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因为它还提供了学术自由、免费普及教育、促进公众健康和社会安全、选择职业、基于男女双方同意的婚姻、劳工组织工会和进行团体交涉等的权利，以及“每人都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卫生和文化生活的权利”。 警觉到“麦克阿瑟宪法”草案中含有针对自己的意思，松本烝治立即与币原首相会商。松本烝治报告说，当惠特尼将宪法草案提交给他的委员会时，将军十分明白地表露，如果日本人拒绝这份草案的原则，盟军最高司令就“无法保证将会对天皇采取何种措施”，暗示将会把天皇作为战争罪犯送上法庭。经过仔细考虑，惠特尼建议就此达成一致，而他和他的助手们则在花园里散步，“享受你们的原子能的阳光”。这种讥嘲的言辞清楚地表明了谁才是发号施令者。而且，公众关于宪政的激烈争辩也极大地限制了首相的选择自由。对“麦克阿瑟宪法”草案置之不理，将有导致公众更加尖锐地批评“松本草案”的风险，因为“松本草案”中几乎没有包含盟军最高司令所提出的在日本人民中极受欢迎的那些条款，诸如关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等长长的目录。 币原首相设法与麦克阿瑟会面，寻求达成某种妥协的可能性。1946年2月22日，两人进行了一次三个小时的会谈，麦克阿瑟未做出任何退让。盟军最高司令再一次明确无误地表示，他支持盟军总部草案中提出的基本原则。他又一次说起，他相信如果宪法的自由主义化不能即刻开始实行的话，英国和苏联的代表就会坚持要求废除天皇制。币原喜重郎屈服了，他指示松本烝治说服其委员会成员接受美国的意志，并修改其草案，以与美国提出的样本相一致。3月4日，盟军司令部特别工作组复审并通过了松本委员会的新草案。第二天，松本烝治将新草案提交给日本内阁。这份新草案的基本内容与麦克阿瑟草案的原本极为一致，唯一的实质性改动是提出了两院制议会的条款，而这是在2月22日麦克阿瑟和币原首相会面时就已经决定了的。 宪法草案的通过程序进行得相当顺利。1946年3月6日，日本内阁批准宪法草案见报，所有主要政党都迅速站出来赞成新宪法，只有日本共产党不在其列，他们希望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并建立一个日本人民共和国。接着，宪法草案提交到国会，在进行了某些小修小补之后，10月7日，新宪法在国会获投票通过。在重新确定天皇地位和可能会对“国体”造成的消极影响等方面，新宪法时常遭到保守派人士的激烈反对。最终，1946年11月3日即明治天皇94岁诞辰纪念日，他的孙子昭和天皇颁布了作为1889年宪法修正案的新宪法。尽管新宪法中有着教权与政权相分离的条款，昭和天皇仍然遵循一种古老而备受敬仰的传统，在三个主要的神道教神社举行的特别纪念仪式上，恪尽本分地向他的祖先报告他的行动。1947年5月3日，新宪法生效。 分权化 美国占领日本的另一个目标是，要摧毁日本战时精英所鼓吹的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拆除那些被认为是推动日本人走上邪恶之路的社会结构，并且促进那些支持盟军最高司令及其改革措施的新选民成长。于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交，从盟军最高司令办公的第一大厦向盟军总部全体人员发出命令，指示他们打破财阀集团，培育劳工组织，执行农村改革方案，废除中央官僚对教育的控制，以及重新制定公民准则。 与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实行的许多其他新政一样，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做出了最初的决定，即解散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就像当时所说的那样“使财阀破产”。根据官方的考虑，有数据显示主要财阀支配着日本国家大约四分之三的工商业活动。对于许多美国决策者来说，资料表明了两点推测：第一，这些财阀的首脑与军阀一起协力密谋日本海外帝国的扩张，以致造成了与中国和美国的战争。以一个著名的美国反垄断主义者的话来说，这些大财阀就是“日本不负责任政府的缔造者”。第二，如此庞大的固有财富是有害于民主社会成长的。在一份得到盟军最高司令签署的指示中，美国国务院1945年末派往日本调查大企业情况的使团团长报告说：“经济控制的集中化使财阀得以维系他们自己与被雇用者之间的半封建关系，得以压低工资，阻碍独立政治意识的发展。于是，中产阶级的形成，在其他民主国家中有助于反对军人集团，在日本却停滞不前。” 日本人并非对美国占领当局的意图不以为意。那些大企业的首脑们意识到财阀集团某种程度的分解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仓促地公布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希望以此将盟军最高司令大刀阔斧的砍削降低到最低限度。于是，1945年9月初，安田财阀提出了一项经济改革的方案，立即得到了三井、三菱和住友财阀集团的赞同。在安田的方案中，这四家主要财阀拥有的公司将向公众出售它们的股票，公司首脑与参与企业管理的财阀家庭成员随之辞去他们的职务。 1945年9月6日，麦克阿瑟接受了安田的方案，但在附文中保留了盟军最高司令采取进一步更为激进政策的权力。最终，在有影响力的惠特尼将军的支持下，麦克阿瑟认定那些财阀集团公司需要摆脱的远比上层经理和家庭成员多得多。于是，1947年1月初，大约600名公司官员在清洗名单上发现他们的名字，数百名其他管理者在预感到他们将被赶下岗位时，提出了辞呈，最终，有总数接近1500名的企业家，包括四家主要财阀集团企业中的每一个总经理级的人物，离开了他们的公司。不过，令某些盟军总部的官员们产生挫败感的是，那些人中有许多很快就在其他公司企业中重新露面，因为他们仅被禁止在某些公司任职，而并未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例如，被赶下台的三井银行的头头，变成了初出茅庐的索尼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的经验及其与其他日本企业精英的个人关系都给索尼公司带来了莫大的帮助。 1947年，盟军最高司令逐步增加了反财阀的力度。4月，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国会施加压力，迫使国会通过了《独占禁止法》，该法禁止卡特尔组织和垄断性公司的存在。6月，反垄断法刚一生效，麦克阿瑟即带有几分戏剧性地发布命令，解散三菱会社和三井会社这两家大公司，这使日本企业界非常震惊。随后，1947年秋，麦克阿瑟又敦促日本国会通过了《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规定拆分任何支配着某种特定市场，从而使新来者无法生存的公司。当盟军总部估计新法律可能施行到1000多家企业时，日本经济界出现了激烈的反对声，甚至许多默认废除财阀的人也都发出了否定这项新措施的声音，但是，麦克阿瑟坚持他的既定方针。在12月18日那个闹哄哄的夜间会议上，盟军最高司令的支持者们在每一间议会休息室里都做了手脚，把时钟停在23点59分不往前走，以推迟结束那年立法会议的预定程序。最后，参众两院都批准了当时已经广受争议的《反集中法》，这是《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的广为人知的简称。 麦克阿瑟及其在盟军总部中的盟友也意识到，一场强有力的劳工运动对于经济力量的分散也是很有必要的。盟军最高司令相信，在劳资双方之间打造出一种更为公正的平衡，将会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特别是，雇主与雇工之间“封建”关系的废除，将会纠正作为战时特征的严重分配不均，将会有助于一种工业民主的诞生，并为防范将来的任何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保证。同时，麦克阿瑟希望，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水平将会创造出一批中产阶级的拥护者，能够指望他们支持盟军最高司令的所有改革方案。 1945年初秋，麦克阿瑟宣布，他期望日本通过保证工人享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的权利和举行罢工的权利来提高他们的地位。令他高兴的是，他发现自己正在推开一扇曾被开启的门，因为许多日本官员也都支持给予工人们更大的权利。这些官员的态度反映了早些时候内务省里“人民的羊倌”的理念。早在大正时期，这些人已经通过设法疏通议员们来认可更为强有力的工厂法案和增进工人健康保险的法案，以期将伴随着西方国家里工业化过程的种种看来不可避免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即使在日本深陷日中战争泥沼的20世纪30年代，官员们仍在以一种服务于日本战时动员的方式，继续重申着他们调整劳资关系的努力。1940年9月，政府控制的“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建立，意味着独立劳工运动的死亡。不过，战后岁月出现的新机会，使得日本官员中提倡劳工权益者重新振作起来，而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则是那些相信必须促进行业组织活动，以防止整个产业崩溃的日本人。这样，就在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公开表明以经济民主化作为盟军最高司令的主要目标之一的几天前，日本内阁已经任命了一组官员、学者和劳工领袖去拟订劳工法的草案。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这个慎重的小组迅速制定出《劳动组合法》，而国会也于1945年12月通过此法之时，盟军最高司令仍然主要只是个旁观者。在很大程度上，该法案抢先表达了日本人认为麦克阿瑟所想要的东西，它重复了美国在1935年通过的《瓦格纳法案》中的某些条款，规定所有在私营和公营部门工作的职工（仅消防员、警察和狱警除外）拥有组织劳工团体和进行团体交涉，以及参加罢工的权利。在吸收国外法案条款的同时，《劳动组合法》还包括了几乎是从内务省官员在战争期间草拟出来（但未获国会通过）的法案原本中逐字逐句转抄过来的条款，例如有条款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遭受损害的工会组织有权获得赔偿。 1946年至1947年，日本政府采取主动行动制定出其他两部重要的劳工法案。《劳动关系调整法》也吸取了《瓦格纳法案》的若干条款，禁止资方的不公正行为，诸如拒绝组织工会，开除参加工会的工人或以其他方式歧视他们，以及干预工会的内部事务；等等。不过，为了得到这些法律的保护，工会也必须到政府登记注册，并证明它们是民主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进行集体谈判，而非采取政治行动。《劳动基准法》，所谓“劳动三法”中的最后一个，则规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长工时（每天8小时，每周48小时），以及享受节假日、工作场所的安全、新手培训、女工和童工的雇用等问题。最后，为使这些法案付诸实施，日本政府于1947年设立了劳工部，由战前的政治活动家山川菊枝担任与妇女儿童有关的部门的负责人。 由于受到这些新的保护他们利益的条款的强烈刺激，以及渴求在当时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保住他们的工作，日本的工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了起来。1945年8月，尚没有一个工厂的工人怀揣工会会员卡。但到1946年1月，已有近1200个工会组织涌现出来，其全部成员接近90万人，超过战前高峰期的一倍多。1946年末，上述数据迅速增长为17 000个工会组织和480万工会会员；到1948年中期，进一步增长为33 000个工会组织和670万工会会员。此时，已有接近一半的工人加入了工会。这些新的劳工组织绝大多数称为企业团体。就是说，与那种全行业范围的吸收所有身怀特定劳动技能的工人，随后在数个企业建立其下属支部的水平式工会组织不同，战后的劳工领袖们倾向于那种以公司为范围的，招收某一特定企业中几乎全部雇工——既有白领工人也有蓝领工人，既有熟练工人也有非熟练工人，只将顶层管理者排除在外的垂直式工会组织。战前强调这些企业的家族性、雇工的忠诚度，以及雇主的家长式管理的话语已经孕育着企业型工会组织的成长道路。在1946年和1947年中广为人知的观念即有雇用的保障依赖于被雇用者能否永久地依附于一家长期稳固的公司，刺激着这种工会组织的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劳工领袖们组建起一些全国性的劳工联合会，例如著名的脱胎于战前“日本劳动总同盟”的温和的“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它们相互通报各地的发展状况，帮助不同公司里的工会组织，并帮助它们协调行动。 占领当局也将土地改革列为促进民主和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主要手段之一。根据盟军最高司令的思路，日本农村的高租佃率加剧了战争期间农村的凋敝，将无数个村庄转变为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当1945年日本投降时，这个国家7200万人口的大约一半仍然生活在农村，全部农户的大约四分之一，只拥有他们耕种土地的不到十分之一。由于担心持续不断的农村贫困可能产生骚乱，并会导致盟军最高司令的所有改革方案脱轨，1945年12月9日，麦克阿瑟签发了一份公告，明确通知日本公众和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土地以支付得起的价格出售给佃户。 就像该项计划所显示的那样，如果没有日本政府的合作以及众多农民自身的参与，盟军最高司令肯定不可能完成这一根本性的社会秩序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