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960年，一半的日本家庭已经有了电视机，其中90%以上的人家在他们家里的黑白电视机上观看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到1975年，同样比例的日本家庭已经换上了彩色电视机。随着人们平均每天看4小时电视，新闻播报、电视连续剧、烹饪节目、体育赛事，以及各种竞赛节目，比如每年除夕之夜在NHK电视台播出的“红白歌赛”，都创造了一种每个人共同参与统一的国家文化建设的感觉。甚至连对于那些来自外地乡间的人们来说，在战前可能意味着耻辱也可能意味着骄傲的地区方言，如今也由于“NHK日本语”成为国家标准发音而越来越不容易听到了。 此外，在美国结束对日占领之后，政府将控制中小学校的权力返还给了文部省。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东京的文部省官员就为全国的中小学校设定课程，积极行使他们审查和指定教科书的权威，造成的结果是全国的孩子们差不多在同一天学习完全相同的功课。得到文部省认可的教科书，一般来说灌输着这样的内容，即开明的明治维新领袖们将日本引上了现代化的道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脱离了正轨的时期，幸运的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书中以温和的言辞谈论日本是“进入”而非“侵略”中国，昭和晚期的几十年则见证了人们重返所期望的和平与进步轨道的历程。同时，伦理道德课程也于1958年重新在中小学校设立，为学生们提供了讨论家庭关系、社会责任和民族价值观的机会。 尽管学校教育、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物质标准都日渐标准化，但用单一的“中产阶级”观念并不能正确描述家庭、学校和工作的实际情况，就像日本农民家庭的生活史所表明的一样。而且即便在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内，尽管许多人赞同和向往工薪阶层的生活方式，但仍然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口是享受终生雇用的白领职员，仅仅略多于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数。所谓的“共同体”观念遮盖了都市与乡村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青年与老人之间的继续广泛存在的差异，而且，随着昭和时代行将结束，一亿多日本人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给不断出现的对昭和晚期的批评增添五花八门的材料。 在一些日本人高度赞扬经济奇迹的同时，另一些日本人则对这种GNP增长崇拜表现得不以为然，认为经济高速增长将不公平的社会成本强加在普通男女和孩子头上。几乎无人否认，日本公众的生活水准在战后数十年里有所改进。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远超过受害者。然而，人口过于拥挤，上班途中时间太长，居住条件过于狭小等问题，仍在不断困扰着城市居民。而且，失去控制的工业化已经把日本变成如同一个观察家所说的“污染的国度”。在这里，有毒的废弃物毒化了食物链，受污染的废水摧毁了沿海的捕鱼业，汽车尾气与工厂煤烟的混合产生出令人窒息的光化学烟雾云层。 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20世纪60年代，成千上万的工业城市居民受到了污染带来的疾病的袭击。例如，三重县受到哮喘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困扰，镉污染导致居住在富山县沿岸村民和城镇居民的腿脚残疾。在日本西部，由森中牛奶公司销售的有砷污染的奶粉，造成12 000名婴幼儿腹泻、发烧和患上白血病，其中130人死亡。最为臭名昭著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在熊本县水俣市。在这里，化肥公司将汞混合物排入当地捕鱼的水域，结果引发了大量突发的退化疾病，从四肢麻木，视力和听力受阻，失去肢体控制，直到脑部瘫痪。这种疾病第一次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到1979年，已有300多名水俣病患者死亡，还有1200多人受到各种各样病痛的折磨。 对此，自民党和官僚机构终于做出了反应，制定出世界上最为强硬的反污染法。但是，在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看来，政府并未迅速采取足够的措施，他们为此发起了群众性的抗议活动，抗议政府未就他们所关心的事态做出充分的反应。1958年，水俣病受害者及他们的亲属首次组织起一个公众运动，而别处的农民、渔民及其他普通日本人也团结起来抗议工业污染和环境破坏。抱有同情态度的律师、医生、科学家和记者们也积极提供帮助，并巧妙地建议受害者如何提出适用的法律诉讼。到1967年，日本国会终于通过了全面的《污染对策基本法》，法庭也做出了几个有利于原告的标志性判决。 反污染运动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各种公众运动的开展。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20世纪70年代，冲绳县民众积极行动起来，阻止政府在这里建造一座新机场，认为这将毁灭某个独一无二的珊瑚品种，而其他几个县里的居民也成功地阻止了政府在他们家乡附近建造原子能反应堆的计划。这种新的公众运动的特征是出现了由家庭主妇组成的自愿团体。这些家庭主妇根据她们所称的“母亲逻辑”，投身反对食品价格上涨、交通拥挤、事故增加，以及不恰当的垃圾处理方式。此时的典型公众运动倾向于将自己当成非政治的、无党派的联盟，汇聚在一个临时的基础之上，以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即便如此，各种抗议团体的行动仍然被视为对自民党某些政策的尖锐抨击，是对那些将经济增长列为最高目标的人的无情批判。 对昭和晚期经验的其他批评，则主要针对“新消费主义”的过度浪费行为。这是由日本的暴发户和较富裕的中产阶级成员所信奉和实践的。也许，日本的有钱人可能更乐于看到他们自己成为消费潮流的引导者，使自己无拘无束的消费模式成为那些受到陈旧的等级和阶层规范束缚的人效仿的对象。但是对于批评他们的人来说，昂贵的网球训练，上百美元一只的甜瓜，用于周末兜风的豪华轿车，以及不惜耗费上万美元成为高级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所有这些并不代表一种令人振奋的新生活方式，而只是一种非常无聊的卖弄，说明一种精神空虚的生活正在郊区和富裕的都市社区里蔓延。 对许多人来说，《虚幻的万花筒》表现了东京有钱的年轻人已经陷入一种“价格不成问题”的噩梦般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大学生创作的获奖小说，1980年12月问世以后风行一时，很快就卖掉了800 000册。小说描写了一个女大学生两个星期的大学生活，女主人公的音乐家男友外出旅行时，她与一个在迪斯科舞厅遇见的年轻男子发生了漫不经心的性关系。然而，相对于小说的情节来讲，书中附有的400多处注释更说明问题，它提醒读者了解这种“万花筒”生活的压力。“万花筒”是作者创造的新词，用来描写信奉物质至上的女主人公这一代人的虚无主义的生活态度。“如果你在午夜想要块蛋糕，”作者写道，“就要去大山町3号﹡的查娜缇点心店﹡。在那儿，你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蛋糕，再来杯白葡萄酒。然后，再去‘杀手’大街﹡上带有旧金山风味的斯威森冷饮店﹡要杯冰淇淋。”书中以一个个星号提示读者参考详细的注释，内容多是夸耀那些销售时髦商品的商店、街区及品牌名称。特别令那些批判无节制消费主义的人士感到愤怒的是，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毫无意义的浅薄教养和荒唐可笑的自炫自负。例如“买一件科丽杰牌夏季毛衣，如果再配上一只科丽杰购物袋：我喜欢这种势利行为﹡”，“喝爱斯珀瑞索浓咖啡吃蛋糕固然不错，但偶尔也会像法国人那样来杯白葡萄酒：我就乐意这样矫揉造作”。 那些批评《虚幻的万花筒》中主人公“矫揉造作”和“势利行为”的意见，也用来抨击现实社会中“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这几乎已经成为都市中产阶级的典型家庭形态。虽然日本的家庭形态向小家庭的转型比那些浮夸言词所描写的过程要长得多，但还是颇有几分戏剧性的。20世纪20年代，超过30%的日本家庭是三世或四世同堂；到1985年，已有61%的日本家庭是核心家庭，18%是单身家庭，只有15%的家庭是祖孙三代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对于那些保守的时事评论家来说，家庭形态的演变标志着传统价值观念的销蚀。单独住在小房子或狭窄的公寓里，工薪阶层及其妻子很难照顾到年迈的双亲，这将增加老人心中“独自一人毫无指望地死去”的无可摆脱的恐惧。而且，身为工薪阶层的男主人不在家里的时间太多，几乎没有时间用来培养孩子；而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虽不工作，对此也很难有什么帮助，她已经过多地关注物质生活，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和圈子里的朋友打网球，然后又精心切出下午茶里糖块的时髦样子，结果丧失了“抚养孩子的天生本能”。于是，在这些批评者的眼中，正是由于父母亲教育责任的缺失，造成日本的孩子尽管学习很用功，但正变得内向而孤僻、胆怯而懦弱、自私而任性。 住在“下町”的家庭则对新型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做出了真实而自觉的批判。“下町”常被译为“商业中心区”，指的是那种挤满了小店主和工匠的城市社区。一个典型的“下町”街区可能包括面包房、米店、书店、理发店、美容店、花店和一些摆着几张桌子的小饭馆和咖啡屋，这里制作和出售豆腐、面条、榻榻米席垫、和服、塑料瓶和机器零部件，还有小店专卖蔬菜、水果、鱼鲜、食品、杂货、玩具、文具、体育用品、家用电器、啤酒和日本酒，以及蒲团（即日本式床垫。——译注）和其他床上用品。“下町”居民大多住在他们店铺的楼上，时常夸耀他们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身份。这些都源自日本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堡街市商业生活的传统。 虽然“下町”居民的行为意识依赖于对既往传统的高度选择性阅读，但他们确实坚持着以往的生活路径，与他们的邻居融洽交往。这与中产阶级家庭的条条框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份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小业主家庭”是“下町”理想的典型表现。父亲、母亲，以及成年的儿子儿媳共同经营着家庭的商务活动，即雇几个工人，来织造婚礼时用的昂贵丝绸锦缎。祖母也会来帮一把手，她收拾包装盒，接听电话，烧饭做菜，还要照顾孙儿孙女。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把家庭和商务、住房和作坊结合在一起，三代合作以维系家业，使之能够完整传承给仍在蹒跚学步的子孙。“下町”的店家喜欢“自主经营”。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制定的时间表作息，以办公室职员从不可能有的方式与邻居交往，还可以参加从政治俱乐部到志愿消防队和体育运动队的各种社区组织。每当夜幕降临，全家人围桌而坐，乐享天伦。“下町”人家从温暖的社区纽带里感受舒适，从自主经营家业中获取自豪，若是将自己与那些身为工薪阶层而做着乏味工作的人相比，他们就会油然而生几分沾沾自喜。 怀旧的流行 政府对“下町”家庭和社区的补助和维持，成为一种渴望既往价值准则的怀旧行为。这些过去的价值准则20世纪70年代开始风靡日本全境，20世纪80年代更是大为增强。在数十年的急剧变迁——战败、被占领和复兴、工业化、城市化、富裕化以及文化准则规范化之后，对于某些有价值的传统将要从他们手中滑落并且永远消失，许多日本人都感到一种深深的惋惜。对他们来说，身怀绝技的“下町”数代同堂家庭代表了日本传统的人与人关系的转世再生。这种人与人关系，既非那些已经侏儒化的工薪阶层家庭所能仿效，亦非正在经历剧变，受到灭亡威胁的现代农民家庭所能维系。 日本国家铁道会社所搞的“发现日本”活动，把如今几乎已经看不到的历史上的浪漫场景串联到一起。据一位学者研究，发起这项活动的本来目的是为了动员度假的家庭和亲友乘坐列车前往风景名胜，广告口号相当诱人，即“到一代人魂萦梦牵的地方去，到被我们遗忘的发祥地去”。大幅的彩色海报醒目地张贴在旅行社的橱窗里和日本国铁会社的铁道站台上，主要吸引年轻人，通常是一两位穿着蓝色牛仔裤，20来岁的城市单身女性，前去寻找一些比较真实的，几乎被遗忘的日本固有景象：村姑在当地神社里耙扫秋日的落叶，饱经风霜的农夫正在装运蔬菜，孤独的和尚在寂寥的山间庙宇里念经，妇女在岩石嶙峋的海滨采集海藻，等等。这些用来作为自我寻根的微型戏剧性场面的地点，通常不是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而往往是名不见经传的自然景象。乍见似乎熟悉，然而又很遥远到足以代表那些较为单纯的时代和地方。每张“发现日本”的海报都仿佛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在一闪而过的瞬间一瞥中，居然就能将某个短暂的、单独的场景变为永恒的、普遍的描绘，传递着什么象征日本人，如何感知日本人的信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农民家庭本身已经不再保留原样，但“发现日本”之旅仍然有助于点燃一场“故乡热”，想象农村生活的浪漫化，使得乡村民俗成为日本传统的光辉范例。故乡是一个人曾经生活的地方，或是他的祖辈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用一个日本人的话来说，“是每个人无论何时都迫切感到想要回去的地方；是每个人心灵都可以歇息的地方；是每日例行公事般的生活可以暂时被放下的地方；是乡风民俗具有高度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