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虽然其后的公众舆论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拥护和平条约，但也有许多人指责吉田茂在追求共同安全保障之时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他的对手们担心，美日之间的协定使日本的防卫需求从属于美国的政策，实际上是将日本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特别令他们气恼的是，美国军队驻扎日本的条款，实际上是明确授权美军维持整个东亚的和平。美国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派出这些部队，而无须得到日本政府的允许，甚至无须与日本政府进行协商。危险看来显而易见，如果美国从它位于日本土地上的基地采取军事行动，势必轻而易举地将日本拖进一场冲突，而这可能仅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阴谋，完全与日本的利益无关。其他砸向吉田茂的批评是，他同意了其余两条有损日本尊严的条款。批评者们控诉说，这些条款危及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这两项条款之一是，授权美国军人可应日本官员之请求，镇压日本国内的暴动和骚乱；另一条是，若非首先得到美国同意，日本不得将这些军事基地或者其他军事特权让渡于任何第三国。那些贬损吉田茂的人抱怨说，吉田茂已经使日本沦为“从属性独立”的境地。 这些尖刻的嘲讽激怒了吉田茂，但这个曾经历过无数政治风浪的老练政治家挫败了他的对手，成功地导引《和平条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在1951年秋获得国会通过。由于如今日本在冷战中站到美国一边，美国参议院也于1952年3月批准了这两个条约，随后，两个条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吉田茂认为，旧金山体制的实施是他个人事业的最大成功，日本重又获得了主权，外国的长期占领已经走向终结，这个国家已经与看来不可战胜的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同呼吸共命运，这个岛国将保证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援助。吉田茂已经给出了他为战后日本发展所描绘的蓝图。 当吉田茂达到其最为珍视的个人成就巅峰的时候，也就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日本公众对于旧金山体制保持着可以理解的矛盾心理，诸如“从属性独立”之类的指责影响着公众舆论的方向。由《朝日新闻》在1952年下半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8%的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到此时，吉田茂的支持率已经从一年前的58%跌落到20%。由于公众支持率降低，吉田茂变得比以往更为尖刻，他带有伤害性的挖苦话使得许多可以给予他帮助的人士与之疏远。东京大学校长曾对《和平条约》中的某些内容提出批评，吉田茂随即给他扣上“学问娼妓”的帽子，然后不但固执地拒绝道歉，还拒不理睬别人弥合他们之间裂痕的劝告，甚至不愿以“出于无心”为借口收回他的无端谩骂。 在1953年的国会辩论期间，吉田茂痛斥一名社会党的对话者（马鹿野郎），称他是“愚蠢的白痴”。这种谩骂译成英文听上去似乎比较温和，实际上在日本文化中则相当污秽和猥亵，于是立即导致了一场对吉田茂的不信任投票。虽然吉田茂设法赢得了随后的选举，但次年即卷入了一场受贿案。他接受了有污点的竞选运动政治捐款，以阻止逮捕他所宠爱的门徒，即未来的总理大臣佐藤荣作。1954年秋，日本经济复兴的范围仍无法确定，吉田茂前往美国，以个人名义为马歇尔的《亚洲复兴计划》辩护，但华盛顿方面并没有给他面子，甚至日本国内的保守分子也开始转而反对他。1954年12月10日，年事已高的吉田茂辞去了首相职务，与他的老对手、被解职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日本被占史上的难兄难弟。 1945年，麦克阿瑟和吉田茂这两个大人物分享着同一个舞台，他们都声称要缔造一个独立的、非共产主义的、拥有安定未来的日本。不过，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可以看出吉田茂和麦克阿瑟具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基本上是相互对抗的日本历史观。反过来，这些关于以往日本之意义的相反概念，也助长了如何使战后的视线聚焦到一点的激烈的意见分歧。对于吉田茂来说，明治时代与大正时代的辉煌——立宪主义、工业化和在国际舞台上声望的上升等，构成了日本光荣的过去，所有日本人都需要从20世纪30年代走过的“历史歧途”中重拾民族自尊，重新回到既定的前进轨道上去。吉田茂所要解决的问题直截了当，即保全在帝国框架下的宪政体制，维持官僚和保守政治家在政治程序中担当不受挑战的领导角色，培育一种由强有力财团拉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抑制激进主义，使日本重新与西方列强结成伙伴关系。而麦克阿瑟对所谓明治时代遗产之概念则不那么乐观，对他来说，正是那个时代形成了日本后来对外侵略的基因。这是一个文化和心理溃疡开始化脓溃烂的时代，恰恰分泌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按照麦克阿瑟的思维逻辑，日本并不只是“出轨”而已，相反，它的问题是由它的封建余毒所引起的痼疾，而盟军最高司令的任务就是要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以根除这一顽症。日本与其说复兴过去，倒不如说必须向一个非军国主义化的、民主化的未来前进，为新型社会力量的成长开拓必要的空间。 1945年到1947年间，随着盟军最高司令解除了日本的武装，脱去了天皇的神权外衣，重修了日本的宪法，解散了最大的企业集团，促进了工会的成长，没收和重新分配了土地，重建了教育制度，以及修订了国民法典，麦克阿瑟版本的改革支配了日本的方方面面。麦克阿瑟将会因此而当之无愧地接受所有呈送在他面前的荣誉，而且比这还要多得多。他后来写道：“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政治科学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制造业经理、一个教师，甚至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神学家。”然而，如果没有一大群人和麦克阿瑟一起把事业推向前进，可能也就不会有盟军最高司令的改革。战争期间华盛顿的设计专家们，诸如考特奈·惠特尼将军这样的执行对日占领的官员们，还有希望调整历史上失衡的劳资关系和解决诸如农村贫困问题的日本官员们，以及从改革中获益的全体选民们，所有这些人都为改革做出了他们的贡献，达成了这一单凭麦克阿瑟自己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事业。 不过，到了1947年和1948年的冬天，一股新生力量正在形成，其核心人物正是吉田茂。在他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内，吉田茂勉强接受了此前的许多改革，在那些唯恐盟军最高司令已经走得太远的老牌官僚和传统保守政党纳入他的势力范围之前，吉田茂的抵抗是徒劳无功的。他们出人意料地在人们未能想到的地方找到了新的同盟者，例如在日本国会中，甚至在白宫和美国国会里。这些彼此并不信任的政治伙伴集团开始共同推动对日占领转向新的路径，将重点放在经济的复兴与重建上，吉田茂喜欢将之称为“过度行为的矫正”。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人民态度的转变。为战争年代的苦难所压倒，日本人民以令人惊异的开放心胸接受了1946年和1947年的改革。由麦克阿瑟提出的这些早期改革措施就附和了这样的情绪，因此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不过，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占领疲乏症已经取代了战争疲乏症。投票的公众开始复归国会，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多数民众一般都支持重新选择前进的方向。 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充满了伟大历史瞬间的诸般奇观，例如强有力的对手、变动不定的盟友、扭曲而倒转的政策，以及许多人物自身的矛盾。对日占领已经变得常常遭到质询，甚至对那些亲身经历的人们来说，也已时时感到混乱，但是，1945年到1952年这七年间发生的事情，永远地改变了日本历史的发展路径。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改革，无论是其最初形态还是经过“矫正”的版本，都加速了日本的进步，尽管这些进步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关政党政府和责任内阁的观念、日本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盟，以及选举权向妇女的扩展，这些全都是战前日本人曾经尝试追求过的理想。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在战前岁月即有人提议的改革，或是那些得到新选民们支持的改革都迅速获得了通过，从而得到了发挥效用的最佳时机，其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了战后十年。 当然，难以想象会有什么事情比战败的创伤更为创巨痛深，也无法想象一次来自外国占领的严重惩罚，居然会产生出一部使主权从君主向人民转移，并且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土地改革的措施实际上涉及这个国家的每个农户，武装力量的建立被限制在仅能提供自卫的范围，还有一场劳工运动，像任何其他地方所能发现的一样波澜壮阔而充满活力。纵观日本历史，被美国占领的岁月与17世纪全国统一的时期和作为这个国家历史上伟大转折点之一的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一样比肩而立。在那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日本人民经历的变化也许与世界现代史上任何革命纪元中所发生的同样意义深远和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