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确实，早在战前，许多日本人已经将农村佃户视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1945年时，甚至早在麦克阿瑟表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想法之前，某些日本官员即已开始计划土地改革。一份由农林省官员们草拟的改革法案，于1945年12月在国会获得通过。但盟军最高司令在经过仔细分析之后，表达了对这份改革法案的失望，因为计算表明，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日本佃农家庭可以根据这一法案得到足够的土地供养他们自己。这个问题在日本官员和盟军总部官员中引发了一轮争论。当吉田茂于1946年成为总理大臣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并于10月21日在国会获得通过。 1946年的土地改革法案授权政府购买所有属于在外地主的土地，法案也允许在乡地主保留只够他们家庭耕种的土地（在大多数县份为2.5英亩，北海道为10英亩），再加上一份他们能够出租的额外土地（在大多数情况下约为5英亩）。国家则根据1945年稻米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复杂计算公式，给予地主补偿，然后政府再以购买价格将土地转卖给希望得到土地的佃农。购地的佃农既可以支付现金，也可以订立一份30年的3.2%抵押的契据。 根据多方面的衡量，土地重新分配的改革如同占领期间所进行的任何改革一样，富有戏剧性和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所有村庄里的所有农户都受到了影响，因为政府从230万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又将这些土地转卖给了470万户佃农。不用说，许多地主感到他们的利益遭受了不公平的剥夺。“我的父亲死了，土地改革了，加上沉重的税收，所有这些使我的家庭陷入了赤贫，”一个年轻人充满自怜地回忆道，“我们不得不放弃从远古祖先那里世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而眼见佃户们努力争取原本属于我们的福利。如今，我们必须挥动我们虚弱的臂膀，在自己的田里干活。”在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例中，一个从前的地主战争期间去海外打仗，1946年从中国遣返回日本，当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大多数土地时，他杀死了3户佃农家庭，并纵火焚毁了6所房屋。 与之相反，那些缺少土地的家庭则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一夜之间，佃农就在日本消失了。到1950年，当土地改革结束之时，自有土地只占他们耕种土地面积不到十分之一的农民数量已经微乎其微，国内全部稻田的90%都已由农民们自己耕种。而且，农民得到土地的价格不断降低，到土改计划的最后一年，战后时代的过度通货膨胀已经把土地的实际购买价格降低到土地标价的大约5%。换句话说，1950年时，一户佃农只要以仅仅13包香烟的价格，就可以付清四分之一英亩的稻田抵押金；而在1939年，同样面积的土地价格则要卖到相当于9年的香烟供应量。这个价格远远超出了一户普通佃农的支付能力。 由于地主们失去了他们的财产，他们被迫放弃的作为乡村精英的社会地位，则由广大的独立农民取而代之。如同盟军最高司令所希望的那样，这些农民不断发展成为赞同民主原则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许多年后，一个农民追怀往事说：“战前，你只能干活、干活再干活，却永远也存不下钱，永远也吃不到可口的饭菜，永远也吃不饱。如今，甚至不用累死累活，你就可以存起钱来。虽然存不了多少，但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感觉不到需要用钱。与过去相比，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变得相当奢侈。”当麦克阿瑟宣称，他确信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没有比这更为成功的土地改革时，也许这一次，他的自负和夸张并不是令人不可容忍的。 教育改革的需要作为分权化的又一个突出方面，不仅占据着盟军最高司令的头脑，也成为日本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着重考虑的事情。1946年3月，一个由27名美国教育专家组成的使节团到达日本，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旋风式访问。随后，他们自信地提出了一套建议，提出了“学校的控制应广泛分散而非高度集中”的原则。当年秋天，盟军最高司令将这份完整的报告交给一个日本委员会。很快，日本政府就将大量的教育管辖权限从文部省转移到学校，包括公众选举的府、道、县教育委员会有权遴选教师，决定选用课本，以及设定学校的全部课程。由于被认为是精英主义的因而是不民主的，战前的双轨体制遭到了废弃，代之以美国式的单轨体制，包括6年制的小学、3年制的初中和3年制的高中。同时，政府通过设立一些4年制的学院，扩展了高等教育的体系。 在教育体制的结构性变革之外，官员们还发表演讲，讨论有关教育的哲学问题。为了回应对极端民族主义价值观导致战争期间学校课程内容堕落的批评，政府废除了《帝国教育敕语》，又于1947年通过了《教育基本法》，宣布教育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尊重个人尊严，努力培养人们热爱真理与和平”。至此，学校已经抛弃了战前的道德伦理课程，教育工作者忙于重编教材，以强调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美德。大多数公立小学和初中的教员都迅速欣然接受了新的正规信仰。羞愧于其在推进军国主义价值观中所扮演的角色，悲痛于如此之多的学生因坚持教员们在课堂上讲授的意识形态和重复着教员们所教的口号而赴死沙场，震惊于战后岁月里生活条件的恶劣，绝大多数教师都十分乐于把自己献身于《教育基本法》设定的另一个目标，即“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盟军最高司令决心根除社会权力的集中，敦促日本官方修订《明治民法典》，尤其是麦克阿瑟想要废除男性家长支配妻子和孩子的“封建主义的”权威，并废除长子的特权地位。并非所有日本人都与盟军最高司令的看法一致，诸如一些法律学界的保守主义者就赞美日本旧有的家庭制度是“东方美德之根基”和“日本精神之荣光”。然而，与对其他许多占领期间的改革一样，大多数日本人都乐于抱有与美国人同样的目标。妇女们在战前就曾慷慨激昂地反对《明治民法典》很多年，随着宪法的修改和选举权的扩大预示着性别平等的美好新时代即将到来，她们的不满在1945年和1946年迸发出来。因此，甚至在盟军最高司令发出他希望看到一部新民法典的信息之前，法务省就已经任命了一个检讨委员会。可想而知，许多日本人的努力参与势必会减少盟军最高司令扮演角色所起的作用。当时的公民事务局局长及其后的最高法院法官回忆道：“日本将要废弃它自己选择的家庭制度。这一废弃并非麦克阿瑟将军强加于我们的。”另一位委员会成员表示同意，他声称有关继承和家庭关系的条款需要加以修改，以便使家庭法符合新宪法所强调的人人平等和男女平等。盟军最高司令委派去监督这一过程的一位属员也同意这种看法，他写道，他的工作人员从未命令过，甚至从未催促过，一部旧法规的修订版就完成了，这个委员会“所做的远比我们期待的要彻底得多”。 转向 如同盟军最高司令改造日本的艰巨努力一样迅如疾电和势不可挡，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政策发生了转变，这是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策调整，以致许多人称之为“转向”。这个词汇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因为麦克阿瑟从未允许自己做出完全向后转的决定。不过，从1947年以后，这个老兵开始更改某些措施，甚至默许将一些改革措施几乎完全颠倒过来。引起对日占领政策重新取向的原因并非一端，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曾经设计过这一过程。由于美国力图逐步服从于自己在战后时代新的全球目标和战略任务，因此在日本推进进一步改革的热情减退，1945年至1947年间以“d”字母打头的任务〔前几节中的“非武装化”（demilitarization）、“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和“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译注〕，不得不让位于重建经济的“r”字母打头的任务，即劳工的再培训（retraining）、恢复失业者的工作和职业（rehabilitating）、军队的重新武装（rearming），以及完全以西方的国际礼让重新排列日本的国际地位（realigning）。 与苏联冷战的突然开始，一系列苏联卫星国在东欧的建立，毛泽东注定将在中国取胜的前景越来越明朗，两个朝鲜之间不断加剧的敌意，这些都使得许多美国官员相信，他们的外交政策需要一个稳定的、民主的日本来承担抵抗共产主义在太平洋区域进一步扩张的堡垒角色。反过来看，日本的政治稳定依赖于日本的经济复兴。在1948年1月6日发表于旧金山，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一篇演讲中，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陆军部长表达了这些主题。“新的发展正在亚洲兴起”，部长宣称，要求日本拥有一个“自由的政府”和“一个健全而足以维持的经济”，以便能够“作为一个制止任何其他极权主义的战争威胁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十分明显，日本将要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的盟友。其他一些美国官员补充说，对于盟军最高司令来讲，帮助日本达成其新使命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限制已经显得过于活跃的劳工运动和停止解散财阀，来促使日本经济恢复元气。正如一位盟军最高司令下属的评论员所说，劳工运动和解散财阀，将使日本沦为一个丧失力量的、贫弱不堪的、“仅有小商小贩”的国度。 日本国会很快就插进来对此表示赞同。站在这一集团中心的是前任驻日大使格鲁和一些战时曾经参与制订对日占领计划的前国务院官员，甚至早在当时，他们就已经争辩道，一个健康的日本经济将是太平洋区域长期和平的先决条件；此外，他们也不同意将诸如三井、三菱之类的老牌财阀等同于军国主义的流行看法。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财阀集团的首脑人物都是在“大东亚战争”期间支持自己国家的忠诚爱国者，而且他们的公司也在为日本海陆军制造枪炮弹药。然而，按照日本国会的说法，这些老牌财阀在20世纪30年代并未鼓动军事扩张，所以将它们废除并不是一个好主意。由于1945年和1946年正值改革高潮，这种观点未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遭受挫败的前设计者们在日本国会的非正式喉舌《每周新闻》上再次抛出了他们的论点，他们连篇累牍地抱怨分权化法案势将造成“对日本经济结构的核轰炸，如同臭名昭著的摧毁广岛的原子弹轰炸一样影响巨大”。 美国实业界人士要求转向的呼吁助长了日本国会的地位。1947年秋，在访问日本期间为投资公司进行实地考察之后，詹姆斯·李·考夫曼编制了一份长篇报告，对华盛顿官员们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律师事务所代表着许多战前曾在日本经营的美国公司。在这份报告中，考夫曼警告了那些拖延对日本投资的美国最有力量的公司。他声称，这样做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盟军最高司令部里的“疯子”正在推行“社会主义”，正在进行将会导致经济崩溃的改革，而“这正中驻东京的苏联大使馆里数百名苏联人的下怀”。 随着针对盟军最高司令经济政策的争论的展开，已经做出决定的官员们发现了其他一些质疑麦克阿瑟政策的理由。在美国国会里，著名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纷纷登台，表达他们对于危险的共产主义者加入日本如火如荼劳工运动的担忧；而另一些人则争辩道，简单说来，对日占领就是在任意挥霍美国财政部的金钱。在对日占领的头两年，美国已经花费了将近6亿美元来支付盟军最高司令部全体人员的工资和食品开支，而其他间接的开支甚至更加可观。新的论点指出，日本经济的复兴将会大大减轻已经负担过重的美国纳税人的重负。 来自日本人的令人信服的要求增加了批评的强度。也许，对盟军最高司令政策最吹毛求疵者是吉田茂。虽然在1946年5月到来年春天担任首相的第一个任期内，吉田茂曾经支持过麦克阿瑟的某些改革建议，但更经常的是他与盟军最高司令的意见相左。在盟军最高司令追求纯净化，诸如解散财阀，在宪法体系中重新定位天皇，以及界定向劳方倾斜而抑制资方的过程中，尽管首相可做的选择很少，但仍可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过，在1949年1月举行的选举中，吉田茂的自由党在得票数上以极大优势胜出，从而奠定了吉田时代的议会基础。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头号国民”于1954年末从首相位置上下来为止。随着吉田茂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意识到自己已经牢牢把握住了首相职权，他向盟军最高司令大声疾呼，促使盟军最高司令调整政策方向，推进经济的稳定与重建。此外，他还抓住每一个机会，公开表明他的另一个观点，即认真负责的官员、保守党的政治家和商界的领袖们必须不计个人得失，为一个民族独立、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日本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 起初，麦克阿瑟试图回击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对日占领开始朝着新的目标一环套一环地转动。首先进行修正的是劳工政策，日本国内的事件触发了这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