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964年10月10日下午，东京国家体育场，大约75 000名观众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身来，聆听天皇陛下宣布第18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作为那天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空中自卫队的喷气式飞机在秋季蔚蓝色的天空中描画着奥林匹克五环，10 000只五彩缤纷的气球飘浮在空中，来自当地一所小学的孩子们簇拥着上一届奥运会的东道主罗马市的市长步入体育场。出席奥运会的队列包括代表着近90个国家的7000名运动员。当古巴人身着彩装，挥舞着日本太阳旗经过皇家专席时，人们欢呼喝彩；当日本代表团进入体育场时，人们掌声雷动；接着，当坂井义则，这位在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当天早晨，诞生于广岛城外的19岁大学生，举着奥林匹克火炬跑进体育场时，人们在一片静穆中肃立。 日本的奥运筹委会精心地，同时也是蓄意地将东京奥运会上演为庆祝国家从战败中复兴并且重返世界舞台的盛大典礼。担任奥运筹委会主席的是，一个为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做出贡献的实业家。作为一个能与过去和谐共处的人物，他宣称其责任“不仅在于组织一个由各国运动员们展现运动水平的盛会，还将集中表现日本人民作为世界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有价值成员的坚忍不拔的努力”。 东京曾经被定为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地，只是由于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取消。在外部世界的眼中，当时的天皇就代表着日本不可遏止的帝国狂热和好战意图，以及封闭的精英政治体制。而在1964年，天皇作为东京奥运会官方赞助人的角色，举世瞩目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他亮相在各种不同的聚光灯下，其作为一个完全恢复了地位的爱好和平的日本的国家高贵领袖，跻身于世界和平的舞台之上。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池田勇人总理大臣紧挨着天皇就座，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无声的提示，即日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天皇只是这个国家经普选产生的平民政府的象征性代表。 1964年，东京奥运会筹委会也回应了许多日本人表达出来的强烈呼声，即向全体日本人，也向国外到访者展示了日本举世瞩目的经济复兴成果。日本政府对东京奥运会的全部支出为9700亿日元，其中大约80%投在公共设施工程项目上。正如那名年轻的火炬手代表着日本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日本国家也以种种例证向到访者显示，自己已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到处都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战后繁华。例如，东京地下的地铁线路正在不断扩展；新的快速铁道连接起首都与名古屋；当年10月1日，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第一辆蓝白相间的“子弹头”列车驶出东京车站，将乘客在前所未闻的3小时10分钟内送达480公里之外的大阪。“和平年代的繁荣”成为这一时期不断重复的乐章叠句，私人资本为东京装扮上气派的酒店和宏伟的百货商店体现着不断增长的成就意识、乐观态度和幸福感受。 在奥运会期间，一种复苏了的对日本传统的骄傲也兴盛起来。和平与繁荣的形象取代了战争的记忆，许多日本人不再担心因公开表明对本民族过去文化的尊重而遭受指责，他们为日本运动员在当年新列入奥运会项目的柔道比赛中所取得的完全胜利而感到自豪，也充满自信地以剑道表演招待各国来宾。用筹委会主席的话来说，新建的奥运会建筑也有助于推动东京奥运会行进在“具有独特日本形象的轨道上”。建筑师设计了以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日本武道馆，作为柔道比赛和军事艺术表演的场所。这处场馆类似于法隆寺的木制“梦殿”。“梦殿”是日本最古老的宗教中心，就坐落在日本古都奈良城外。像“梦殿”一样，柔道馆设计了一个八边形的地板，上面覆盖着一个中央镶嵌突出圆球的独特屋顶。对于那些造访日本武道馆的奥运迷们来说，它位于皇宫的城壕与壁垒旁边，似乎正在强调着过去与现在、传统与时尚的联系。 大多数日本人都将东京奥运会的记忆珍藏在心里，把它当成全民团结一致证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精神已从战争和失败的恐怖中复兴的辉煌时刻。在一位文坛领袖为一份主要日报所写的文章中坦陈道：“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我油然感到日本已经最终恢复了她的能力，回到了国际舞台，能够作为东道主做出如此精彩的表演。”在看到日本国家队夺得女子排球比赛金牌之后，小说家有吉佐和子以一种相似的语调，欢呼她所感受到的当代社会脉搏，清晰表达出她的许多同龄人所拥有的关于战后时代的感受。她说：“我几乎能够形象地看到责任得到了履行，这种责任正在那些喜极而泣的女排姑娘们的头顶上盘旋。为了这一时刻，她们奋斗了如此之长的时间。谢谢你们！” 然而，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希望加入这场庆典。一位著名的建筑评论家就不赞成体现在日本武道馆中的象征意义。他将那种几何学上精确的，带有坚硬边缘的建筑物称为“反现代的洋腔洋调”，是令人联想起“纳粹时代柏林奥运会场馆”的“法西斯式建筑”。同样，随着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到70年代和80年代，奥运热潮逐渐消退，一些日本人开始对昭和晚期的经历进行重新评价。某些批评意见开始贬低战后时期出现的特定形式的民主；另一些批评意见则指出，日本的工业复兴尽管十分伟大，但并未给全体国民带来均等的福利；还有一些批评意见则开始怀疑当前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 自由民主党的统治 随着吉田茂的支持率在1953年至1954年中滑到新低，日本的社会党人开始嗅到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夺取多数席位的可能性。为了增加己方的力量，1955年10月，两个主要的左翼党派联合组建了日本社会党。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其对立面，吉田茂的自由党也与另一个保守党派——日本民主党合并组建为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政友会和民政党。正如这两个政党在大正年间曾经做过的那样，新的自由民主党也成为日本政党政治的主宰。组建后的自由民主党，由鸠山一郎担任总裁，在随之到来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其后的40年时间里，自由民主党的15位总裁依次出任首相，一直保持着对日本政权的控制，这种控制直到1993年秋天方告结束（参阅表16.1）。 在组织上，自由民主党包含着许多不同的派系，并通过这些派系发挥其功能。在它的政治全盛期，曾有6个左右的同盟派系在党内相互施加着影响。每一个派系都构成一个分立的实体，它们自己筹集竞选基金，自己推进其成员的事业升迁。各派系间谈判解决党和内阁高层职位的分配，并轮换担任首相。通过这种派系联合，自由民主党推行一种折中主义的政治模式，甚至表现出一种保守的实用主义形象。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党始终如一地保证忠实于议会民主政体、自由企业制度和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以及诸如热爱国家、尊重家庭、遵纪守法等公民价值观。 同时，每一个派系都信守一些独特的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了那些支持它们的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这些政策主要表现为确保农民的农作物价格；不断扩展社会福利项目，以使老年人和那些小商小贩受益；为产业工人改进工作条件，提高最低工资；为科教工作人员提供学术自由；等等。 自由民主党各派系在争取形形色色选民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它们得以长期控制国会和内阁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它们把握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才能，例如20世纪60年代，它们倡导全力促进经济增长，其后，70年代又大力推进为反污染立法，并拨出大笔国家预算用于扩建公园、开办图书馆及建设其他增进城市生活质量的公共设施。与官僚机构的合作也很重要，因为自民党立法者所通过的各种法律要靠那些官员们来履行。吉田茂自己就曾是战前外务省的一名官员，他通过鼓励各机构中为首的官员加入自由民主党，从而培育出与官僚机构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变得如此之密切，以至于连三位已经退休的官员也都成为自民党内主要派系的首领，并且于1957年至1972年间连续担任首相。他们是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佐藤荣作是岸信介的弟弟，年幼时被过继给一家亲戚）。 尽管具有操控政治舞台的能力，但自由民主党仍然时不时地陷入严重的麻烦。由于背负着某种声名狼藉的历史包袱，岸信介在1957年成为首相的初期颇为人所不齿。许多选民对他曾经担任伪满洲国官员以及在战争期间先任通商产业大臣，其后又任军需省次长的经历甚感失望。对立面的政治家们喜欢把岸信介称为“战犯”，盟军最高司令确实也曾对他发出过起诉书。1960年5月，在自民党控制的国会中，议员人数占少数的反对派企图阻挠通过那份几乎未加修改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岸信介对之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手段，甚至不惜动用警察进入国会，从议事厅里拖走对方的议员，随后又召集了一个仅由在场的自民党议员参加的即时投票，使得条约得以迅速通过。首相践踏民主程序的行为引起人们的坚决反对，劳工们举行罢工，全日本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涌上街头进行抗议。1960年6月10日，危机达到顶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闻部长来日本安排即将进行的总统访日事宜，结果愤怒的示威者包围了他的座车，并威胁要把汽车推翻，他不得不仓皇爬上直升机，以躲避愤怒的人群。5天以后，在一场学生与防暴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中，一名年轻女子遭踩踏身亡。随之而来的批评声浪犹如烈焰风暴一般进一步加剧，迫使岸信介于国会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延长期的几天后宣布辞职。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全体选民来说，金元政治也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国会议员们对于政治基金有着巨大的贪欲。选举战是昂贵的，候选人需要经常抛撒一些诱惑，比如前往议员们在东京的办公处，提供价值不菲的礼物，甚至塞现金红包（“御礼”）等给那些能够左右选举的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一旦选举获胜，议员们又需要大笔金钱，用来提供家乡选区选民们所期待的照顾和回报。自民党政治家们特别具有与他们的选民建立密切关系的好名声，他们施行地方赈济，提供建立新产业或支撑老行业的款项，每逢婚礼、葬仪和节日，还会寄送礼物。为了能有一个饱满的钱袋，政治家们便转向大企业和那些愿意在选举中慷慨解囊的人，让他们为简短演讲支付酬金，或是为自己出席晚宴和鸡尾酒会的昂贵费用付款。每个人都知道，作为交换，这些国会议员将倾听这些捐助者的意见，并在讨论立法时充分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主要报纸和记者的调查报告都曝光了那些有时非法的，有时合法但却不道德的政治基金募集活动。在许多人眼里，这败坏了自民党的公信力。正当公众们对日趋严重的腐败感到灰心沮丧之际，田中角荣首相的受贿似乎证实了人们对于政治基金筹措存在重重黑幕的最糟糕的担心。田中角荣是一个身体结实，依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脸上似乎总是带着傻笑的人。他在战争年代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从与政府的合同中赚取了大量钱财。1947年，仍很年轻的田中角荣第一次赢得选举，进入国会。20世纪50年代自由民主党成立时，田中角荣就加入了进去，此后曾在池田勇人内阁和佐藤荣作内阁中担任过大藏大臣。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田中角荣逐步建立起善于在桌下操纵政治基金募集的名声。确实，在他担任国会议员的早期，检察官就曾起诉他接受过来自主要煤矿老板的贿赂；但是，他巧妙地给予他家乡新澙县的选区大量关注和赠予，而选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回报他以国会议员的席位。 1972年夏，田中角荣一当上首相，那些关于来自拥有大片私有土地者和建筑行业的支持者的隐秘捐赠的传言，就形成了一股猛烈的争议旋风包围着他的政府。几乎每一天，在主要的报纸上都有相关的丑闻被揭露。一开始，报刊曝光田中角荣让一个离了两次婚的前夜总会女老板负责田中派的竞选基金，数十亿日元的巨款被用来润滑自民党的政治机器。这一机制使得国家蹒跚而行，最终于1974年12月将田中角荣赶下了台。两年不到，日本警察逮捕了田中角荣。根据美国参议院针对洛克希德公司指称田中角荣在首相任期内曾经接受5亿日元的贿赂和佣金，以“鼓励”国有全日空航空公司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的飞机之事进行调查。经过长达7年的审讯，东京地方法院判定田中角荣受贿罪名成立，虽然过长时间的审讯和差点致命的中风使他得以免受身陷囹圄之苦。 在此期间，有另外几个政党与自民党争夺霸权，左翼有日本共产党。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共产党在国会的512个席位中一般控制着20到30个席位。它倡导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还有日本社会党，它拥有劳工组织的支持，有时能有超过100名候选人进入国会。它主张采取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并领导了1960年五六月间反对岸信介首相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