，对包括前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在内的一些身在华盛顿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是天皇在结束“二二六”兵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在1941年秋指示东条英机做出最后的外交努力以挽救和平时的谨慎，以及他在1945年做出停止战争行动的决定。此外，他们还争辩说，如果盟军最高司令想将帝国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度，那么天皇能在战后时期起到稳定作用。他可以保证文职官员的合作，并有助于将这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凝聚在一起。另一些人还担心，如果没有天皇，政府和社会可能陷入混乱，从而为共产主义者在日本夺权开启大门。麦克阿瑟自己倾向于保留天皇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像杜鲁门总统当时反复考虑是否使用原子弹一样，麦克阿瑟权衡实际的利害关系要重于道德上的考虑。这位蓝眼睛的“幕府将军”懂得，多少世纪以来，天皇一直是一把保护伞，给予那些以他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人以合法地位。麦克阿瑟乐于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天皇鼓励他的臣民接受盟军最高司令的指示。麦克阿瑟认为，如果缺乏天皇的合作，将会威胁到对日占领的成功。 民主化 盟军最高司令允许天皇继续在位，但美国坚决要求日本推进政治程序的民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天皇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美国的计划制订者们提出对日本的政治体制做重大调整。1945年10月，美国国务卿清晰表达了盟军最高司令应当遵循的特别准则：（日本）宪法必须修改，以使人民享有受到保障的公民自由；（日本）内阁必须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天皇负责；日本政府必须绝对“由全体选民授权并对全体选民负责”。麦克阿瑟衷心赞同这些建议。很快，他敦促战前的首相近卫文麿在制定日本自由宪法方面扮演领袖的角色，并且开始推动新任首相币原喜重郎指定一个委员会，以负责提出具体的修订措施。 不过，几乎没有日本领导人赞成盟军最高司令的理念，他们并不认为有进行剧烈变革的必要。币原喜重郎最初在执行麦克阿瑟的授意时畏缩不前，并且公开表示不用改变现存宪法，日本也能达至民主。他声辩道，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通过几个诸如将选举权扩大到妇女这样的新法案，而不是制定一部新宪法。美浓部达吉也表示支持在1889年宪法框架下达成民主的想法。由于国会和他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大学教授期间曾经倡导的“天皇机关论”，使得美浓部达吉在战后作为一名杰出的宪政专家和枢密顾问重新开始了公共生活。在1945年9月发表的一系列报刊文章中，美浓部达吉明确表示他反对“在如此匆忙的情况下”修改宪法。近卫文麿也与采取根本性变革的理想闪身而过。他在9月下旬向天皇提交了一份报告，强烈要求保留天皇具有无上权威的原则，虽然这份报告也建议强化国会的职能。1945年12月，在近卫文麿被作为战犯逮捕后自杀身亡的当天，这一适度的建议也就与这个“命运的弃儿”一道同归于尽了。 但是，麦克阿瑟没有放弃。作为对盟军最高司令催促的回应，币原喜重郎任命了一个由学者和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去考虑修改宪法的事项。该委员会由法律学家和曾在20世纪30年代短期担任通商产业大臣的松本烝治为主席。但直到1946年2月1日，当《每日新闻》披露该委员会计划提交内阁和国会批准的宪法草案时，这个委员会仍然处于举棋不定之中。《每日新闻》披露的这份宪法草案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一方面，它扩大了公民的权利，给予国会更广泛的诸如有权任命内阁等职能；另一方面，这种尽人皆知的对盟军最高司令偏爱的让步也来得极为勉强，如同1889年宪法一样，人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法律限制的。更有甚者，松本委员会重申了天皇享有至高无上权利的原则，并且呼吁保留日本的军队。 松本委员会提出的宪法草案迅速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公众新闻报道嘲笑这一结果太过浅薄和保守，就像日本全国成千上万普通男女写给报刊编辑的信件一样幼稚可笑。无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修改宪法的见识如何，显而易见的是，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大多数日本人想要的不是仅仅用来装饰门面的修修补补，他们支持彻底的改革，这一改革将剥夺军人的权力，扩展个人的自由，保证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的灾难永不重演。确实，甚至当松本委员会在1945年至1946年冬季正犹豫不决之时，许多有见识的政治团体就已在书写它们自己的宪法，就像19世纪80年代伊藤博文草拟日本第一部“国家基本法”时普通民众所做的那样。1946年初，在公众中流传的绝大多数宪法草案都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呼吁剥夺天皇特权，主张由人民重新界定君主权利，并要求确保公民的权利。 从私人方面来说，麦克阿瑟很不喜欢松本烝治。将军认为松本委员会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完全不能接受。这份草案基本上未加改变地保留了日本的政治结构，毫无价值可言。2月3日，麦克阿瑟指令盟军总部的民政部门首脑考特奈·惠特尼将军准备一部能够对币原内阁起“指导”作用的样板宪法。经过一个不平常的星期，盟军司令部的特别工作组——24名职业军官和以前的平民，包括几名律师、几名教授和记者、一名前国会议员和一名华尔街投资者，在第一保险大厦第6层的舞厅里拿出了他们自己的《宪法修正草案纲要》。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工作，此前从来没有过征服者重写其敌国的国家大法。尽管如此，起草委员会带着理想主义从事他们的工作，充满自信，满怀着其中一名成员所说的“人类精神”。正如另一名参加者所回忆的那样，任何时候她都没有想要惩罚日本人，甚至也没有打算教导他们做什么。相反，她和同事们相信，他们的职责是写出一部文献，它将有助于缔造一个更加民主的人人平等的日本。这样的社会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十分向往，却不可能从他们国家的领导人那里得到。 在仅仅6天的紧张工作之后，惠特尼向麦克阿瑟将军提交了一部全新的宪法草案纲要。盟军最高司令十分高兴，指示惠特尼提供一份这一日后被称为“麦克阿瑟宪法”的油印件，并带有象征性地于2月13日（美国的2月12日，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生日）交给松本委员会。这是一次紧张的会见。这些日本人的代表对麦克阿瑟蓝图中的许多方面“表现出显而易见的震惊和困扰”。天皇将继续在位，但不再在政治生活中扮演决定性角色，也不再像1889年宪法所宣称的那样“神圣而不可侵犯”。更准确地说，麦克阿瑟宪法草案中最为重要的条款，就是剥夺日本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将其转变为“国家和民众团结的象征，其地位来自拥有独立权利的人民的意愿”。从今而后，天皇的特殊政治职能将被限制为纯粹礼仪性的，甚至在那样的场合，他也“只能根据内阁的劝告和允许而行动”。 麦克阿瑟的宪法草案还废除了神道教，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规定“宗教组织不得从国家获取任何特权”，宣布“国家及其各级机关应当抑制宗教教育或任何其他宗教活动”。这一条款表明，旨在剥去天皇神性外衣而给其穿上新的世俗服装的长期努力，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45年12月15日，盟军最高司令已经发出了它的开局攻击，即发布了一项命令，停止国家对所有神社圣祠的资助，并且禁止“在任何以全部或部分公共基金支持的教育机构中传播神道教教义”。这一命令宣称，以往的风俗习惯导致滥用“神道教的理论和信条来进行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宣传，它们被用来欺骗日本人民，误导他们堕入侵略战争”。 天皇由王权君主转变为平民化的和礼仪性的君主的过程，在1946年元旦向前迈出了一步。这天，天皇发布了一道官方文告，即著名的《人间宣言》。主要为回应来自盟军总部官员的催促，这份文告以日文说明天皇不应被当成神的化身。采用深奥晦涩的累赘陈述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当这些言词说明天皇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生活在人间的神之时，却并未明确否认他从太阳女神天照大神那里继承而来的虚构和神圣的血统。文告说：“我与我的人民之间的纽带，乃由相互信任和慈爱而形成。它们并不单纯依赖传说和神话。它们并不能肯定天皇是神的错误观念，也不能证明日本人高于其他种族，命定要统治整个世界。”文告使用语言的含混不清并没有难住盟军最高司令，他的官员们声称这一文告是天皇“放弃神性”的声明，就像后来他们相信“麦克阿瑟宪法”搬去了君权与神道教之间的最后一块楔子一样。 除了君主权利和天皇在战后日本的角色等问题之外，松本委员会还表达了他们对宪法草案第9条，即著名的“和平条款”的关心。在最后的定稿中，第9条款明确表示：“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和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真诚希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从而保证：“不保存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并不清楚是谁最先提出了这一和平条款的设想。虽然数年过后，币原喜重郎声称是他在1946年初的一次会议上向麦克阿瑟建议的，但这一想法很可能源于麦克阿瑟自己。无论这一构想最先由谁提出，它作为“麦克阿瑟宪法”草案中的一项条款，还是令松本委员会的成员们惊愕不已，因为此前从没有任何现代国家曾经在宪法中宣布放弃作为一种国家“主权”的战争。 “麦克阿瑟宪法”草案中的其他条款较少引起震动，但也都大大有助于日本政治制度的清洁与重构。通过宣布国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的唯一立法机构”，“麦克阿瑟宪法”草案直截了当地肯定了议会至上的原则。而且，新的“国家基本法”规定内阁集体向国会负责，特别是，宪法草案赋予国会任免首相的权力，规定如果国会通过了一项不信任案，首相及其内阁就必须集体辞职。通过废除所有诸如枢密院之类的曾经与内阁和国会分享权力的有违议会政治的机构，宪法草案进一步强化了国会的地位。 “麦克阿瑟宪法”草案的第31条强调了日本人的基本公民权利，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受到了保障。这就是说，这些权利被认为是绝对的，不受法律限制的，而1889年宪法和“松本宪法”草案都曾对这些权利加以种种限制。诸如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美国宪法体系下的学生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其中的一项条款给予了“成人普选权”，而其他条款则允诺了集会与出版的自由，规定“没有律师的即时介入”，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定罪，并以法律保证人民的居住安全，禁止无端的搜查与剥夺。相当有趣的是，“麦克阿瑟宪法”草案甚至比它的美国摹本更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