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当时居住在日本的大约70万朝鲜人中，约90%是殖民时期自愿或被迫来到日本的朝鲜人的儿孙，以及他们日渐增多的曾孙。日本曾经把某些公民权利扩大到了朝鲜人，如1910年吞并朝鲜后允许他们在整个帝国境内寻找工作。然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后，日本政府完全剥夺了留在日本的朝鲜人的公民权，并把他们的身份降为侨民，使他们只具有法律上不能完全保证的在日本的永久居住权。因为日本根据父母的国籍给予公民身份，同时由于加入日本国籍的过程在手续上十分复杂，而且以威吓申请人而自得的冷酷尖刻的官僚使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可怕，所以1952年后，选择留在日本的大多数朝鲜人虽然生活在日本，却没有公民的全部权利。他们的后裔尽管绝大多数在日本出生，毕业于日本的学校，一生都在日本，而且只说日语，但是情况也是如此。 除了生活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中之外，朝鲜少数民族还不得不忍受与其他被边缘化群体相同的社会和经济上的歧视。例如校园里的嘲弄、超市里的窃窃私语，以及空公寓突然全部“租出”，因父母反对而导致婚约告破，蓝领工人因暴露隐瞒的身份而丢掉工作，还有成功的朝鲜族运动员和演艺人员迫于压力假装是日本人，等等。有时法律地位的缺失与社会偏见互相结合，使朝鲜人处于极为艰辛困窘的夹缝之中。1945年秋，据估计广岛和长崎共有7万朝鲜人，其中许多人被征到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做工。他们中大约有4万人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或在一年内因与轰炸有关的伤病而亡。1959年和1968年，日本政府先后通过立法，把特殊医疗服务、卫生保健补助和税收的免除扩大到那些因原子弹爆炸或残或病的人。虽然那些法案没有一部包含了对国籍的要求，但整整20年里，在仍然居住在日本的7000名左右原子弹爆炸的朝鲜族幸存者中，只有不到500人享受到了这一待遇。 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昭和后期朝鲜族也参加了反对歧视和偏见的斗争。例如社团领导人要求公共建设工程计划的目标区域应该包括朝鲜人的居住区，而且市民团体把反映社会不公的惊人事例公之于众，个人也控告公司的歧视等。1989年，日本的朝鲜青年协会致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概括了朝鲜少数民族的主要要求，其中突出的是，保证朝鲜人作为“日本社会毫无争议的组成成员”的人权和“选择工作和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并且享有社会保障福利、地方政府选举中的投票权和地方职位的竞选权，以及为因原子弹轰炸而受害的朝鲜人提供救济措施。 尽管被边缘化的群体遭受了诸多不幸，但即使最激进的活动家也承认，在20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里，对社会歧视的抗议和比较正面的自我形象的形成，结合起来改善了少数民族的处境。对部落民、阿伊努人、朝鲜人，还有中国人、冲绳人和被遣返回国的日本移民的后裔，以及来自亚洲其他地区构成了日本其他大规模少数民族群体的侨民来说，生活条件已变得较为舒适，所受歧视已不太明显，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也比以前丰富。更准确地说，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62.7%的部落民家庭拥有了他们自己的住宅（全国平均数是59.8%），部落民儿童进中学读书的比例接近于主流人口，所有部落民青少年的20%上了大学（其他日本人是28%），而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2%。阿伊努人要求有政治发言权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国际上，1992年他们被邀请参加联合国“世界原住民国际年”的开幕式；在国内，1994年萱野茂成为第一位入选议会的阿伊努人。 政府官员的态度似乎也在改变。20世纪90年代，长崎市拨出预算的一大部分帮助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朝鲜族受害人，广岛市最终也批准在和平公园建立朝鲜人纪念碑。截至那时，国家政府已经在教育和地方政府的服务中为朝鲜族人留出位置，并把日本公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福利扩大到大多数朝鲜族人。甚至加入日本国籍的服务也有了明显变化，如一位主要官员所说：“不用说，拥有相同国籍并不需要人们拥有相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只有当改变了国籍的人能够说‘我是某某裔的日本人’，而不隐瞒他们原先的国籍时，才能说日本社会已经从内部国际化了。” 尽管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明显变化，但观察者一致认为21世纪还有许多事情等待去做。婚姻和就业中的歧视还是普遍的。一些观察者也认为，日本政府忽略了新的形式越来越微妙的隐蔽的歧视。然而，少数民族积极提出的清晰权利要求，已经否定了任何认为日本是个一元单一民族社会的观念。同样地，少数民族向日本社会提出挑战，要求它更加开放和多元，正如一党制政府的批评者呼吁更加多元、更加大众化的政治体制。而且，部落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坚决认为，在他们获得更大的自我实现机会时，他们也能为整个社会的福利做出贡献。这一点，与主流社会青年男女在履行社会义务的同时，要求尊重个体需要的更平等的婚姻和工作关系大体相适应。 时间和自我 20世纪初，许多日本人都期望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民主和工业化的社会里。与此同时，他们希望日本最后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成为“世界的一个省”，甚至像亨利克·易卜生和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人都“不再是外国人”。在20世纪的黎明，大衰退和满洲事件以人们预想不到的方式引发了几乎吞没这种梦想和抱负的海啸。但是，在从“大东亚”战争的破坏中恢复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人们对以往期望的重新投入。到20世纪末，这个太平洋远侧的岛国已经实行了和西方的议会民主及工业资本主义没有根本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且，日本显然吸收了世界的一切，日本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一起分享着共同的物质文化，从小镇购物街所售的各种商品到主要城市各种式样的建筑，同时，他们也把西方社会的音乐、艺术和文学本土化了。 有点让人吃惊的是，2000年的新年庆典不太关注20世纪深刻改变了日本的巨大变化，相反，注意的是国家当今面临的问题。《日本时报》的元旦社论指出，“过去的十年是一段灰暗的经历。在经济领域日本已从世界成功的顶点跌落为蹒跚的巨人；管理的艺术摇摇欲坠；当教室变成了战场，青少年以‘援助交际’的名义出卖肉体时，则凸显了国家道德的真空”。然而，似乎没有人能提供任何激动人心的富于灵感的克服世纪末病症的办法。报纸充斥着寻找“新的目标感”和“绘制世纪的新路线”这种含混不清的老生常谈。2000年1月1日凌晨1点，小渊惠三首相向全国致辞，温和地报告说日本没有遇到严重的计算机Y2K问题（即“千年虫”或“2000年问题”。——译注）。大多数日本人也同样低调地步入新世纪，一些人游览佛寺，那里的钟声象征着过去一年罪愆的消除；另一些人则前往神社购买护身符，祈求来年神灵的保佑。在日本各地，家人聚集在一起，享用专门的新年食品，观看电视上的“红白歌会”。 没有对激烈的政治变革的呼吁，这一点表明，也许大多数日本人相信，议会民主的手段和原则最终会给他们的国家带来良好的秩序和经济的繁荣。不过，也有一些人想开辟通向未来的新文化之路。如果说大多数日本男女在世纪末以似乎很“日本”的方式庆祝2000年的新年，那么，还有一些人则提倡新的世界主义。与流行于世纪初的，日本应该向别国学习，成为一个易卜生和托尔斯泰都不再是外国人的国家的旧观念相比，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新国际主义意味着超越国籍，超越目前的困难展望未来，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 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丹下健三是一位著名的新文化主义者。他于1955年事业刚起步时设计了广岛和平纪念厅。十年后，在一场地震破坏了南斯拉夫的斯科普里城之后，他领导了这座城市的重建。他也是1991年竣工的令人惊叹的东京都新市政厅的主建筑师。许多评论家盛赞丹下健三毕生的杰作，称赞他运用日式设计中的不对称和其他传统原则以及现代材料，建造了新颖、大胆、富有想象力的大厦，通过把结构主义与生硬的几何风格分离开来，使国际建筑界为之着迷。 前卫的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从事着另一种艺术工作，他希望能作为“第三者”，即没有任何特别国籍身份的人介入世界文化。“远离祖国，在巴黎居住、工作，”有一次他回忆道，“我非常困惑地看着自己，自问：‘作为一名日本服装设计师我能做什么？’然后我意识到我的劣势，缺乏西方传统，但这也会是我的优势。缺乏西方传统，”他继续说，“正是我开创当代的和世界的风尚所需要的。但是作为日本人，我是来自一个传统丰富的国度，我认识到我有这两个奇妙的优势。就这样，我开始尝试设计全新风格的服装，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日本的，而是超越国籍的。”最后，终于在两个世纪之交，两个千禧年接合之时，这种既是日本的又是现代的，甚至是超越国籍身份的创作成为可能。 昭和晚期和平成早期，世界越来越喜欢日本的事物。各地人民吃着寿司，在当地食品市场购买成包的速食面，练习柔道和空手道，在卡拉0K录音的伴奏下唱歌。日本价值的表现和行为引起了各地人民的好奇心，也经常赢得他们的赞赏。20世纪60年代，当诺贝尔奖委员会首次决定颁奖给日本作家时，它选择了川端康成，一个“纯日本的”小说家。其作品被认为在探究关于爱情和人类存在的给人以美感但又脆弱不稳的本质的同时，表达了一种典型的日本式忧郁。临近世纪末，《蒲公英》和《谈谈情，跳跳舞》等电影使日本和国外的影院爆满。前者是关于日本人和食品的一系列幽默小插曲；后者则细腻地描述了一个上班的中年男子，如何通过陷入与一位美丽的舞蹈学校教师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关系，来面对他的孤独，以及他妻子对婚外情的威胁是如何反应的。 在某些情况下，对日本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具体描写包含什么样的普遍意义的问题，激起了日本以外人们的兴趣。因此，就在丹下健三的建筑赢得了世界赞誉之时，大江健三郎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他的著作探查广岛的经历，以及四国岛的山村居民和东京中央政府之间的对抗，还有一位父亲及其残疾儿子的生活。虽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只是关于昭和晚期的特殊经历，但在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看来，他建立了“特定环境和普遍观点之间的联系”。大江健三郎的手法，他评论道，“关注的不是日本有多远，而是有多近。大江书写的日本的痛苦，因而也是当代全体人类的痛苦”。 电视连续剧《阿信》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形象，在它播放的41个国家里也吸引了一大批国际观众。推测起来，许多观众收看的目的是随着阿信的故事了解普通日本人的生活。阿信在日本北部一个贫穷的村庄里度过童年，后来成了住在雇主家的女仆，她克服了一系列障碍，最后成为东京一家超市的所有者。但是《阿信》蜚声国际的真正秘密，按照一位分析家的说法，是主人公展现了超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价值，即“性格力量、热心、毅力、勇气和勤劳”。至于三宅一生，Elle杂志给予他法国时尚界所能给的最高赞美，即他的风格超越了时尚。 新世界主义未来的路线并不清楚，在新世纪之初也不可能知道日本何时，或者甚至能否找到解决其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办法。大约在800年前的13世纪初，诗人鸭长明厌恶对他来说充满了太多不幸和灾难的世界，他想寻求更为安静的生活，于是离开首都京都，居住在附近山区的小屋里。他在那里撰写了对存在本质的短评《方丈记》。他开宗明义地说，“河流永不停息地流动，但河水从不一样。寂静的池子里漂浮的泡沫时聚时散，从不作片刻停留。人类及其存在也是如此”。鸭长明的思想反映了人生无常的佛家观念。正如他笔下的河水奔流不息，产生旋灭旋生的泡沫，虽然可以辨认但样子已经不同。现在关于何谓“现代的”和何谓“日本的”的观念，也在对周围历史事件的反应中不断改变着。 在此过程中，改变中的身份观念产生了差异与争论，以及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之未来的一种多样性的观点。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日本人关于他们是谁，他们应该如何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存的观念已经大大改变。现在，改变还在继续，日本人对于他们步入新世纪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没有唯一的答案。对历史学家来说，更喜欢把变化看成一种累积和进化，但历史本身告诉我们，时间的流动也会遭遇瀑布和间断,因此把过去和现在割裂，使未来总是无法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