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观察家们指出，和公认的智慧形成尖锐对比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蓝领工人拒绝接受K工作，即他们认为肮脏（kitanai）、辛苦（kitsui）、危险（kiken）的工作。与此同时，近来应聘白领职位的大学毕业生想要有充足的假期，不用加班，工作不久就有丰厚的薪水，而不必等到爬上公司资历阶梯的顶层。甚至最负盛名的公司也被越来越多的干了三四年后就辞职的年轻白领雇员弄得很是苦恼。1990年7月发布的一份关于劳工状况的政府白皮书显示，日本的年轻工人对于他们的工资、工作时间、晋升机会和发挥个人才干的机会，不如美国和英国的年轻工人那样感到满意。 一些社会评论者把年青一代对更多闲暇时间、更高工资和更舒适工作环境的要求，视为对昭和晚期一些主要公司强加在白领工作狂身上的，过分强调对工作全身心奉献的抗拒。另一些人则谴责世风日下，一位高层官员指出，上班族“不再被尊为企业的战士”，结果，他们“已变得以习惯性地拼命工作为耻”。还有一些人把愤怒发泄在年轻人身上，因为他们“生在对物质的沉溺中”，“长在宽裕的环境里”。一名观察者下结论道，X一代自然想“过悠闲自在的生活”，利用紧张的就业市场达到他们自己自私的目的。不管人们把责任归于哪一方，所有人都同意，演变中的工作态度向新世纪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些人预见了终生雇佣制的末日；而另一些人，更多的是杞人忧天者，则认为，反对努力工作的新伦理最终意味着“社会衰退，日本，其劳动力丧失了勤劳的品德后，将成为一个二流国家”。 麻烦的年轻人和受攻击的学校 青少年和儿童在平成初期也引人注目。几乎没有社会批评家会否认大多数日本青年是通情达理的、快乐的和适应性强的。民意调查显示，青少年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如有必要成为良好的世界公民和维护环境以及哪怕损害经济增长也要提高生活质量等，有着比他们的长辈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然而，20世纪90年代期间，老一代人越来越烦恼于难以琢磨的，但对他们而言是显而易见的社会道德的崩溃，其表现就是他们的孩子疏远父母和兄弟姐妹，饮食失调，男女乱交以及游戏性地吸毒。 持续不断的“欺凌弱小”现象也使全国震惊。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欺凌弱小”就是校园场景的组成部分，典型做法是几乎每天都嘲笑、羞辱和殴打受害人。在一个案例中，有人强迫一个同班同学不停地跑腿，用记号笔在他脸上画上胡须，逼他爬到树上在其他孩子的观看中唱校歌，甚至举行了他的模拟葬礼。分析家在了解到“欺凌弱小”的作恶者通常来自酗酒和夫妻间暴力是家常便饭的不健全家庭时，并不感到吃惊；但是，他们几乎无法理解那些温顺地默许自己被欺负的普通学生的心理。爱知县有一个八年级的学生，在同班同学暴徒似的屡次向他敲诈大笔金钱，包括不可能拿出的12万日元后，于1994年11月27日上吊自杀。他是那年受欺负后自杀的若干心理崩溃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在他长长的遗书中，充满了无情的自责和对自己年轻生命每个方面的痛苦罪恶感。“如果我拒绝给钱，”他写道，“这种事就不会发生。我实在抱歉。请别责怪拿走钱的人，我应该受到指责，因为我是心甘情愿给钱的人。”对他的父母，他补充说，“我实在抱歉我总是让你们担心。我是个如此自私的孩子，有我这样的儿子，你们一定很不容易”。 被控有罪的青少年数量的激增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在战后的数十年里，犯罪率出现了下降趋势，1986年至1996年间，被警方认为是违法者的青少年人数从160万下降到只有80多万；然后，到了1997年，青少年犯罪比前一年增加了20%，达到了自1975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水平。而且在1997年，14岁至19岁的年轻人，他们只占日本人口的9%，却犯下了34%的杀人和抢劫案，以及整整45%的暴力犯罪，如攻击和殴打等，其中有2500起是对中年男子的袭击，年轻恶棍们将此称为“偷袭老爹”。 对许多学者来说，大多数年轻违法者出身中产阶级这一事实比犯罪率本身更令人不安。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战后几年穷孩子会“偷袭老爹”，那时一年一万件抢劫案是很平常的。1955年日本大约一半的少年犯来自贫困或不健全的家庭。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近五分之四的年轻恶棍和双亲生活在一起，大约90%的家庭可以描述为彻头彻尾的中产阶级。使大多数成年人感到震惊的是，据因盗窃被捕的青少年说，他们的主要动机不过是闹着玩。社会评论家说，日本人在物质上变得丰裕的同时，似乎在精神上已经破产了。 青少年卖淫，婉称“援助交际”的剧增，似乎印证了这个判断。迷恋年轻女孩的中年男人只需拨叫商业性的语音邮件服务，就能筛选出这样的留言，如“我是一名16岁的高中女生。我希望明天早晨有人因某种援助交际来见我。我身高165厘米，体重49公斤。我认为自己非常可爱。我的价钱是大约两小时5万日元”。谈好后，这个男人可能就会见到一个活泼且打扮入时，从外表看很普通的学生。她从事性交易只不过是因为她想要一个用家里给的零用钱买不起的10万日元的品牌手提包和其他名牌奢侈品。1995年，警视厅因卖淫和其他与性有关的罪行对5000多名未满20岁的少女实行保护性拘留；而在1996年10月东京市政府举行的一次调查中，被询问的高中女生中有4%声称她们为了钱进行过“交际”。 随着青少年犯罪和雏妓数量增多，教育体制因为没有教育好国家的未来而备受攻击。也许，青少年犯罪使全国惊骇的主要原因是，如一位专家所说，“全国一致同意，日本最重要的资源是孩子，国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教育”。由此指责的利箭漫天横飞，一些家长批评老师过于松懈，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学校制度太过严厉，结果导致了在犯罪行为中才能缓解被压抑的紧张情绪。老师们也反唇相讥，一名教师写道，“自私顽固的学生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罪于成年人培养他们的方式。孩子们被放任自流，培养孩子的目的不再是造就独立的社会成员，而是强调个性”。另一位老师谴责父母道，“在他们生活中没有道德规范”；他们溺爱孩子甚至到了抗议老师评价的地步，用一位八年级教师气愤的话说：“（他们）打电话来说：‘我知道他比那样的（评价）好！’” 20世纪90年代期间，那些被委以教育学生之责的人不得不对付两种不同的传统：一方面，从明治晚期到“大东亚”战争结束，教育政策非常强调道德训练，把人培养为支持政府的忠诚和负责的公民；另一方面，19世纪末植木枝盛等日本人提出，为了培养能帮助推进世界文化的文明自主的公民，教育应该“鼓励和推动天赋能力的发展”。同样地，经盟军最高司令批准，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宣布，教育体制的基本目标是帮助每个孩子发挥他或她作为一个个体的全部潜力，以便他或她能“通过建设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做出贡献”。 在平成早期，历史的双重遗产沉重地压在教师们身上。并不让人惊讶的是，这个职业中的一些人鼓励同行教师使每个孩子充分发挥内在的创造力，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这样的观念，即“教师的真正挑战”，如有人所称，“并不是学业上的指导，而是指引——教育孩子们在学校和社会如何做人”。有关教育的争论，也是对如何使婚姻、家庭、工作场所适应新世纪现实等问题关注的一部分。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社会义务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就像两根似乎界定了未来可能性的柱子相对矗立。 少数民族的挑战 弥漫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产阶级的同质均一感是始于明治时期的培养普遍民族共同体之感努力的产物。当时，新秩序的支持者谈及经过千秋万世形成的日本人的独特个性，并规定了借鉴于偶像化的神代史的公民伦理准则，以铸就拥护集体目标和期望的国民。战争岁月的论调加深了这种情感，即日本人是一个特殊的种族，其成员是同一祖先的后嗣，说同一种语言，有一套不仅把他们和西方人，也和亚洲邻居区分开来的特殊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俗。 20世纪70年代，在20年的瞬息变迁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评论家以“日本人论”为题创作了大量作品，再次开始探索独特的日本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其民族性格。一些分析家撰写了严肃而富有洞察力的作品，另一些则提出了令人不能容忍的要求，其中就有位主管农业的大臣主张，日本不应该进口澳大利亚的牛肉，因为他的同胞肠子比西方人的短，故而无法消化牛肉及其他西方食品。然而，无论昭和晚期“日本人论”变得如何稀奇古怪和自我陶醉，但他们都对这一观念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即生活在日本列岛的每个人都属于独特的种族文化。实际上，当1979年日本认可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其代表报告说，“日本法律保证任何人有享有自己的文化，公开承认并信奉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然而，该公约所提的那种少数民族在日本是不存在的”。 日本的部落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社区对此看法不同。昭和晚期，部落解放同盟，即战前的水平社，重新点燃了为平等而奋斗的战火。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部落解放同盟发动了反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斗争”，要求通过改善住房条件，铺设街道和供应净水来改善部落民街区的居住环境。1969年，该运动获得了成果，政府颁布了《同和对策事业特别措置法》来作为一系列社区发展计划的基础。从1969年到1993年，国家和地方政府花费了近140亿日元安装排水系统，改良街灯照明和消防服务，建造高层公寓大楼，在特定目标区域设立学校、诊所和社区中心。 虽然政府的努力缩小了部落民街区和主流社会的差距，但是《同和对策事业特别措置法》并没有从法律上禁止许多形式奇特的歧视，因此，社会活动家们发起运动，要求法规明确禁止所有形式的社会褊狭行为。同时，一些社区领导人重新采用过去的“谴责”策略，以便与那些微妙的偏见作斗争。在兵库县一起非常著名的事件中，部落解放同盟的支持者把52名教师关在学校里，并威胁要把他们留在那儿，直到他们签署自我批评的声明，答应为争取批准在学校成立有关部落民问题的研究小组助一臂之力。当老师们拒绝后，部落民抗议者猛烈言辞的折磨使得43名教师心神耗竭住进了医院，其中有13人住院竟长达6周之久。 日本的阿伊努人也认为，关于无所不包的同质均一性的声明是一种危险的误导。整个20世纪中期，阿伊努人社区依然贫困，儿童在战前阿伊努人协会曾为之努力实现的无种族界限的学校里，继续面对负面的成见和公然的歧视，同时成年人在阿伊努圈子外找工作或嫁娶时也会遭遇顽固的偏见。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人开始积极面对社会的敌意时，情况才有所改变。一些活动家从部落民抗拒被边缘化的努力中汲取灵感，而世界各地原住民运动的出现也刺激了其他年轻阿伊努人团体的活动。国内事件，尤其是1968年为纪念明治维新和“北海道历史”一百年在札幌举行的庆祝会也产生了影响。天皇参加了这些庆祝活动并耗费了一大笔公帑，但它们几乎没有提及阿伊努人的贡献，除了把他们描绘为早期探险者的向导和苦力之外，并没有在新建的“开拓者村”或“发展博物馆”里给他们留下一席之地。 所有阿伊努人都不满1968年的历史健忘症，它似乎否认了他们的存在。一些团体，其前身即阿伊努人协会，迫使中央政府提供120亿日元资助那些与部落民社区正在实施的项目相似的发展计划。相比起来，阿伊努人更激进。他们借鉴了部落民的“谴责”策略，成功地迫使有关方面取消负面描绘他们的电视节目，迫使刊印歧视性卡通画的杂志社公开道歉，并在日本最大的旅行社刊登有关参观“真正的阿伊努村”，体验“因多毛而出名的阿伊努人古老风俗和文化”的广告后，与这家旅行社分庭抗争。 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伊努人日益强烈的自我认同感，激起了人们对阿伊努人的历史与文化的迅速高涨的兴趣。前所未有之多的社区举办节日活动以描绘阿伊努语的祈祷，朗诵口头文学，表演经过再创作的舞蹈，以及展示传统刺绣服装，活跃分子甚至创造了“阿伊努人”的新象征。1973年，阿伊努旗出现了，人们开始充满渴望地说起阿伊努人的家园。它既指传说中的黄金时代，也指在被日本殖民者蹂躏之前，阿伊努人共同居住的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理想之地。随着自我感觉的改变，声称代表日本17，000名阿伊努人一半的阿伊努人社团，在1984年5月27日发布的文件中提出了对未来的期望。这份题为《新阿伊努法》的文件提出了一部模拟法，它承认日本原住民的民族和经济“自立”，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保证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对政治过程的完全参与，并且废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 朝鲜人成为20世纪末日本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