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逝世，豪华的葬礼令人回想起1912年国家为其祖父明治天皇举办的盛大葬礼。在20世纪初，葬礼上大炮的轰鸣声对小说家夏目漱石而言，听起来“就像为一个世纪的消逝做最后的哀悼”。世纪末，昭和天皇的去世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同样意味着日本历史上另一个重要时期的结束。昭和天皇即位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政党第一次要求在国家的决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摩登男孩”和“摩登女孩”阐释了新的文化准则，日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在位20年后，日本成了战败国，在世界的眼里，它应该因其军国主义政策和狭隘的心理受到谴责，它的未来黯淡而且没有希望。大约40年后，在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天皇统治时期的尾声，日本重新获得了国际地位，其经济威力使人人惊讶，日本社会更加开放平等，并确定了自己作为地球上先进的、现代的国家之一的身份。随着昭和天皇的逝世，许多事情要停下来反思。对许多人来说，日本似乎已经完成了对现代化的追求。 昭和天皇的儿子兼继承人皇太子明仁，选择“平成”作为自己的年号。“平成”一词，来源于中国古典著作《史记》和《书经》中的两段文章，表达了“地平天成”、“内成外平”的希望。然而，日本的新天皇很快便发现，和平不等于平静安宁。在平成时期的第一个10年，日本看起来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速度变慢，接着在工商业的衰退中停滞不前。自民党眼看着大权旁落，年青一代质疑中产阶级价值的普适性，不满的少数民族对设想的文化同质均一的合理性提出挑战，国际局势也因苏联的解体而重新调整。 20世纪90年代的巨变，使日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何谋划日本未来的民主事业？如何恢复经济的发展？如何在保持社会凝聚力的同时鼓励个人自我实现？如何寻找与外界相互作用的道路？突然之间，对现代化的追求似乎更像是在一条奔流不息、不停变换、永无止境的湍急河流上旅行，而不是追求一个固定的、可以实现的目标。大约100年前，在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之交，日本回顾半个世纪的迅速变化，曾经抛开怀旧之情，开始接受挑战，探求新世纪的机遇。如今又该这样做了。 破碎的泡沫 超强的美元使美国人富了起来，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人大肆购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商品。美国对国外商品的贪婪胃口很快导致了长期的贸易逆差，保护贸易论者开始提倡进口限制和其他措施，以保护美国生产商免遭国外竞争。因为担心这种要求贸易限制的情绪最终可能会危及战后时期的自由贸易体系，1985年9月，主要工业国的代表会聚在纽约的广场旅馆，决定干预外汇市场，以便支持日元，削弱美元。对货币的这种操作，专家们一致认为，可以通过降低美国对昂贵的国外商品的需求，以及鼓励美国的贸易伙伴购买比较便宜的美国商品来调整贸易差额。此外，日本和其他主要出口国同意刺激国内需求，作为鼓励从美国进口的方法。所谓“广场协定”的结果是，日元价值短期内大约上涨了一倍，从1985年2月的260日元兑换1美元，飙升至1988年的121日元兑换1美元。而在日本国内，政府也通过出台包括降低税收和利率和扩大信用的一揽子刺激措施来推动消费。 然而，“广场协定”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强势的日元使日本公司能以比以前更低的价格进口原材料，投资建设现代化的新厂，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产成本的降低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出口。1985年至1987年间，日本对美国的年贸易盈余从490亿美元大幅度上升到890亿美元。日本公司赚得钵满盆满，开始向国外扩展，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上升到2000多亿美元。由于索尼公司高价购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公司买下了美国音乐公司（MCA），这两个日本公司成为全球娱乐市场上骄傲的竞争者。同时，本田公司和其他汽车生产商在美国腹地开办了汽车厂，日本的房地产公司也把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的著名高尔夫球场和豪华旅馆弄到了手。在日本国内，充分的就业、更高的工资以及增长中的企业投资使投机热达到了高潮，主要股票的日经指数从1986年1月的13 000点以下三级跳跳到1989年的近39 000点，而主要都市中心区的房屋和土地价格也以同样令人眩晕的速度上升。 1989年，日本过热的“泡沫经济”破灭。西方工业国家的不景气和东南亚、拉丁美洲、东欧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降低了日本企业的销售额。随着利润下滑，日经指数迅速下跌，在1989年11月到1990年底期间，从39 000点跌到24 000点，跌了近40%；到1992年8月又再跌10 000点，成了14 000点，比最高点下降近65%。与此同时，公司搁置了它们的扩展计划，想买房子的人犹豫了，房地产市场崩溃了，产生出价值数百万亿日元的不良资产。 随着投机泡沫的破灭，20世纪90年代成了消费下降、生意缩减，停滞不前且充满悲观主义的，最后难以摆脱使人沮丧的工商业衰退的10年。在1992年至1995年期间，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以每年几乎不到1%的速度缓慢爬升，这是战后时期最苍白无力的表现，而索尼公司为了保住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忍受着沉重的营业损失。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当经济滑入萧条期时，那些从银行贷款作为购置股票和不动产资金的投机者不能按时还贷，也无法卖掉他们迅速贬值的资产来偿还债务。根据一些估计，日本的银行有价值1万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而当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减少贷款时，严重的信用恐慌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 由于金融部门陷入危机，日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1997年夏泰国货币崩溃引起的泛亚工商业衰退（即所谓的“亚洲金融危机”。——译注）。截至初秋，日本的失业率和企业破产的数量已达战后时期的新高。11月，三洋证券和山一证券，日本的这两家主要经纪人事务所，以及日本北部的大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用某位分析家的话说，这使那个月成为“日本金融史记录中最不平静的一个月”，让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银行危机。一年后的1998年秋，正当一些乐观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基础是稳固的，并预测最后会有转机之时，结果却听到经济企划厅的领导宣布，国家的经济在1997财政年度（1997年4月1日至1998年3月31日）收缩了0.7%，而后又预言进入新千年时情况会更加糟糕。事实上，1999年10月至12月这个财政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4%，2000年春的失业率保持在战后最高水平，4.9%。 平成初期，自民党的政治泡沫也破裂了。1989年春，竹下登首相，他已经接管了自民党内部的田中角荣派，却在公众获悉他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一家出版和房地产公司）1.5亿日元的非法捐赠后辞职。竹下登的继任者宇野宗佑与一名艺妓一直有染，然后又塞给她对他们长期暧昧关系的低俗细节保持沉默的封口费。当消息泄露出去后，对自民党更是雪上加霜。宇野宗佑在位仅6个星期就不光彩地下台了。自民党把党总裁的职位，也是首相一职，交给了不知名的议会议员海部俊树。他的主要优点是没有卷入任何丑闻。尽管海部俊树出乎意料地受到日本公众欢迎，但当他的第二次任期届满时，自民党仍旧恢复常规，选择一名老派的内部人员宫泽喜一来领导该党和国家。这不是个好选择，1993年3月，金丸信——竹下登之后的老田中派头头，也是宫泽喜一的代理首相，因为收受一家经营包裹邮递的佐川急便公司的非法捐献而被捕。当时警察的突击搜查发现，有价值10亿日元的金条隐藏在他的办公室里和家里的地板下。 “里库路特丑闻”和“佐川急便丑闻”，再加上自民党不能有效处理日本的经济困难，削弱了人们对自民党的信任，并引发了政治不稳定时期。许多较年轻的政治家对那些年长者感到幻灭，因此脱离自民党，成立了若干独立的政党，包括日本新党、日本新生党和先驱新党。选民们也抛弃了自民党。1993年7月，自民党在选举中丧失了对众议院的控制。经过复杂谈判后，日本新党的首领细川护熙组织了一个七党联盟，并于1993年8月8日成为自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非自民党首相。不久，细川护熙和佐川急便公司也有值得怀疑的交易暴露了出来，于是他被迫辞职。在他之后，在自民党由桥本龙太郎领导重新控制内阁之前，还经历了另外两任非自民党首相。 但是，当日本步入新世纪时，自民党依然前途未卜。公众对桥本龙太郎的继任者小渊惠三几乎不抱希望，后者表示自己是个“温和单调”的人。2004年4月，小渊惠三因中风导致脑死亡去世，自民党的老牌党员森喜朗接掌了国家，并宣布在他的任期内将缔造一个“精神丰富”，人民“生活安定”，实现他们“对未来的梦想”，赢得“世界信任”的社会，以此来努力实现“日本的新生”。虽然这些目标看起来崇高，但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日本人并不太相信森喜朗的联合内阁有能力带领日本走出经济和政治困境。（如表17.1所示） 批评与寻找千年末感伤的疗法 森喜朗的口号表明，平成早期的种种事件引起了日本对经济和政治未来前途的严肃讨论。在政治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一开始，就呼唤有伊藤博文和吉田茂之风的“坚毅”政治家出现，他们常常被描绘成具有巨大的“性格魅力”、“有远见和胆魄”的领导人。在自民党内部，桥本龙太郎和其他设法掌权的政治家喜欢把他们自己宣传为“新领导人”，会把崭新的视野和新生的精力带给这个国家。本着这种精神，1997年11月，仿照1986年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对英国证券业大规模撤销管制规定的做法，桥本内阁宣布了全面改革日本金融制度的计划，并将这次改革喻为“日本式大爆炸”。然而，内阁无法把这种许诺变为“把国家从似乎没有止境的衰退中拯救出来”的具体措施，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感到改革取得了什么成果。1998年7月，选民使自民党在参议院大选中惨败，迫使桥本龙太郎辞职。无法振奋人们精神的小渊惠三和森喜朗跃居国家的最高政治职位，这促使许多日本人思考该怎样吸引更有能力的人投身于政治。 有些批评家提出一系列问题，如日本是否应该走向两党制或多党制，而不是关注领导人的人格。一些人指责，自民党一党统治时期，助长了黑金政治，诱惑着政党领导人无视民意，闭门造车，暗箱操作，导致了胆小的“政治家处理小问题，忽视重大问题”的不幸状况。依照这种见解，两党或多党之间更公开的竞争，可以促成“各种思想有意义的交锋”。这种交锋能够引起广泛实在的公众讨论，从而导致其他更有想象力的政策形成，迫使首相和议会成员以更负责的态度为公众服务。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开始猜测自民党是否能够，甚至是否应该在向更多元化制度的转变中幸存下来。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对自民党失去了耐心，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自民党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某些政治家，如桥本龙太郎和小渊惠三，显然希望重新获得昔日的荣耀。但是其他人却认为“如果自民党解散，那是一种解脱”，如一位资深党员所说，“我们老人应该解甲归田，为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自豪。年轻人应该成立新党，或者加入其他党，如果他们想那样的话。问题是，这个党迟早会解散。如果事情是那样的，我宁愿它在时机成熟时摆脱牵绊重新起航，而不愿等着整艘船下沉”。 其他一些目睹了20世纪90年代变故的人，则把注意力转向官僚阶层。除了一些不同意见外，几乎每个人都同意，在明治后期和大正时期，还有从占领时期直到昭和后期的半个世纪里，国家机关各省中都有日本“最好、最聪明”的人。这里是制订经济计划、筹划教育体制，进行赢得全世界尊敬的社会立法和能干而且尽责的专业人员的家园。但是不知为什么事情出错了，东京闹市区的霞关，大多数重要省的所在地，已经成了由缺乏想象力又傲慢自大，而且思想僵化的笨蛋占据的泥潭，他们只知“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一些人认为，这种缺陷导致的结果是“整个政府丧失活力”，不能再对紧急情况做出敏捷的反应。 对官僚不称职的普遍不满在关西大地震之后达到了顶峰。1995年1月17日，这场地震袭击了神户和附近地区，导致5000多人丧生，10万多座建筑物被毁，40万人无家可归。在霞关的高位上监控情况的官员大大误判了灾难程度，首相在动员自卫队和消防厅方面也行动迟缓。批评者指出，由于官僚们“可耻的不作为和优柔寡断及惰性”，本来应该很快被扑灭的大火，结果却肆虐了好几天，被困在瓦砾堆中的数百人白白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