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随着工人们于1946年秋大批建立他们的企业工会，好斗的“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号召兴起全国性的劳工攻击态势，以赢得“生存工资”和长期工作保障。作为回应，260多万工会会员，包括学校教师和来自其他公共部门的职工，誓言于1947年2月1日开始罢工，以使这个国家陷入瘫痪。这些工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面包和奶油的目标，提出了增加工资和实行最低工资保障的要求。不过，“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中的前共产党员们担任罢工的组织领导，他们逐渐以政治性的目标武装起来。随着罢工日期的临近，工会方面的发言人呼吁作为激烈反共分子的吉田茂辞去首相职务，他们还进一步要求以“左派”的联合政府取代吉田内阁。 吉田茂这个“头号国民”对此怒不可遏。在公开场合，尖刻的首相给“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打上“歹徒帮派”的标记。私下里，他与盟军最高司令协商，要求美国人进行干涉并禁止罢工。麦克阿瑟并非不表示同情。他与他的盟军总部的顾问们曾经想象过以一场劳工运动奉献给工业民主的理想，他们也不比吉田茂更能忍受政治化的工会运动。富有戏剧性地，在罢工即将开始的前夜，麦克阿瑟颁布了禁令，表示在日本经济仍然深陷泥潭处于危殆之际，他无法容忍如此具有破坏性的罢工行动，他也不会鼓励社会混乱。为了确保工人们能够留意到他的禁令，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亲自去电台广播取消罢工。“根据盟军最高司令的严厉命令，”这位劳工领袖以颤抖的嗓音宣布，“我们除了放弃罢工别无选择。我只能想起这句老话：‘退一步，进两步。’工人农民万岁！让我们继续团结在一起。”劳工和盟军最高司令之间的对抗时期开始了。 1948年10月，吉田茂组建了他的第二任内阁，开始对劳工立法进行彻底的检查和修正。麦克阿瑟支持这一想法，于当年夏天致函日本政府，要求其约束公共部门雇员进行罢工的权利。劳动省也表现出撤销某些早期法令的意愿，以便巧妙地从根本上切断工会组织的好斗性，并维持劳资双方之间的力量平衡。甚至在收到麦克阿瑟的来函之前，劳动省已草拟出一份文件，表明他们对工会的看法：“参照劳动组合法提出的关键目标，任何一个工会第一位的，而且是最重要的职责是，致力于经济重建。”劳动省的官僚们感受到了维持社会秩序和营造有利于经济发挥全部潜能的环境的责任。1945年，当劳工处于劣势时，这些目标导致官僚们提出有利于劳工的法律。到1948年，在数百万工人已经加入政治性工会之后，官僚们也就向资本家方面倾斜，以阻抑社会动荡发生的可能性。 1949年，吉田茂着手遏制劳工的激进主义。他倡议修改《劳动关系调整法》，以便给予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在工会认证方面更大的权限，这一策略是设计来使工会组织脱离共产主义者影响的。1950年，吉田茂征得盟军最高司令的同意，将这些努力付诸实施。他发动了“扫红”（即“清除红色分子”。——译注）运动，从政府部门和劳工运动中清除那些被指称的共产党人，很快，运动也扩展到了私人企业。到1950年秋，2万多名所谓“左翼分子”的教师、记者和工厂工人发现自己遭到解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用来为这些解雇辩护的居然是盟军最高司令过去曾发布的第548号指令。该指令禁止人们设法“抵抗或反对占领当局”。 在1948年里，麦克阿瑟开始渐渐放弃了解散财阀的政策，表露出转向的一面。1947年12月通过的《反集中法》招致了来自日本实业界领袖们疾如雹灾般的批评。这些人预言，如果盟军最高司令坚持解散或者重组1000多家公司，日本经济就将崩溃。与此同时，考夫曼的报告也在华盛顿引起了对驻日盟军总部中那些“疯子们”的担忧。国务院政策制定顾问乔治·F.凯南也表示，《反集中法》将导致经济灾难和造成无政府状态，使日本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所征服。1948年3月，有影响力的凯南亲自拜访麦克阿瑟，递交了华盛顿方面写有如下内容的信函，即盟军最高司令必须修改它在日本的改革计划，优先考虑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以便使这个岛国加入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行列中来。 压力太大了，甚至连麦克阿瑟也无力抵挡。1948年4月，麦克阿瑟同意成立一个“分权化检查委员会”来反省早些时候所提出的，废除那些有足够力量阻止新来者进入它们市场的垄断公司的计划。这个新的委员会随即宣布数百家公司不适用于《反集中法》的范围。该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盟军最高司令已经定下325家日本公司将被解散或重组，但该委员会很快将这些目标公司的数目筛除到只剩19家，接着又到仅仅9家。麦克阿瑟的属员们异乎寻常地屈服了，他们宣布分权化改革已经带来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此同时，当日本的上诉部门开始否决对数千名前公司管理人员的清洗时，盟军最高司令也保持沉默并且袖手旁观。 非武装化是另一项在占领早期最为美国人重视的政策。随着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不断紧张，迫使美国人重新思考日本在东亚可能扮演的防卫角色。1948年11月，华盛顿指令盟军最高司令组建一支150 000人的准军事部队，以补充常规的日本警察。曾经率军横渡太平洋与日本人作战的麦克阿瑟，对这一方案抱有很深的疑虑，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才迫使其勉强接受了这一方案。随着1950年夏美国军队离开日本开赴朝鲜半岛，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组建一支75 000人的国家警察后备部队。在表面上，这支部队的目标是保证国内安定，然而这些“警察”装备着M-1步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焰喷射器、大炮、坦克等武器，还配备了美国顾问。其中的一个顾问描述，这支部队像是“一支小型的美国军队”。 重新武装必须在法律上与新宪法第9条相一致。新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清楚表明日本将永远不再保留陆军、海军和空军。起初，吉田茂支持照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一条款，甚至同意禁止为实行自卫而武装；但国家警察后备部队的建立，使得首相不可能执着于对这一条款的原来那种解读；而1952年2月进行的日本民意调查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首相否认日本重新武装是在说谎。吉田茂在文字游戏中绝非业余水平，他最终采纳了这一命题，即宪法第9条允许日本保留武装力量，只要这些部队不拥有“战争潜力”。其后继任的历届内阁也都乐于这样谈论“潜在的进攻能力”。他们认为就像其他主权国家一样，并与联合国宪章相一致，日本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利，因此，保留一支具备单纯防御能力的武装力量并不违背宪法精神。 独立 进入到1950年，麦克阿瑟显然已经开始对占领日本感到厌倦，大多数日本人也都有此同感。尽管从早些时候起，吉田茂就喜欢听人讥讽驻日盟军总部应该“趁早回家”，但1947年3月17日，麦克阿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建议，如今已到缔结一部正式的对日和平条约的时候，以取代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签署的日本投降文告。此后，麦克阿瑟就成为呼吁结束对日占领的首要人物。他解释说，经过两年的掌舵，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被解除了武装；民主政治成长所必需的宪政改革已经步入正轨；土地改革正在进行；打散心怀恶意的资本家财阀集团的计划也已制订。在他看来，日本未来和平的基础已经奠定，再拖延占领恐怕将有画蛇添足之嫌。 尽管麦克阿瑟较早地并令人颇觉意外地鼓吹与日本缔结一部和平条约，但命运之神并未选择他代表美国去谈判签订这样的文件。缔结一部日本和其他将近50个国家都能接受的和约的任务落到了杰出的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肩上。1950年5月18日，杜鲁门总统提名杜勒斯作为自己的首席代表。到这个时候，麦克阿瑟大约已逐渐失去总统的信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任命麦克阿瑟为进驻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但同年，在将军公开反对总统的军事政策之后，生性好斗而又坦率认真的杜鲁门立即解除了麦克阿瑟驻朝联合国军司令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的两个职位。司令变成平民，尤其是令人生畏的“蓝眼睛的幕府将军”居然被免职的事实，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是一次最清楚不过的实际教训，使其能够领会什么才是他们将要经历的民主。 杜勒斯开始与美国的战时盟国协商。有些国家倾向于一种仁慈宽厚的解决。他们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志在报复的“巴黎和会”最终滋生出愤懑和怨恨，而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正是驾驭着这种仇恨夺取了政权。将类似的羞辱施与日本，也会导致令未来人们难以承受的痛苦遗产，从而冒着给后代带来不祥后果的风险。不过，另一些国家则游说要缔结一个严厉强硬的对日和约。那些曾经深受日本侵略苦难的东南亚国家，想要从日本得到严苛的令其难以承受的补偿。而英国则担心它在亚洲的市场，所以一再要求限制日本将来的出口潜力。这场争论，加上越陷越深的与苏联的冷战和朝鲜半岛上如火如荼的热战，构成了杜勒斯对于日本未来全球角色的思考。他征得杜鲁门总统的认可，决定对日和约应当建构起一个框架，使日本得以继续经济复兴和政治稳定，以便将日本锁定在西方盟国阵营，从而确保美国军队能够向太平洋区域投放其武装力量的特权，同时使日本重新武装致力于区域性自卫。 杜勒斯与执拗顽固的日本首相进行了极为艰苦的谈判。在整个占领期间的所有事务中，没有什么比恢复自己国家的全部主权更令吉田茂心向往之的了。吉田茂曾经担任过外交官，在第一次组阁的三年时间里，他通过亲自兼任外务大臣，向外界表达了使日本重新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决心。对于订立一个什么样的条约才是可以考虑接受的，吉田茂抱有固执的且众所周知的观点。他决不会在一个惩罚性的和约上签字，而要为达成一个非限制性条约而顽强抗争，使日本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得以充分发展。考虑到种种前因后果，吉田茂赞成与美国结盟，他相信，如果在华盛顿会议上缔结的协定保护了日本利益的话，可带来一个较为乐观的新局面。 尽管吉田茂在和约谈判中的立场很固执，但“头号国民”被迫至少表现出对他人观点的敏感。他在日本政坛上的“左派”对手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和平原则”版本：日本必须中立化，不加入冷战阵营的任何一方；日本不得重新武装；美国军队必须从日本撤出。然而，吉田茂拒不考虑使日本中立化，他将此说成是“喋喋不休的梦呓”，是一种使日本难以保证未来和平的外交姿态，因此“无异于水中捞月，镜里采花”。然而，“左派”的和平原则在日本选民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吉田茂甘愿招致他们的不悦，并且冒着丧失实际职权的风险，借以铸造其在和约谈判中的角色形象。 在遭到国内政治火力交叉攻击的情况下，吉田茂采取一切方法机动对抗。他一再向公众说明，日本未来的安全保障需要一个与美国的防御性同盟，日本除了允许美国在自己的土地上驻扎军队，别无他策。但与此同时，吉田茂也毫不动摇地坚持，日本应当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武装。1951年1月，杜勒斯在一次个人会面期间将这一要求搁上台面，建议日本组建一支300 000人的地面部队。吉田茂抓住机会从剑鞘中拔剑出击，他说，他的国家无力承担这支军队的建设，公众不会允许这样做，宪法也禁止这样做，日本的邻国也将对此感到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吉田茂的这番推托还掩盖着其他一些原因，虽然他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但吉田茂决不愿患上和美国人同样的关于遭受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狂想症，他也不会接受杜勒斯关于民主国家正面临共产主义攻击的紧迫危险的论点。还有一个最为隐秘的但可以理解的真实原因是，对那些正在指挥着新的国家警察预备队的前将军们，吉田茂并不信任。 在日本、美国及其他近50个国家的代表群集旧金山，举行正式和谈会议之前，1951年春夏期间，各种方案轮番出台。1951年9月8日，日本与它从前的48个敌国在《旧金山和约》上签了字（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退出了谈判过程；中国由于关于合法政府究竟位于北京还是位于台北没能达成一致意见，而未获邀请）。吉田茂得到了他所想要的许多东西，绝大多数观察家也都同意这个和约的条件可以说是宽宏大量的，并无蓄意报复。《旧金山和约》中止了仍然继续存在的战争状态，提出了所有占领部队在和约生效后90天内全部撤离，恢复日本的国家主权，并清楚地表明了它拥有自卫的权利，最后，和约对日本的经济贸易也未施加任何限制。正好相反，和约签署国都意识到维持日本经济重建的必要性，甚至对日本将来申请加入联合国也给予了支持。 在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它的代表又在旧金山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作为冷战所导致的一个结果，《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无限期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