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随着公众对这场灾难的恐慌不断增长，村山富市首相承认政府没有迅速行动，三个月后，孩子们继续背着饮用水和救急食品上学，被毁损的铁轨使大阪至神户和西部地方的高速火车仍然不能通行，而国会议员还在环坐着无休无止地争论救济和重建基金，愤怒的人们纷纷指责政府行动迟缓、效率低下。 官僚的作用也成了有关经济失调讨论的中心。按照一些专家的看法，经济泡沫越来越大变得危险乃至破裂，是因为霞关的“官僚”对银行和经纪人事务所的鲁莽行为视而不见。问题的核心，据说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暧昧关系”。1995年和1996年，人们发现大藏省官员收受了正是他们应该监督的金融机构的贿赂，大藏省“已成为腐败温床”的看法更为尖锐。这种罪行导致大藏省4名高级官员被捕，而112名下属则受到了某种形式的“行政处罚”，从书面申斥到减薪和停职。所有这一切都使未来暗淡无光。“只要无能的官僚依然在位，拒绝放弃权力，”一位极为愤怒的批评者写道，“我们的前途就非常暗淡，甚至毫无希望。” 人们积极提出克服官僚腐败和懒散的办法。人人都希望吸引更有才能和道德的人担任公职，大多数监察人员也同意，应该缩小被认为人员过多，因而笨拙无能且反应迟钝的官僚机构的规模。因此，1997年11月，桥本龙太郎首相专门召集一群专家召开管理改革会议，建议把现有的22个省和内阁一级的机构合并为12个省和1个内阁办公室。桥本首相由于认识到需要“对臃肿的官僚机构实施皮下脂肪切除术”而受到称赞。另一些人则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宣称未来的关键是恢复“结构平衡”，也就是重新确立议会和内阁控制掌管各省官员的权利。所以，1998年7月小渊惠三上台时，他承认“公众对政治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极高的程度”，因此提倡“恢复政治权威”，意思是“必须”使当选的官员“毫不含糊地改变政治领导人与官员之间的权力平衡”来“行使真正的政治领导权”。 20世纪90年代，虽然银行家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首脑受到了攻击，但其他大多数公司的领导人则安然度过了这一时期，他们的尊严和公众对他们的尊敬都毫发未损。当不间断的工商业衰退和反复发作的金融危机造成了损害时，商界的支持者提出了复兴经济的建议。在谋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上，一些分析家极力主张日本尝试在发展新计算机和软件产业方面超过美国。其他人则建议，最佳选择是继续走作为一个制造国的路线，毕竟，如一位观察者所指出的，“工商业衰退并没有耗竭国家的制造力量”，而用另一个人的话来说，日本人应该记住“造东西是他们国家最擅长的事情”。 然而，世纪之交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人们对那些解决方法的极大怀疑。2000年夏，世界各地的人们发起法律行动，抵制已经被日本轮胎制造商普利司通收购的美国火石轮胎公司。因为它在设计和制造上的毛病造成了50起死亡和数百起人员受伤事故。在此之后，普利司通的股东们发现他们的股票价值跌了一半。事实上，与此同时，当起诉人在一周内两次搜查三菱汽车公司的总部，找到证据证明公司蓄意掩盖制造上的问题时，公众对曾经骄傲的三菱的信任已经烟消云散了。之后不久，1.5万人在食用了雪印公司——日本一家主要的奶制品公司，被污染的产品后病倒。调查揭露出那家公司惯常伪造新鲜证明，并从商店回收陈奶后销售。这桩丑闻引起了消费者对其他食品公司潮水般的抱怨，很快，大众媒体上就有了各种各样不胜枚举的故事，从罐装果汁中的苍蝇到薯条中的死蜥蜴等等。 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失落的十年”，用许多人的话来说，笼罩着全体日本人的未来。关于如何克服千年末感伤的讨论热烈而聒噪，但是倾听沉寂的声音和记住没有说出口的话也很重要。不管平成时期的头十年留下了多少不和谐的迹象，几乎没有日本人怀疑过，当他们准备迈进另一个新世纪时，民主和资本主义仍是日本要走的正确道路。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表现疲软而令人失望，尽管人们忍受了一连串平庸的，其显而易见的无能有使国家陷入瘫痪危险的首相，但是，却没有要求抛弃议会民主或私人企业制度的严肃呼吁。与之相反，对于这一点的信任几乎是普遍的，即日本在20世纪的成功，来自政党政府和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昌盛；而当国家转向其他方向时，失败就会增多。于是，当平成时期进入新世纪时，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倡导一种更具功能性的宪法制度？如何完善基于私企所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 国际社会中的日本 昭和后期，日本的对外政策建立在数条原则之上。第一，是由吉田茂制定，并由连续几届自民党内阁怀着不同程度热情重申的，日本绝对优先考虑和美国的关系。1951年签署并于1960年修正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规定，日本在战略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两国互相依赖。实际上这意味着，日本在经济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密切合作，在军事上依靠美国保护它免遭未来敌人的侵害；而当大的世界危机来临时，日本不能公然反对美国的领导。 企图修复与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成为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第二个特点。然而，冷战的紧张态势和东京想托庇在美国羽翼之下的决定却制造了许多纠纷。1949年，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美国把中国排挤出了以形成“旧金山体制”而告结束的对日谈判。因此，1951年9月，在日本签订和平协定的当天下午，东京又和台湾单独缔结了条约，并和美国一起承认台湾岛上的政权为中国的正式政府。许多日本人都不接受这样的行为，他们认为，从长远看日本必须和中国交好，无论中国政府的政治倾向是什么。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联合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做了彻底改变时，这种可能性才成为了现实。不久之后，1972年的9月，田中角荣首相到北京签署了联合声明，规定两国互设大使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说明日本“完全理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后，中日双方于1978年8月12日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重申此前的协定，并使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在日韩两国最终于1965年6月签署《日韩条约》之前，两国代表进行了长期谈判。这个条约和其他一系列补充协定承认大韩民国政府是半岛上的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并要求文化合作。被搁置一旁的是日本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关系。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北朝鲜被美国视为“流氓国家”。在整个昭和后期，北朝鲜在日本眼中也几乎是个“非国家”。 日本想和苏联建立新关系的企图则要花费更多的工夫。1956年10月19日，这两个老对手签署了《苏日联合宣言》，结束自1945年8月9日以来一直存在的战争状态，恢复了两国的正式外交联系。然而，因日本被包括在美国环绕着苏联建立的防御圈内，以及所谓的北方领土问题——莫斯科和东京对北海道以北海岸附近4个小岛有相互不可调和的主权要求，再加上长期的互不信任，使得双方几乎不可能建立友好关系。 在“旧金山体制”的限制下，对日本的决策者来说，第三个指导原则是尽可能让政治远离贸易，以便日本能够成为全世界的贸易伙伴。这种努力在西欧和美洲没有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即便在日本逐步上升的贸易顺差招致了不公平竞争的指控，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政治家和商人对日本进行情绪化的任性攻击之后。1990年，西德、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意大利都在日本的前十位贸易伙伴之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表17.2所示，日本和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接近其他9国的总和。 在亚洲，重建的外交格局为日本公司在除北朝鲜之外的整个亚洲地区，创造了丰富的贸易机会。早在1952年，日本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使得双边贸易到1972年关系正常化时增长到了12亿美元，截至1990年，又达到181亿美元。此外，与台湾的所谓“私人贸易”继续扩大，即便在日本终止了和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把“私人贸易”纳入官方范围之后。1990年，中国台湾是日本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进口了154亿美元的日本商品，向日本出口了85亿美元的商品。日本和韩国的贸易增长得更快。1990年，日本从韩国进口的商品总值计117亿美元，出口总值为175亿美元，使日本成为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苏贸易一直处于低得多的水平，但苏联是日本钢铁产品和建筑工业的主要市场，而西伯利亚诸省也出售石油、木材、金属，如铂、镍等给日本公司。 不足为奇的是，贸易问题容易促成与东南亚国家的相互影响，其中大多数国家于20世纪50年代和日本签署了外交协定。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日本公司的前哨和宣传，从本田汽车到索尼电器的几乎每件商品的广告牌，沿着从马尼拉到新加坡的城市地平线竞相招展。截至昭和晚期，日本已经成为印尼石油和其他国家轻工业产品的老主顾，同时，日本的电器、汽车、机床和钢材等也涌进这些地区。1990年，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500亿美元，尽管除了印度尼西亚之外，这里每一个国家在和这个亚洲经济巨头的贸易中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 整个昭和晚期，日本人都在争论“旧金山体制”的价值问题。某些人相信“从属的独立”对他们的国家相当有利。商人们能清楚地看到，与欧洲、美洲的经济往来以及与亚洲恢复和平关系，正以多种方式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人已经开始享有给人深刻印象的国内繁荣了。同时，那些痛恨他们国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外侵略的人，因为武装部队规模的缩小，再加上宪法第9条的规定，也相信这使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不可能再死灰复燃。 然而，批评者也很快就注意到，有得必有失。在心理上，日本的国家利益附属于另一个国家，即它的征服者，这不断侵蚀着日本人的骄傲。当1951年签订的安全条约同意美国直接管理冲绳岛，承认日本人在该县只有“居住权”时，更加深了这种屈辱感。在1972年冲绳归还给日本之前，美国政府管理那里的事务，这里好像是一块殖民地。美国军队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基地，以致在一些人看来，冲绳就像一艘巨大的美国航空母舰。而且，一些日本人始终怀疑驻扎在冲绳基地和日本各地的美军是否能够有效地阻止来自外部的威胁；相反他们害怕，那些外国军队的存在可能会使日本卷入一场他们不想参与的战争，或者甚至使日本陷入冷战双方可怕的核冲突。最后，对“旧金山体制”的怨恨导致了相当多的国内骚乱，例如1960年，数百万人抗议安保条约的重订并推翻了岸信介政府。在1967年至1970年的反越战运动中，1800万名日本人走上街头反对战争，并要求立即归还冲绳。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1991年11月苏联的解体，不断打断了历史的进程。这些事件在欧洲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而对许多日本人而言，它们进一步意味着“旧金山体制”已成为一个过去的名词。如果说，昭和天皇的逝世，以及经济、政治泡沫的破裂促使日本人重新思考本国的未来，20世纪90年代早期也提供了评价其外交政策原则和目标的全新机会。摆在每个人面前的第一项议程几乎都是重新审视和美国的关系，其后则是重新考虑未来日本在亚洲和世界舞台上的角色。 在某些一贯批评“旧金山体制”的政治人物看来，新的国际环境代表了等待已久的机会，日本可以从美日联盟中脱身出来，制定比较自主的外交政策。但是，其他一些政府要员和有影响的媒体权威人士，并不如此乐意把过去和未来截然分开；相反，他们认为日本必须继续接近美国，因为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复杂的经济关系，使双方合作成了两国今后繁荣的先决条件。而且，当苏联不再像过去那样构成威胁之后，冷战的残余却比在世界任何其地方更加顽固地存留于东亚，即朝鲜半岛依然严重分裂，新的俄罗斯联邦不想解决北方领土争端。鉴于这些不稳定因素，许多人依然认为，和美国的军事联盟是局部冲突不会扩大乃至把触角伸向日本周边的最可靠保障。 在霞关那些要求日本继续保持与美国联系的主要政治家和官员中，许多人都希望日本能在世界舞台上担任与其经济地位更相称的角色。平成初期，一位知名大学教师指出，日本是个国民生产总值比统一的德国高50%的“经济强国”，而“这种规模的国家继续扮演政治和军事上的小角色是再也不能接受的”。这种言论并非指日本应该成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相反，它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国家应该参与所谓的“集体自卫”来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集体自卫”这个词指的是，宪法第9条应被理解为，允许自卫队加入日本的盟友或联合国组织的行动，以维护国际稳定。 最后，一些日本人强烈要求他们的国家在亚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对一些自民党党员而言，这意味着强调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