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该党的某份意见书指出，“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必须努力在亚洲地区维护和平和稳定，始终寻求其他亚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然而，某位作家所称的“日本过去的问题”，使得他的国家要获得对这一立场的赞同还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日本政府顽固拒绝对以前的“慰安妇”表示忏悔，或者赔偿从那场可怕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受害者，更激起了亚洲各地人民的愤怒。此外，日本的邻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日本官方的悔罪表现。 社会义务，自我实现 平成时期的头一个十年，也充满了新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开始认识到，日本正在迅速变成一个“老年社会”。2000年，日本人口的10%多一点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到2025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27%，或者说有3000万人，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头重脚轻的人口金字塔。和年老柔弱的日本形象同时并存的是精力充沛、能说会道、自主自立的妇女形象。她们在20世纪末为自己确立了在公司和各种职业事务所里的位置，与她生活中的男子形成了新型关系。年轻人也跻身社会，许多人认为，他们过于经常地破坏传统的社会契约，其言论行动惊世骇俗。世纪之交的变化重新塑造着社会，它们迷惑和困扰着一些人，对其他一些人而言则令人愉快并充满希望，它们打开了关于性别、家庭、工作场所和学校的大胆且新颖的讨论的大门。 照顾老年人，尤其是550万预计到2025年或是有精神疾患或是卧床不起的老人，使全国对妇女作用问题的争论出现了新内容。一种观点认为，变化中的人口状况奏响了熟悉的旋律，它几乎和日本对现代化的追求本身一样古老，即社会的需要要求家庭主妇待在家里照顾家人。这种言论还为许多中产阶级的主妇从创造性地操持家务中获得了满足感和自尊心，规定了轻松自在的角色。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些观察者觉得难以理解。她们这样做对国家而言是幸运的，因为虽然大多数老人声称自己不想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但他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以当日本进入21世纪时，女儿或媳妇仍然是老人主要的照顾者。1999年，总计每15个中年家庭妇女中就有1个在家照顾老人，预计到2025年是令人吃惊的2∶1，这样政府就无须大量投资给疗养院和其他公共养老设施了。 其他社会批评家对此持有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女儿和妻子应该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场所。有研究表明，到2025年，每个退休人员只能由2.3个处于工作年龄段（15岁至64岁）的人供养，这个数字比1990年的5.8人要少得多。与这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新的社会现实，即20世纪90年代，女性不像以前的几代人那样急于结婚，而且她们选择少要孩子。根据厚生省的调查，1994年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历史新低1.46人，比1975年下降了近30%，大大低于维持稳定状态人口所需的水平。非常清楚，根据许多社会科学家的计算，如果日本想要履行为老龄人口提供足够的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的社会义务，那么就应该有更多的妇女参加工作并纳税。 关于自尊的新观念以及对个人自我实现的更有力强调，促使妇女从崭新的视角思考就业和工作场所的问题。女性活动家越来越多地质疑那种女性注定拘囿于家庭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她们坚持认为妇女有权选择生活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本着这种精神，学者及杂志《女权主义者》的创办人渥美育子写道，“男人的作用一直是在外创造财富，女子的作用是在家养育孩子。日本的女权主义理论认为二者同等重要。男人应该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养育，女子应该更多地参与财富的创造”。渥美育子补充说，“目前的女权运动目标在于，建立那种妇女不仅可以在经济上独立，而且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如果她想当家庭妇女，没问题；但如果她想工作，也不会被歧视。我们的运动不仅想改变女子在家庭中的作用，也想改变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她的话应和了大正时期的活动家与谢野晶子的理想。 1986年的《平等就业机会法》进一步改变了当代的现实，重新描绘了未来的景象，它呼吁各企业“努力给予妇女”和男人竞争任何工作岗位的“平等机会”，规定每个人都应该同工同酬。两年后对《劳动标准法》的修订，废除了始于大正时期的对妇女加班和从事被认为有害于她们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的限制。《平等就业机会法》实施十年后，日本妇女还是只能挣到男人的一半多的工资（与此相比，美国大约是75%，澳大利亚是90%）。京都一所名校的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向一家大报纸求职，而面试她的报社官员却问她道：“你确信结婚后不会辞职吗？我们不想冒这样的险。”不过，《平等就业机会法》和新的劳动标准毕竟把妇女的渴望合法化了，并唤起了对工作和性别的公众意识。 变化中的人口统计状况、新的社会理想和经过修正的法律准则结合在一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工作岗位。在21世纪前夕，全职的女性职工超过了全职的家庭主妇，有学龄孩子的母亲整整一半仍在工作。但是，妇女依然主要集中在小企业、家庭企业和服务行业，而在大公司里，绝大多数的女性还是被称为“粉领”的办公室女士，或是在生产线上从事没有出路的工作的人。不过与此同时，前所未有之多的女子进入了以前男人的专属领地，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和医生。1998年，加入电子界巨人NEC的932名工程师中有200名是女性。即使在主要公司的办公室里，也能看到职业女性正以不断增长的数量升迁为经理。在《平等就业机会法》实施后的十年内白领女经理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了全部经理主管人员的8%。尽管如此，成功来之不易。“在日本，”一位年轻女经理指出，“玻璃天花板（即不被公开承认的不让女性或少数族群晋升至权力或者责任核心位置的歧视藩篱。——译注）离地板几乎只有几厘米。” 职业妇女向公司提出挑战，要求公司进行改革以满足更多样化的劳动人口的要求。她们越来越大胆，要求《平等就业机会法》所规定的同等报酬和待遇。随着妇女开始抱怨男同事和男性雇主无礼及歧视性的行为，“性骚扰”一词进入了日本的词汇表。上班的母亲为改革的日程表增添了其他内容，她们特别要求公司提供这样的方便，如弹性的工作时间表、请假回家照看的时间、和学校假期一致的假期、轮班制和设在工作场所的日托幼儿园。这些妇女的未来憧憬包括，值得一做的工作、公平的报酬，以及做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好母亲的机会。她们声称，她们不想做男性员工的克隆版，相反，她们秉承与谢野晶子的遗绪，想要人们承认她们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许多不同角色。 20世纪90年代，日本妇女也把两性关系和婚姻放到桌面上讨论。当单身女子察觉她们有了较多的工作机会，发现她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用不着在经济或心理上依赖男人时，她们开始晚婚并且庆祝单身生活。1993年，日本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上升到27岁，比20世纪50年代推迟了近5岁，结婚之迟在世界上仅次于瑞典女子。而且，在世纪之交，东京有超过8%的已过了所谓适婚年龄（18岁至44岁）的妇女从未结过婚，表明单身生活在日本的较大城市中已逐渐成为可以接受的选择。许多单身妇女都靠自己，不受男性的支配，为自己创造了自由的、让人回想起20世纪20年代日本城市中心地区的开放生活方式。根据一份报纸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女子想要“独立自足地生活，拥有情人，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关系”。 无论终身不婚的选择有多大的诱惑力，大多数20来岁的单身女子（根据政府1992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是94%）认为，她们最终是要结婚、持家和养育孩子的。不过，这些女子对于理想的婚姻生活也有新的憧憬。一个令人惊讶的变化是，在1992年做调查时，近90%有工作的单身女子宣称，她们打算在婚后继续工作。看起来这种女子全部都想要——对事业的自我满足和在家庭中的自我实现。她们向政府和私人企业提出了另一个挑战，即帮助妇女寻找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的途径。 事情的结果证明，满足对事业和家庭生活的高要求的现实比大多数妇女在婚前所期望的严酷得多，平成早期大约所有为人妻者的一半在有了孩子之后就放弃了工作。日本社会继续尊敬家庭主妇这一“单独的领域”，以及完全肯定她们行使母亲责任的事实，这使得妇女从办公室回归家庭的转变变得轻松自如，并有助于让回到家庭的妇女感到满足。不过，许多全职的家庭主妇都承认这样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即她们和配偶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也更加恩爱。已婚妇女不管她们有没有在外上班，都前所未有地认为她们的丈夫必须多多参与家庭生活，尽其所能分担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的责任。 除了容易找到工作，妇女还利用有关离婚的新观念以便在提出她们的要求时获得一定的优势。在1970年至1995年期间，日本的离婚率大约提高了一倍。到世纪末，每新缔结100桩婚姻就有24起离婚，与之相比，法国是32起，英国是42起，美国是55起。和西方一样，想要从事全职工作并且具有相应技能的日本妇女，在婚姻变味时尤其易于考虑离婚。正如某位专家所指出的，假如一个中年的上班男人醉醺醺地回到家，他的妻子迎上来宣布说：“我已经决定开始上班。”他最好用一杯水醒醒酒，问：“全职还是兼职？”如果答案是“全职”，那么他必须认识到情况“危险”。 变化并不容易，在日本的偏远地区，老一代的男人尤其难以接受关于婚姻的新观念。有人曾经询问东京西南大约320公里处的三重半岛上，坐落在起伏群山中的一个小镇上的某个养牛农夫，他是否爱他的34岁的妻子。他皱了皱眉，看上去很困惑，然后回答说：“是的，也就那样吧，我猜。她就像空气或水，没有它们你没法活，但大多数时候你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一位72岁的邻居上村优里悲伤地说，“我和我丈夫之间从来没有任何爱”。说她40多年的老伴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喜欢她，或称赞她饭菜做得好，或牵她的手，或送她一件礼物，或者以任何方式对她表示感情。他过去甚至常常打她，上村优里回忆道，“但是，唉，我们活了下来”。 日本较大的人口密集地区的年轻男子比较快地理解了新现实，但是甚至在那里也能听到有些人嘟哝道，“如今做男人真可怕”。一则双缸洗衣机的电视广告反映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丈夫和父亲的地位下降到新的低点：只见一位衣着整洁的家庭主妇，嫌恶地皱着鼻子用一双超长的筷子夹起她丈夫的内衣裤，把它们扔进结实的缸内，而她的年轻女儿则说，“我们把爸爸让人讨厌的东西分开”。不过，无论平成早期大量存在着什么样的媒体形象，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年轻男子接受甚至欢迎婚姻生活的新趋势。在1987年的一项调查中，52%的男人和37%的女人同意“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只有35%的男人和25%的女人持有相同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年轻男女建立新型婚姻的自愿性是和家庭模式的继续演变纠结在一起的。日本各地，在昭和晚期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中产阶级理想的“核心”家庭，到20世纪末几乎已经完全取代了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比较传统的安排之下，大多数婚姻是包办的，朋友、家庭和社会期望的夫妻们像上村夫妇那样，把对配偶的私人感情放在一边，为了家庭让这种结合顺顺当当。在平成早期，较小的“夫妻导向”的核心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的水平关系优先于世代之间的垂直关系。结果，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男女，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中产阶级更多地把相互之间的爱情看作结婚的主要理由。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部婚姻中的四分之三自称“出于真正爱情的婚姻”。相比较而言，20世纪60年代早期只有大约一半的婚姻自认为如此。现代夫妻更喜欢他们的关系中有比老一代更多的浪漫。 随着世纪之交新态度的出现，人们可以看见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子和妻子一起在超市里闲逛，轮流做饭和给婴儿换尿布，星期天驱车全家出游并且在“家庭饭店”吃饭。尽管离婚率在上升，大多数妇女仍然似乎同意，夫妻导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更幸福的婚姻和更让人满意的家庭生活。如表17.3所示，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日本妇女认为对妻子和母亲来说，过去的20年里情况已经大有改善。甚至上村夫人也说她的丈夫对她比以前好了。“几天前，他还试着为我倒茶，”她激动地谈论道，“这是个大转变。我告诉了我的所有朋友。” 男性对公司生活的看法也在改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社会评论者就注意到了“新人类”的出现，他们是“新品种”的日本年轻劳动者。按照创造了这个词的记者的说法，“老一代人发现不可能理解他们或与他们交流”。批评家说，“新人类”嘲笑由德川时期的思想家石川梅岩阐释，后来又经许多人重申的格言，即生命的意义发现于工作的锻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