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更为拥护中央集权的公明党主张政府的纯洁性，它加入了1964年的政治争斗；此后很快赢得了相当的公众支持，争取到了一个平台，呼吁清除政治腐败行为和将大量资金用于社会福利项目，并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平共处。 几个日本最有名的妇女政治家也对自民党的政策及政治运行和占有权位的做法持有异议。她们或是作为独立的个人，或是作为反对党的成员，加入到反对自民党的行列。战前的女权主义者和新闻记者神近市子，曾因刺伤负心的爱人大杉荣而坐了两年牢；战后她加入了社会党，于1953年至1969年间担任国会议员。在国会里，她成为一个活跃的发言人，吁求性别平等，反对合法卖淫，并促使国会终于于1956年通过《卖淫防止法》而对其加以取缔。另一个著名的独立女权主义者是值得敬重的市川房枝。她于1953年第一次赢得选举进入参议院，其后25年里一直领导着日本的人权运动，而对金元政治的腐蚀性影响则决不同流合污。 公众对自民党的反应是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那些大多从自民党的立法中获益的选民们一直忠实地支持着这个政党；其他日本人则被接连不断的腐败丑闻所激怒，批评自民党政治家缺乏理想，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最高利益之上。同时，甚至连那些与政治疏远的选民们也经常不情愿地相信国家的命运被操纵于少数政客之手。那些政客几乎没有什么特定的思想准则，据传经常因为小事在自己人中没完没了地争吵，而且只会提出一些看来毫无希望又充满瑕疵的经济政策。在公众舆论调查中，选民们的矛盾心理表露了出来，整个20世纪70年代，有大量的，有时是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宁愿由某个自民党之外的政党来领导这个国家。然而，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随后的80年代，选民们仍然选举足够数量的自民党议员进入国会，这个政党仍然控制着首相职位，并在内阁部长的职位上占据着压倒多数。自民党具有某种能力保有它所抓住的权力，这削弱了政治对手的作用，也引起了对日本民主制度的批评，说这是一种机能失调的一党体制。 高速增长与政府主导 战后十年与其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状况的对照激发了人们的想象。1945年和1946年，日本尚是一片废墟。第一个十年过后，未来仍未显示出有多少希望。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仍然仅为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工资水平也只比战前最好的时期略高一些。1957年，杰出的哈佛大学教授，西方学者中最为了解日本，后来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埃德温·O.赖肖尔曾经令人泄气地评论说：“日本的经济状况也许可以说是极为糟糕，没有什么得当的政策和有效的方法能够使其免于缓慢的经济耗竭，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病症也都将与此相伴而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就在赖肖尔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日本已经跨越门槛，进入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经济增长时代。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量资本加速了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被激发起来的国际市场竞争意识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名列第五。整个20世纪60年代为高速增长的酝酿期，经济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比率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之前，日本的货物和服务产值已经超越西德，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自由市场经济体。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原油价格提高了70%，日本经济在恢复其原先活力之前暂时收缩。令人吃惊的高速增长年代虽然结束了，但是从1975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令人羡慕地每年增长3.5%到5.5%，并且在1987年，按人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 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戏剧性地改变了日本人民的生活。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大多数日本人已经居住在城市里，这里的生活设施丝毫不比其他先进国家的城市里的逊色。在日本农村，实际家庭收入大约比1955年增长了4倍。农民家庭享受着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电视节目，驾驶着同样的轿车，使用着同样的冰箱和洗衣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世界充满敬畏地看着一架又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满载着日本游客前往夏威夷海滩度假；看着钱袋充盈的日本公司在美国抢购洛克菲勒中心及其他美国的标志性建筑；看着每年9月许多富有的日本人涌入东京国际机场品尝刚刚运到的法国博若莱葡萄酒。 日本由战败屈服的形象一变成为经济巨人，促使人们欢呼它的战后复兴是一个“经济奇迹”。其实，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因果关系上看，都并非如此。尽管一般认为，日本的经济复兴简单说来就是从战争的废墟中凤凰般地浴火重生。但实际上，它恢复到战前的人均水平的时间比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要长，人们之所以得出日本迅速转变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遭受的物质毁灭规模非常之大。日本重返世界先进工业国的行列，没有任何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因素。相反，它的复兴归之于以往成就的遗产；归之于追求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不屈不挠的决心；归之于惊人努力的勤奋工作；归之于总的说来机敏精明的计划；以及归之于未曾料到的偶然机遇，经济学家们乐于将这些偶然机遇作为外生变量来考虑。 据许多专家说，“道吉方案”（Dodge Line）的履行标志着日本经济复兴的开端。约瑟夫·M.道吉，一个沉默寡言的底特律银行家，他曾经监督过占领德国期间的货币改革。1949年2月，他作为杜鲁门总统派给盟军最高司令的财政事务特别顾问抵达日本。作为一个古典经济理论的信奉者，道吉到处宣传收紧银根和紧缩政府开支是与恶性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唯一有效手段。通过与当时的大藏大臣，后来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密切合作，道吉开出了一帖有点苦味的药剂。即坚持必须平衡预算；减少货币供给；通过逐步淘汰现存的价格控制体系，消除政府对私人公司的补贴，来压缩政府干预经济的余地。“道吉方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经济学家相信它熄灭了日本战后通货膨胀的火苗，排除了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枯枝朽木，扫清了随后到来的经济增长的场地。然而，代价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经济衰退期。由于实际工资迅速减少，以及在公共部门和私人公司中有50万人失去工作，导致日本的劳动者极为不满。 无论历史最终如何评价“道吉方案”，日本经济统计上第一个极其重要的显著上升迹象发生于朝鲜战争期间。从1950年到1953年，日本作为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作战的兵站基地和供应仓库发挥着作用。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公司获得了价值将近20亿美元的纺织品、木材、纸张、钢铁和车辆生产的合同。这是一笔飞来之财，使企业利润大增，刺激了新工厂和新设备的投资，给予了日本经济充分的回报。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第二个未曾料到的外生事件，即越南战争，导致了一次新的从美国军队获取订单的循环，又一次强劲地刺激了日本经济。 日本占统治地位的保守政党对国家战后复兴的贡献是，将经济增长放在国家最优先的地位。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吉田茂决定对那些被认为是重建经济所必需的基础产业给予特殊帮助。1946年12月，他及其内阁支持由经济学家有泽广已构想的优先生产计划。这位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倡导国家大力干预经济。他提出的产业规划要旨在于将稀缺的煤炭资源和进口石油分配给钢铁制造业，然后对诸如船舶制造和化学工业等其他的关键产业增加钢铁供应。这将通过提供工作岗位和刺激贯穿多个产业的需求，导引日本走出经济深渊。过了一年半时间，目标部门的产量即有可观的增长，并使许多公司做好了承接朝鲜战争期间潮水般涌来的订单的准备。 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自由民主党统治的开始，日本的保守主义领袖们个个都成为鼓吹“高速增长”的喉舌，并把国民生产总值解释成为衡量国家一般福利的代用词。自民党强调将经济发展置于首位的标志性产物是，1955年经济企划厅的创设。经济企划厅在精神上继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计划经济编制机构，是一个内阁阁员级的由经济和统计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可以直接向首相报告。它的主要任务是评判日本的经济力量，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定期向内阁推荐综合配套的特定政策，以着手解决当前的问题，确保充分利用将来的机会，并向私人企业提供有关其产业前景的建议。 1955年到1990年间，经济企划厅制订了11个主要的经济计划和经济远景，就像人们所了解的那样，这些计划中包括池田勇人首相于1960年12月27日采纳为正式政策的《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计划大胆地提出通过优先投资科学技术，并向那些对高速增长贡献较大的产业推行特别的税收减免和资助贷款，以及大力推进国际贸易等措施，从而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国民财富的成倍增长。令世人瞩目的是，日本经济每年都以一种甚至比计划中提出的雄心勃勃的7.2%还要快的速度增长，在1961年曾达到非同寻常的14.5%，国民收入确实在短短的7年间就翻了一番。 除经济企划厅之外，大藏省、建设省以及农林渔业省这些所谓的经济官僚机构，也有助于经济计划以简明扼要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得以执行，从而达到国家的经济目标。不过，在高速增长期间，没有哪家政府机构像通商产业省那样，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1945年5月，旧工商省撤销，通商产业省根据“产业建设政策”获得了必需的权利。根据日本法律，通商产业省的官员掌控着进出口许可权，由此他们可将国外技术和原料输入给优先的产业部门。而且，由于通商产业省有权批准新工厂的建设，并可向成立于1951年，由私人金融机构提供借贷的日本发展银行建议向某一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因此它对私人企业做出何种决定具有相当影响力。通商产业省也向某些公司提供大量颇受争议的“行政指导”，要求或建议某家企业应该采取何种行动，并且提醒其注意可能发生预料未及的种种情况。使这种“行政指导”获得便利的是存在着“高官下凡”（指日本退职的官僚进入与之有联系的大企业任职。——译注）的社会现实，许多通商产业省的官员通常在他们50岁刚出头时就早早选择从政府机构退休，随后使接受日本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职位。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通商产业省利用其影响力，促进了在日本“经济官僚”的宠儿，即造船业和钢铁冶炼业的发展，为的是使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经济转型得以完成，即从一个地处东亚的轻工业品生产者向一个重工业的全球竞争者转化。在20世纪60年代，通商产业省开始转向其他据信能够赢得外国消费者的产业部门，由此像火车头一样为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服务。为达此目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员们建立起进口壁垒以保护尚未成熟的汽车工业，指导资金投向制造石油化工产品和精密机床的厂家。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发生，通商产业省预见到拉丁美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正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业基础，来自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将会加剧。为了在竞争中领先一步，通商产业省的官员主张日本应该成为一个“知识集约型”的社会，并将生产重点转向诸如机器人、光学纤维、计算机、软件、激光器和生物工程等高科技领域。 企业社团与战后复兴 对于昭和时代晚期的种种机遇，日本的大企业都热情地加以回应。在战后的最初十年里，人们熟知的造船企业，比如石川岛重工和川崎重工，领取政府提供的贷款，从西方国家进口先进科技，引进新的技术设备，诸如电焊和自动钢板切割机等。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使日本成为世界上领先的造船国。在战时已经变成一片瓦砾的丰田公司，朝鲜战争期间为美军汽车提供修理服务和供应零配件，因此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很快，丰田公司和日产等其他汽车公司就雇用了创新型的工程师，使它们新设的工厂实现了自动化，在流水线上安装了机器人，通过与承包商签订代理权协调了生产和配送部门，改善了存货清单控制，并推出了诸如丰田的花冠（1957年）和日产的蓝鸟（1959年）这样的时髦新车型。以上措施取得了非凡的效果，如表16.2所示，1953年，日本的汽车制造商销售了5万辆轿车；仅仅7年之后，它就犹如安装了火箭发射装置，上升了10倍。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予日本汽车制造商一个在美国市场站稳脚跟的机会，因为美国消费者开始乐于购买油耗更少而燃效更高的汽车。到1980年，日本已经比任何其他国家生产更多的轿车。三年后，丰田公司和日产公司已经跻身于世界三大汽车制造商的行列。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汽车制造业已经占据了将近25%的美国市场。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新兴的电子器件制造商，比如松下公司和索尼公司。松下公司的创办可以追溯到1918年。当时，松下幸之助刚刚20来岁，在大阪开了一家小店，制造和销售供自行车灯使用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