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20世纪30年代中期，松下幸之助开始生产小型家用器具，给自己的企业起名松下电器工业公司。20世纪50年代，松下公司在国内迅速发展。它与荷兰的飞利浦公司联营，以便获得最新的技术，并且引进了大规模生产的技术设备去构建一种家用电器的生产流水线。在1955年到1960年间，松下公司的产品销售量令人吃惊地增长了7倍，它以Matsushita、National和Panasonic等商标品牌攻占了日本及海外的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电冰箱、吸尘器和洗衣机市场。 松下公司在收录音机和摄录像机领域最为强劲的对手是索尼公司。索尼公司由井深大和盛田昭夫于1946年创建。井深大是公司的工程技术天才，1950年负责开发日本第一只录音机。后来1953年,索尼公司从西部电器公司取得生产晶体管的专利后，井深大又负责开发晶体管收音机。随后几年里，井深大率先将半导体技术应用在商业用途，生产出造型更小、价格更便宜的电视机、录像机和其他新产品。 盛田昭夫是金融和市场运作专家，他盛赞其搭档具有“伟大的创新天才”，自己则负责将索尼公司的产品推介到世界市场，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海外制造工厂，并于1970年将索尼公司打造成第一家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的日本公司。盛田昭夫的成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时代》周刊1997年选举他为20个“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天才”之一。1999年，盛田昭夫去世，《纽约时报》称他“改变了世界对‘日本制造’一词的印象，从一种遮阳伞及假冒伪劣商品，变成为精细包装的、高科技的和高可靠性的产品”。 虽然索尼公司更喜欢自己开拓市场，但许多日本公司还是依赖于那些综合贸易公司，或“综合商社”，以尽快将其产品送上零售货架。综合贸易公司为其委托人安排国际和国内的市场机会，向他们提供广泛的财政服务，包括贷款担保、国外交易风险管理，以及公平参与权。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9家最大的贸易公司掌握着这个国家大约一半的进出口贸易，它们的交易总额大约高达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25%。所有这9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已经出现，其中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例如以大阪为基地的住友公司，配送着令人惊叹的各种各样工业品和消费品；1989年，大约占到日本外贸总额10%的商品，通过三井公司设在海外80多个国家中的150多个事务所流出或流入；从事一般贸易以及为其顾客安排技术转让的三菱公司，当时正进入一些新领域，比如长途电信和信息处理。 这些最大的综合贸易公司，每家都成为一群附属企业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类似于战前“财阀”的作用。这些新的企业集团通常被称为“系列公司”，多是在美军占领期间遭到正式解散后又重新积聚起来，每个集团通常包括一家银行、各种制造企业、几个工程公司和保险公司。“系列公司”的外在特征引人注目，它们与财阀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例如没有首脑公司来协调一致行动，公司股票为成千上万的股东所拥有，作为其核心的贸易公司在法律上无法强迫加盟公司专门采用它们的服务。然而，构成一个企业集团的各家私人公司确实在相互密切合作，以这种方式增强“系列公司”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 有影响的行业协会，比如“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也在通过帮助确定经济目标和加强与政府沟通，而努力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经团联”成立于1946年，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涵盖了1000多家私人公司和100多个行业协会，代表着电子器件公司、汽车制造商、金融机构等等。“经团联”拥有充足的财政支持、大量的工作人员，以及许多专门的研究委员会。它们制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案，并为其主题在成员中形成一致，后将这些建议传递交给政府。由于“经团联”由日本的主要公司和企业集团组成，因此实际上它能够代表大企业向自民党政府游说。 一个将经济增长作为国家优先目标的政府、众多设计工业政策的官员、浮出水面的强有力的公司和企业联盟，以及倾向于大企业的异口同声的建议，这些看起来关于共同利益的一致性，促使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观察家频繁使用“日本式团结”这一概念，来说明一种导致这个国家战后“经济奇迹”的政府与企业的独特关系。不过，就像许多习惯用语那样，这一概念显得有点太简单化了。试举一例，日本从来不是一个计划经济体，而只是喜欢制订经济计划。同时，通商产业省与其他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经常破坏在某些项目背后形成双方默契的企图，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一些官员，尤其是邮政通信省的官员，他们有自己的如何酝酿电信产业的想法，蓄意阻挠通商产业省促进高科技财团成长的大部分努力。此外，通商产业省在一些产业部门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例如在汽车工业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提供进口保护之外，通商产业省就扮演了一个暂时的难以起到建设性作用的角色。最后，通商产业省的行政指导也并不总是受到大公司的重视。这些公司通常更乐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在1956年，当通商产业省介入汽车制造行业，劝告丰田公司不得挑战五十铃公司在柴油动力卡车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时，它的理由是日本不需要两家柴油动力卡车制造商；但丰田公司总裁回应说：“政府没有权力让我们停止。丰田公司将继续生产和销售柴油引擎卡车，即使通商产业省反对这样做。” 在促进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方面，没有人否认通商产业省和其他机构的经济官僚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应该看到，这仅仅是一种拟订计划的行为，在这个国家总体经济成就背后还存在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原因。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那些重要的日本企业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们的努力和创新，才是举世震惊的日本战后复兴的主要推动力量。整个20世纪70年代，国内消费者要求推进日本经济。索尼公司和松下公司率先行动，在主要的零售中心占据了更多的零售货架；而丰田公司和日产公司也在为分享国内市场咬牙苦干。随着这些公司逐渐培育了顾客基础，以及对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进行精益求精的改善，提高劳动生产率，制造出新的艺术级的商品，使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情况好转。它们使自己成为能够带领日本尝试跻身国际市场的世界级的竞争者。如图16.2所示。 中小企业也对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中小企业包括各种规模和形式，例如夫妻店、家庭餐馆、建筑公司、区域批发商，以及那些为日本大型企业服务的分包商等等。在经济高速增长年代，中小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89年，已经占到日本所有注册公司的90%以上。中小企业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而繁荣昌盛。自从明治时代以来，企业家们一直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影响，他们热情地欢迎科技创新，将受欢迎的新产品推介到消费市场，就像索尼公司在早期所做的那样。其他的中小型企业在日本的产业结构中也自有其适宜的地位；分包商的存在使像丰田公司和松下公司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得以获得高质量零部件的可靠供应，而无须自己投资设厂或扩充自己的常设车间。经济官僚充分了解中小企业在发展经济和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上所起的作用，因此以减免税收，提供增强生产力的信息，构建财政支持基础等方式，给予中小企业大量帮助。例如，成立于1953年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就专门向中小企业提供用于购买设备和实现企业现代化的低息贷款。 日本与其美国指导者的关系，以及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促进了昭和时代晚期的经济复兴。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决定以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取代战前时代各自独立自足的经济圈，使商品、资本和服务能够超越国境自由流动。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西欧先进国家和美国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意在促成国际金融合作，帮助战后经济重建。1952年，美国赞助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员，三年后又支持日本加入旨在降低贸易壁垒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为了进一步帮助自己在太平洋区域的新盟友，直到1971年之前，美国一直容忍日本绑定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这是一种对日元价值的人为的低估，极为有利于日本产品的出口。而且，由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存在，日本能够以不到国家预算1%的资金用于国防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日本公司比其他国家的公司承受更少的税收负担，使之能将利润尽力投资到那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直接作用的地方。最后，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未曾反对过日本对诸如汽车等某些进口货物的限制，相反，却允许日本厂商几乎自由自在地进入广大的美国消费市场。总而言之，日本从一种以国际合作和扩大贸易机会、稳定商品价格为特征的新经济秩序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没有什么单一的解释能够充分说明日本的战后复兴。更有道理的是，就像在明治时代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一系列因素汇合起来，推动着经济的向前发展。除了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之外，既往的遗产也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性。一种企业家精神的传统、一个充满有才干的管理者和蓝领工人的劳动力资源库，以及成功组织大型企业的经历，所有这些都支撑着这个国家在战后处于有利的地位。政府通过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帮助修复国家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并使之现代化，稳定银行系统和货币体系，制定有效的政策，设置管理机构，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工人们接受了新机器，掌握了新技术，而公司经理和谦逊好学的企业家则重建了旧公司，创建了新公司，接纳了新科技，果敢前行，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占尽先机。大多数日本人民都对取得这样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农民们宣称，与“从未吃得好，也从未吃得饱”的战前岁月相比，他们的生活“纯属奢侈”。在昭和时代行将结束的最后十年里，几乎所有日本人都逐渐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充盈和丰裕。 丰裕与新中产阶级 经济高速增长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人们放弃了以往种田、采矿、伐木和捕鱼的生活，来到中心城市周围寻找从事制造业的工作。1950年，日本人口的38%居住在城市，1972年，这一数字上升为72%。到1990年，重新分布的日本人口已经极为密集地集中在都市地带。在九州岛北部，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福冈和北九州一刻不停地向四面扩展为城市工业地带。在日本中部，名古屋城区作为周围大约40个商业和工业卫星城市的核心，人口激增至超过200万。人口超过1500万的神户—大阪—京都城市网络编织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来此旅行的人们难以识别出城市之间的界限。由此继续朝东北方向前行，大约3900万男男女女拥挤在东京大都市地带。总的来说，日本人口的将近一半生活在三大都市（东京、大阪、名古屋）周围的48公里之内，这只占这个国家全部陆域面积的6%。 在这些巨大的中心都市里，战后岁月的黯淡无望逐渐让位于生活的优裕富足。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更好的居住条件，更有营养且更多样化的日常饮食，以及更为时尚的衣着服饰。每个地方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来反映今天与昨天的差别，即那时我们是多么贫困，如今我们又是多么富有。谁能否认这样的对比呢？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造起的1100万套新的住房和公寓，使这个国家的房屋存量增加了70%。人们迫不及待地扔掉了传统的服饰和战后岁月里缀满补丁的衣服，把家用缝纫机也搁置一旁，开始按照年龄、性别穿戴买来的服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经广为流行的全副穿戴是西服和暗色领带、迷你裙和进口毛衣、蓝牛仔裤配T恤衫和运动鞋、丽资·克莱本套装和古奇围巾。日常饮食也变得更加具有世界性了。人们消费更多的肉、面包和意大利面食，饮用更多的牛奶和果汁。人们在德国式的啤酒屋里放松神经，在具有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希腊、韩国和中国烹饪特点的餐馆里吃喝喧闹。 日本的中心城市大体可以界定为中产阶级的家园，他们在这里以不同的方式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新贵”们——成功的企业家、大公司的高层主管，以及那些得以在他们移居城市前继承了一些可以卖给开发商土地的人，能够驾驶奔驰汽车，前往旧金山和巴黎度假，居住在包含着独立起居室和餐厅的两层小楼里。那里宽敞的房间铺设着榻榻米，面朝着一个日本式庭院，还有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厨房，配备航天时代电子设施的现代化盥洗室，以及足够多的可供父母和子女享受私密空间的卧室。在另一个街区，蓝领工人、小公司的中层干部，以及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家庭，则拥挤在难以走进的公寓房里。每家包括两间小小的榻榻米房间、一个混合使用的厨房兼餐厅，还有一个极小的卫生间兼浴室，总面积很少超过三四十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