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和无数农民做出的贡献相比，政府官员在促进明治时期农业兴旺上不过起了微弱的作用。事实上，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的领导人走错了路子。他们尝试引进西式的牛羊放牧法和土豆、玉米、葡萄、橄榄等作物，以及在日本的小块家庭农场几乎没有用处的机器。直到1881年农商务省成立并接手了原先指派给内务省和工部省的许多规划经济的职责后，政府才最后成立农业团体和农事试验场，来促进经过日本农民反复试验后出现的本国作物和技术的发展。 因为粮食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后者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1%，明治早期生产力的提高给日本带来了多重效果。明治时期的农户供养了整个国家。提高了的国内生产力还产生了一个让人欣喜的结果：用宝贵的铸币进口粮食的需要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实际上，如表7.8所示，农村地区通过出口换回了根据及川和义、筱原美代平和拉里·麦士纳编著的《日本经济发展的模式：定量分析》（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91页和第288页至292页。巨额收入。或许更重要的是，农户的收入增多了。鉴于明治早期统计数据的不连贯性，我们在估计农村的收入时应该小心。而且，明治时期的发展当然是不平衡的，农村贫困的例子，在19世纪末期也历历在目。但同样明显的是，农业产量的平稳增长使农民可支配的收入增多了。许多农户用多出来的现金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对新生活消费品的国内需求成为刺激明治时期轻工业成长的关键因素。此外，国家用地租作为官营工厂和基础设施工程的经费。最后，有些农户自愿把部分收入投资于工业部门，例如一些家庭购置了设备以便经营缫丝或其他形式的副业，而有些则把多余的钱存在所谓的“准银行”（参阅表7.5）。这类机构在19世纪80年代大量出现。它们大都由县里经营和生产经济作物、相对来说不算大的中小商人和地主组建。贷款主要用来给加工农产品的家庭手工业提供资金，支持丝、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出口。 行业之首“棉纺业”和日本工业先驱 明治早期，轻工业获得发展的契机，棉纺织业崛起为制造业成长的最主要源头。明治维新时日本只有一家纺织厂，十年后也还只有三家，而且全部都是官营，总产量仅为100万磅纱。然而到了19世纪末，许多私人纺织厂几乎昼夜不停地开工，棉纱和棉布的产量超过了2.5亿磅，占了日本制造业总产量的大约25%。棉纺业的迅速扩展，如表7.6所示，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贸易关系。19世纪70年代，国家出口原材料，工业产品则严重依赖进口，其中大约一半为纺织品。30年后，如表7.3所示，情况已经颠倒过来。20世纪初日本大量进口原材料，主要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缫制的生丝和工厂生产的棉纱、棉布。同样重要的是，进口替代政策也成功了，进口纺织品的数量下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正如日本的农民供养了整个国家那样，纺织厂商和工人使人们有衣可穿。 充当了日本棉纺业发展先锋的人们赢得了“坚强企业家”的名声，其中没有人比涩泽荣一更加出名。涩泽荣一有着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准确的商业敏锐性，还有某种无赖般的肆无忌惮。1864年，涩泽荣一离开江户西北部自家兴旺的农场，成为明治时期日本最著名的商人。涩泽荣一曾经作为大隈重信的下属在大藏省任职过一段时间，为拟订地租改革的计划和近代银行制度发挥了关键作用。1873年，他辞官出任第一国立银行行长和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王子制纸会社”的经理。在19世纪80年代里，精力充沛的涩泽荣一参与组建了近500个不同企业，涉及制造、保险和交通等不同行业。在他比较成功的事业中，有创办于1882年的大阪纺织公司。涩泽荣一觉得官营纺织厂的规模太小——每家只有2000个纱锭，注定了它们不能盈利。于是动用他在银行业的关系，从他自己的第一国立银行获得了一笔贷款，然后说服一些有钱有势的朋友向他的新股份公司共投资25万日元。有了手头的资金，涩泽荣一向世界上纺织机器的主要制造商曼彻斯特的布莱特兄弟购买了10 000个纱锭，安装在参照兰开夏一家纺织厂而建的工厂里。20世纪头10年，大阪纺织公司和其他纺织厂合并，成立了领先世界的纺织品制造公司——东洋纺织公司。 东洋纺织公司和日本其他纺织公司获得国际竞争力，不仅是因为如涩泽荣一这样的企业家善于筹集资本，也是因为日本商人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技术改造和革新。如涩泽荣一把兰开夏的纺织厂照搬到大阪并配备了布莱特兄弟的机器，这表明日本在技术知识上依赖于西方。这种依赖性导致了一个不利的观点：日本人只会借鉴、模仿，不会发明。但是，那些急于把日本人称为“技术模仿者”的人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全盘引进那些经过检验而且花费得起的技术，不言而喻是日本于19世纪末赶上西方的最为快捷的方法。此外，模仿产生创新，日本的纺织品生产商把他们从国外引进的原型做了改动，使它们适应日本国内的情况；而且还另辟蹊径把其中一些构成要素加以组合，有时竟使生产效率比国外的更高。例如，涩泽荣一通过从中国进口原棉，把他的第一家纺织厂建立在劳力资源丰富的传统棉布业中心大阪，降低了生产成本。此外，1886年，涩泽荣一在他的工厂里都安上了电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纺织品生产商；之后他又安排工人轮班生产，这样一来，昂贵的进口机器就可以一天24小时地运转了。 涩泽荣一也是日本最早把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缪尔”走锭精纺机换成环锭精纺机的厂商之一。“缪尔”走锭精纺机的优点是可以把普通级别的原棉纺成质量精良的纱，但是它们不得不由熟练因而工资也高的工人操作。由于环锭精纺机可以在纺纱的同时把纱线卷成筒，这样一来效率高得多，但是这种机器要求等级高一点的原棉。想用环锭精纺机的日本革新家设计出把多种等级稍低的原棉混合在一起的方案，克服了这个特殊的不利因素，生产出一种适合在国内和国外市场销售的纱线。然而，这种混合的新式纱线往往容易折断，因此需要别的工人把线接起来。涩泽荣一和其他工厂主还想通过这种方法削减资本成本，即把环锭精纺机上原来的金属线轴换成木头的。但是木头线轴需要经常更换，反而增加环锭精纺机上的人手。对于这一点，日本现代纺织业的先驱们也有对策：他们解雇了原先招来操作环锭精纺机的工资较高的熟练男工，代之以年轻女工。她们会接受相对低的工资，做相对简单的工作，例如把原棉混在一起，换线轴，接合断裂的混合纱线。 因为建立了和西方同类企业一样高效和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日本早期的实业家们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涩泽荣一和其他一些人常常自谦地说，他们的成就不过是对国家无私而忠诚的报效。借用西方的技术无可厚非，但明治晚期没有多少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商人想和国外称颂个人利益的经济个人主义发生关系。涩泽荣一于1915年说道，他的唯一抱负是“把一生奉献给实业的发展，通过实业我想我可以履行我对祖国的义务。从事业刚起步时我就没有想过个人声名和家庭财富。我的强烈愿望是推动国家的集体福利，发展日本的实业，增加公众财富，提高大小经商者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和欧美商人同等的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商业思想也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它逃避了有关个人财富积累的问题，远在大多数普通日本人知识范围之外。然而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一套强调商人的无私和爱国美德的花言巧语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国家做了许多事来树立公民道德的信条，空气中都弥漫着有关“国体”、“国民”的言论。涩泽荣一一再声称他投入了全部精力推动“集体福利”，“丝毫没想过个人名利”，这些言辞当然也从建立了早期财阀的其他那些人嘴里说出。所谓财阀，即把大规模的公司形式、近代管理原则和重工业引进到日本的企业集团。 大商业、重工业和财阀 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是日本商业史上的四大财阀。它们在明治时期开始成形，尽管“财阀”这个词本身直到20世纪头10年才广为人知。每个财阀集团都由一个法律性质不同的公司和子公司的广泛网络构成。在每个财阀内部，各公司从事各自的专门化商业活动，但是也通过个人和历史上的关系、共同的所有权、由顾问委员会设定的集体目标、连锁董事会、资金和技术的使用权等联结在一起。和轻工业中盛行的小企业不同，每个财阀都控制着自己的金融机构，为它长期的企业规划和融资提供可靠的基础。财阀也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后者进一步帮助四大财阀发展，接着又控制了经济的近代部门，例如采矿、造船、机械制造、金属制造、化学工业等重工业。 财阀的另一个特征是强有力的领导。这使三井屋经受住了维新年代的混乱，最后成为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开始把三井家族从作为最卓越商人基业的一系列“越后屋”吴服店切离的，是精明有心计的三野村利左卫门。根据三野村利左卫门所自述的多姿多彩的生活经历，他1821年出生于信浓县一个贫穷的浪人家庭，青年时期在成为江户的一名放债人之前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和小贩。巧的是，他的店铺离1863年至1868年间任幕府勘定奉行的小栗忠顺的宅邸和官署不远。小栗忠顺对三野村利左卫门能熟练使用算盘和通过操纵货币牟利印象深刻，于是把这位年轻人推荐给三井在江户的业务负责人，后者雇用了他作为店员。 三野村利左卫门很快就向三井屋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作为一个大胆鼓吹恢复德川政权的军事实力、惩罚异己诸藩的人，勘定奉行小栗忠顺常常强行向几个主要的商人家族摊派他提议的军事和经济改革所需的费用。1866年，一连好几次的搜刮威胁到了三井吴服店的生存，三野村利左卫门诱使他以前的恩人大幅度降低了幕府的索求。然而，感激好像不是三野村利左卫门情感的组成部分。就在两年后，当时已经成为三井家族核心成员之一的三野村利左卫门预计幕府将要垮台，于是说服三井家族向天皇军队慷慨解囊，帮助西乡隆盛及其同盟者向江户进军并取得戊辰内战的胜利。当所有那些战斗结束时，小栗忠顺成为唯一一个被明治新政府处决的幕府官员，而三野村利左卫门已经跃居三井家族中最有影响的成员了。 三野村利左卫门和三井家族不久就因把赌注压在天皇军队上而获得丰厚回报。1868年初，明治政府的新领导人委任三井家族掌管政府的赋税收入。新政权一心击退反对派，把政治控制权推向全国，于是给了三井家族在确定向公众征税的手续上广泛的行动自由。结果直到1882年松方正义成立日本银行为止，三井家族一直可以免息使用政府的赋税收入。这笔横财促使三井家族请求政府同意他们开设自己的银行。在政府许可下，1876年，三井成立了日本第一家私人商业银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三井银行在全国各地的三十几个主要城市开办分行，吸收顾客存款，再加上吴服生意的利润，三井家族为向贸易业和采矿业扩展筹措了足够的资金。 1877年三野村利左卫门逝世后，益田孝成功地引导三井家族朝着新方向前进。益田孝是幕府胥吏的儿子。1864年作为幕府使节团的一员到过西方，后来得到执政者井上馨的照顾。后者是长州藩的激进主义分子，曾经促成各藩结为同盟推翻了幕府。因为与统治阶层内部人员有着这样一种关系，在西乡隆盛叛乱期间，益田孝得到了为政府军供应物资的有利可图的差事，后来又为刚成立不久的三井物产会社取得了专营政府在九州富饶的三池煤矿所有煤炭的权利（三井物产会社成立于1876年7月1日，是个综合贸易公司。——译注）。1888年，当执政者决定出售矿山时，益田孝积极竞购，把三池的煤炭变成了“三井的金子”。益田孝行动迅速，又得到其他一些矿山，把它们合并到新组建的三井矿山会社，并在天津、新加坡等地成立了分支机构，宣布整个亚洲市场为其所有，甚至赶走了澳大利亚的竞争对手。 中上川彦次郎规划了三井家族的下一步发展，他带领公司朝着工业的新方向努力，并着手把三井的不同企业改组成一个发育完全的财阀。中上川彦次郎是福泽谕吉的外甥，1869年15岁时离开了九州的家来到江户，在他舅舅的庆应义塾就读。在把一些经济学、美国的政治学和世界地理的英文著作译成日语之后，19世纪70年代中期中上川彦次郎去了伦敦。归国后他曾任职于当时由井上馨领导的工部省，1879年又跟随井上馨进了外务省。1881年中上川彦次郎辞掉公职，次年成为福泽谕吉新办的日报《时事新报》的主编。1887年，不安分的中上川彦次郎又离开了那里，开始掌管一家私人铁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