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使用的更可能是国产轿车，度假的地方也更可能只是在国内而不是国外。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一种新的文化图标界定了许多都市中产阶级成员的期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子极力追求成为大公司办公室中领取薪水的白领职员，如大众传媒给这种所谓“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所起的绰号那样，被称为“工薪一族”。这种生涯并不轻松，因为这些白领职员将其脑力和精力完全奉献给了公司，他们毫无怨言地接受异地临时调职，极少享受假期，几乎每天都超时工作还要表现得很愉快，即使感到疲惫或心绪不佳也要每周一两次在下班后和同事一起聚会小酌。他的上司希望他能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忠实履行他的职责，即使最终成为一个看门人，也要无怨无悔。一个白领职员在公司的等级阶梯上攀爬的高度，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各种相应的才能，一旦到此地步，他就不再能够指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做出这样的奉献，会得到一个美妙的结局。工薪阶层有把握得到终生雇用，他知道即使他的健康出了问题或经济变得糟糕，他的公司也不会抛弃他。甚至在得到晋升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之后，他仍然能够得到每年一次的加薪。他可以在周末和节假日与朋友一起打打高尔夫球，或与家人在一起悠闲度日。最后，他还可以指望在退休时得到一笔相当于3到4年收入的退休金。总之，根据一位学者的说法，努力工作的工薪阶层是日本人的典范，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处于切合实际的希望范围之内，现实足以激起他们最高的工作热情”。 一个典型的工薪阶层希望能够娶到这样一位女子，即他对她既感到一种罗曼蒂克式的爱恋，同时她的行为举止又符合老一辈人的所谓“贤妻良母”的标准。由于丈夫的收入足以应付家庭开销，所以家庭主妇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并且为之操劳。如果一个挣钱养家的白领职员能够获得好于一般的职业，那么他的家庭可能就会生活在一个拥有得体的三居室并且带小花园的郊区房子里。如果不是如此，那也会在一栋公寓大厦里拥有一套公寓房。这些现代化的公寓大厦带有文娱康乐设施。一户住家虽然没有楼上楼下的空间，但舒适程度足以与那些一家一户的小楼相媲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家庭主妇们都要整天清洁房间，采买烹饪，培植花草，有时也可与朋友在附近聚会，或是去学校旁听些课程。她还要安排家庭收支，按时支付账单，保证每个家庭成员的饮食得当和衣着整洁，并且小心地留出足够的钱，以应付家庭预算和意料之外的开支需要。 一个母亲除了做到妻子应做的一切之外，还必须培养孩子（理想上是两个孩子）。由于父亲待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太多，有时几乎是母亲独自一人担负起培养孩子的重任。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母亲（教育妈妈）”，更有责任夜里也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直到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以使孩子们能够成功地在教育阶梯上攀登，从地区性的小学升入受尊敬的中学，再进入合适的大学。“新中产阶级”的生活带给妇女们的既有挫折感也有满足感。几乎没有哪个家庭主妇不把收拾房间和清洗衣物视为单调乏味之事，有些妇女还会后悔让她们的丈夫在办公室里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我不知道日本男人为什么要结婚，”一位妇女感到疑惑不解，“如果他们从不打算待在家里的话。”然而，根据大众传媒的大多数报道，典型的家庭主妇—母亲还是能在她们的生活中发现许多令人满意之处，即她嫁给了一个她既爱慕又尊敬的男人，享受着经济上的安全感，享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和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以有助于丈夫的事业和子女的成长而感到自豪。日本社会通过赞扬现代版的贤妻良母来回报妇女们的奉献。正如一位专家所说：“日本妇女认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工作是重要的，因为这体现了社会价值。” “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强行使年青一代接受了这样的预期，即工薪阶层的父亲和受过教育的母亲的子女不可能指望继承家庭的产业或农庄，但他们能够循着父母的足迹生活。对于男孩来说，这意味着要特别努力地学习，甚至在高中毕业后还要花上一年左右的时间在专门的学校里拼命用功，以便能够通过严酷的大学入学考试跨入日本精英大学的校门。女孩则可以走一条不同的道路进入成年期。许多父母认为她们接受较高教育的合适目标是那些地位较低的学校，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公司会议室、政府办公室，或专业社团会向职业女性发出邀请函。当孩子们从学校毕业时，父母亲会鼓励男孩子追求保险而有声望的白领工薪阶层的生活。以往的经验表明，年轻女子或是作为一个专门处理乏味文书事务的“办公室女士”，工作几年，或是学习一些与身份相称的高雅艺术，比如插花和花道，然后与一位循规蹈矩的先生结成理想的婚姻。这种理想婚姻就像一句流行语所讽刺的那样，“有房，有车，没婆婆”。 农民家庭与幸福生活 迅速城市化的相反一端是大量农村人口的离去，成千上万的农村男女青年在期望得到高收入的工作和过上令人兴奋的多彩生活的诱惑下，离开农村进入急速发展的城市。日本人口从农村移居城市的速度令人吃惊。1950年，初中和高中全部毕业生的一半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仅仅十年之后，1960年，就只有10%的毕业生回到农村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一数字甚至又减少了一半。1950年到1970年间，日本全部农业人口从3600万降至2300万；到1990年，这个国家的劳动人口中仅有3%～5%在田里耕作；而当美国占领期行将结束时，还有将近50%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虽然人口减少造成日本比较边远的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和日本海沿岸一带缺乏生气，但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最终还是使大多数留在农村的家庭得以享受比较轻松的生产效率较高的且日渐繁荣昌盛的生活。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拖拉机（1955年的使用量为89 000台，1970年为3 500 000台）、除草机、播种机等国产动力耕作机械的购买量不断增长。它们减少了许多像春播那样恼人的劳累农活；手动喷雾器和新型化学杀虫剂阻止了夏季虫害的发生；而脱粒机、谷粒烘干机和小型货车的广泛使用，则帮助农民聚拢收成并将它们运往市场。因此，1950年到1975年间，日本的稻米总产量从大约1000万吨增长到1400万吨。这一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农民能够满足这个国家全部的稻米消费需求，此外还留有一些时间和土地可用于其他高收入项目，比如为城市消费者栽种水果和蔬菜，培植新鲜花卉，以及饲养价格昂贵的肉用牛。 农业机械化还影响到了生活方式的变化。节省体力的机械层出不穷，将人们从全日制的田间劳作中解放出来。有些人开始逐日往返于附近的锯木厂和铸造厂，成为固定职工，或是被雇用为出租车司机或当地小镇上的售货员；另一些人则在冬季农闲期离家外出几个月，在大城市里找一份诸如建筑工人之类的临时性工作。留在家里的妻子、祖父和祖母越来越成为从事田间农活的主力，以至于人们将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词“三老”。而妇女们的工作也并不仅限于田间劳作，因为大多数农家主妇和几乎所有尚未出嫁的农家女儿都尽可能地补充家庭的收入。她们或是担任当地商店和政府机构的雇员，或是在当地睡衣和手套工厂里按件计酬地做兼职工作，甚至在建筑工地上帮忙。 “三老”式的田间劳作将沉重的身体和心理负担转嫁到妇女，特别是那些丈夫外出工作的农家主妇肩上。令人担心的是她们势必会忽略她们的孩子和丈夫。有人为她们辩解说： 人们聚集在田里干活时，互相之间都能体会他人的艰辛和快乐；但是若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干活，就很难理解彼此的感受。干完农活回到家，还有很多家务活等着你。不错，你应该有女人味，但是在像男人一样整天从事户外劳动之后，是不容易立刻恢复女人味的。一次又一次，妇女们疲惫不堪地走进家门，甚至想不起来对丈夫说一句慰藉的话。当妇女们劳碌不堪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要求她时时保持屋子的整洁呢？如果她的丈夫因此责备她，她就会不由得勃然大怒，或许她会为此感到一丝歉意，但她还是要说：“我整天都在干活，你没看见吗！” 无论农业现代化强迫社会付出了多少代价，生产力的提高和获取非农收入能力的增强，还是使日本农村变得富裕多了。农业收入快速增长，1960年到1979年间增加了700%，其后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再次翻番，如图16.3所示。引人注目的是，1973年，农户平均收入高于同期的城市工人家庭的7%。令人吃惊的是，到1990年，仅有八分之一的日本农户继续从事全日制农业，绝大多数农村家庭都从非农劳动中获取他们70%的收入。 新型的富裕农户完全而满怀热情地投入日本活力四射的消费社会。他们与生活在城里的中产阶级兄弟姐妹们一样，驾驶着丰田汽车，喜好蓝牛仔裤，建造时新的房屋，用家电产品塞满房间。有意思的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家里都以“新三件”取代了帝国时代的三件圣物（镜、刀和宝石），来作为他们新的丰裕生活的标志性象征。20世纪50年代末期，据说每户人家都想要电扇、洗衣机和电饭锅；几年之后，消费者的欲望转向了轿车、空调和彩电；而定下20世纪70年代消费基调的更为时尚的三件套则是珠宝，到国外度假和富丽堂皇的现代化住宅。 昭和晚期的难得好运，使得许多农民家庭对于未来感到有点不知所措。虽然几乎无人会放弃已经拥有的省力器械和物质福利，但是农业特征的巨大变化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冲击，又使绝大多数人有些不安，甚至感到不满。对都市家庭生活方式的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反应。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是，许多农家妇女都梦想成为“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许多农村家庭甚至存入他们从农业和在当地农业合作机构兼职得来的收入，然后按月取出，“就像一个工薪人员”。但是，仿效城市中产阶级并不能抹去对未来生活的担忧，许多农民怀疑乡村的生活环境会一直如此之快地得到改善。几乎每个农户都想要知道，他们是应该鼓励子女待在田里，还是劝告他们寻找其他工作。教育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农家女儿和次子、三子正在寻求大学教育和比较舒适的城市生活。显而易见，即使他们对子女毕业后将到远离他们的城市里工作和生活感到有些遗憾，但大多数农民家庭还是认可了生活轨道的这种变化。正如一位学者所观察到的，对于昭和晚期的农家青年来说，“取得事业的成功与留在故乡工作，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昭和晚期经验评说 尽管农业的前景难以预测，许多日本人仍然全心全意地欢呼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的迅速变迁，认为这是日本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上的胜利顶点。可以想见，人们积极地评价既往的成就；相信经济奇迹将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工业化世界将缔造一个大众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据一位著名社会科学家所说，“绝大多数人都会过上相当富裕的生活，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为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感到自豪”。许多专家和媒体评论员都相信，自由民主党和中央官僚机构的统治，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在它的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且国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时代。在注意到政客与官僚机构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之后，一位权威人士特别指出，“在制定重大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所达到的高服务水准”，使日本得以实现“异乎寻常的成功”。 外国观察家也加入到赞美日本战后复兴和实现繁荣的行列。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一书在日本和美国极为畅销。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虽然在书中承认日本社会还有相当多的缺陷，但他的结论是“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能够越来越成功地解决后工业化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同时，埃德温·O.赖肖尔，25年前他还是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如今也称赞日本是“所有重要国家中组织得最好又最具有活力的”。著名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对日本的经济表现是如此之看重，以至于他将日本视为美国显而易见的接班人，宣称21世纪将属于这个岛国。 许多普通日本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一般也对昭和晚期逐渐展现出来的状况表示满意，从而滋生出一种沾沾自喜的意识。在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将近20年时间里，尽管收入水平有明显不同，但在由首相办公室进行的每年一次的日本社会调查和由新闻机构举办的现场民意测验中，90%以上的日本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工薪阶层和“办公室女士”，认为他们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日本社会所共有的用户至上主义及拥有最时尚物品的渴望，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只有一个阶级的观念。同样的时装和食品，每个城镇和县市都看得到，也吃得到，这进一步鼓励了一种共同体意识的滋生。电视机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