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891年夏，在教育、公职、新闻业和私营企业等领域都有所建树的中上川彦次郎，在三井家族长期以来的心腹朋友井上馨的推荐下，被选中成了三井银行的董事，当时的三井银行由于19世纪80年代末几次不良放款已经陷入了危机。中上川彦次郎立即让人们感觉到了他的存在。银行的账目使他警觉，所以他猝然终止了银行由于感激明治政权给予三井家族无数恩惠而向政府官员提供无担保贷款的惯例。而且，他还在某些政府高官没有按计划归还抵押借款时查封了他们的私邸。他也向京都很有影响的东本愿寺追讨不良贷款，使东本愿寺的住持不得不发动全国性的募捐活动来还债，结果使去要债的银行家成为各地佛教信徒讨厌的人。 整顿银行业的成功增强了中上川彦次郎的信心，他说服三井领导层的其他人着手投资于工业企业。他预见到对纺织品的世界性需求还会继续扩大，因此购买了若干棉纺织会社，包括钟渊纺织厂，后来他把它建设成为日本最大的纺织厂之一。而且，1893年秋政府公开拍卖富冈缫丝厂时，三井银行以低价抢先把它弄到手，增加投资扩大了它的生产规模，使它成为一个赢利的企业。除这些之外，中上川彦次郎还得到了王子制纸会社和芝蒲制作所，为20世纪三井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工业联合企业之一奠定了基础。 就在改革银行时，中上川彦次郎开始坚定地提倡用他认为更理性、更现代的商业组织代替古老的三井家族会议。1893年，他把三井银行、越后屋吴服连锁店（后来改名为三越百货店）、物产和矿山四业改成分离的股份公司，并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协调规划。在完成于1909年的新结构安排之下，三井家族的成员掌握了每一家公司的全部已发行股票；越来越多地从庆应大学和其他主要大学招募富有经验的职业商人管理企业；控股公司决定一般的政策，制定共同的策略，做出影响到旗下所有公司事务的经营上的决定。 其他财阀的发展方式和三井相似，尽管每一个财阀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企业文化。岩崎弥太郎——人们心目中一个顽强、傲慢的人，创立了后来成为日本第二大财阀的三菱。岩崎弥太郎出生于土佐藩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购买了低级武士的身份，并于1867年加入了土佐藩在长崎的贸易活动。为了获得西方的技术和武器，该藩早在长崎开办了一些机构。不久岩崎弥太郎就因为还清了土佐商人多年来积欠外国人的大笔债务而薄有声名。1871年废藩置县时，土佐藩藩主出于感激，把11艘船和一笔数量可观的现金赠送给他，并给予他樟脑、茶叶、干鲣和木材等藩营企业的控制权。 1874年，岩崎弥太郎大走红运，因为明治执政者决定按虚价把13艘汽船卖给他，因为他们认为设备优良而且政府给予援助的私营海运公司，既可以满足日本的战略需要，又可以通过减少对外轮的依赖，帮助解决长期的贸易逆差问题。在确定了“私营公助”的政策后，1875年9月，政府把它剩下的近代汽船都移交给岩崎弥太郎，还同意给他补助。岩崎弥太郎十分高兴，在船上画上了不久就名声大噪的“三颗钻石”的三菱标志，并成立了总部设在东京的三菱汽船会社。新公司的汽船很快控制了日本水域，而且遵照政府的指示，开辟了横滨到上海的航线。使许多人震惊的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岩崎弥太郎用他最喜欢的降价策略迫使大英轮船公司（简称P&O）退出上海—横滨航线。后来，岩崎的船队取名为NYK（日本邮船会社），开辟了到中国、朝鲜和俄国的航线。到19世纪末，NYK已经越出了亚洲的基地，成为在日本、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欧洲各港口之间航线上的国际领导者。三菱的三颗钻石已成为全世界都会铭记的标志。 随着利润滚滚而来，岩崎弥太郎很快又开始了新的努力。1878年，他创办了东京海上保险会社，两年后又开始经营仓库和放债业务，后者发挥了为三菱各项事业提供贷款的作用，后来演变成三菱银行。第二年，在他的不断增多的公司中又增加了位于长崎南面一个小岛上的官营高岛煤矿。1887年，三菱从明治政府手中以宽松的条件购买了长崎造船所，同年这个日益壮大的集团闯入了房地产投机领域，再次以优惠价格购得东京市区皇宫以南的大片政府土地，后来三菱公司把它发展成繁荣的丸之内商业区。1893年，接替其兄长的岩崎弥之助成立了三菱股份有限公司（三菱株式会社）。新公司完全为三菱家族所有，集中控制合并成股份有限公司内各部分的不同三菱企业的活动。 住友和安田两大财阀的企业更多地把精力集中于它们主要的核心业务。近世早期住友家族是大阪的大商人家族之一。他们靠从别子铜矿开采的矿石发迹，并成为官方指定的幕府供铜商。19世纪早期别子铜矿的产量大幅度下降，但是明治时代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使住友家族获得了新生。他们聘请外国工程师，在矿山引进西方技术，结果在1868年至1885年之间铜矿产量增加到原来的三倍。矿业的基础稳固后，住友开始扩大经营范围，到明治末期它的事业已经涉及银行、仓库、金属加工等行业。其贸易部门出口铜、煤炭、茶叶和生丝，承运的则是1882年在住友指导下由大约50家小公司组成的大阪商船会社（OSK）。 安田财阀集中精力于银行业。它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声称他在家乡富山叫卖鲜花时赚到了第一笔钱，后于1864年到江户，成为街上的一名货币兑换商。在明治维新混乱不堪的那些年头，安田善次郎显示出掌握操纵兑换行情的技巧的非凡天分，积累了资金，于1880年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安田善次郎是个不怕难为情的吝啬鬼——自带午饭上班，为了赶上大清早打折的东京新电车，天刚亮就出门。他去世时是日本最有钱的人之一，拥有19家银行、3个保险会社、3条铁路和1家电气公司。虽然安田善次郎毫不留情的经商手法为自己带来了巨大财富，但是他也像涩泽荣一一样，把自己的成就归结于为了国家的目标和服务于同胞。安田善次郎曾经带着一脸的真诚，宣称他从未在不首先确定“企业的目的正当，且为了促进人民福利和社会进步的公众利益而营业”的情况下开办公司。 还有许多新的大企业依然独立于新兴的财阀，包括川崎正藏的筑地和兵库造船所、铃木制糖公司以及几个重要银行。与此相似，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许多作为独立企业的私人铁路公司。私有铁路的建造可以回溯到松方正义被任命为大藏卿之时。松方正义强烈鼓吹私人企业，搁置了由国家建造并管理铁路的政府计划，正如他对造船业那样，开始实施通过政府补助和其他形式援助扶植私人铁路发展的政策。政府策略转变的第一批受惠者是一些投资者。他们于1881年成立了日本铁道会社，而且政府批准他们建造从东京向外发散的四条干线。但是执政者所做的不仅仅是把铁路的铺设权交给新企业，为了确保日本铁道会社能筹到足够的资金并为未来的事业树立一个成功的先例，政府向股东保证每年按资本给他们8%的利润，把土地借给会社，免去会社所属房地产的租税，甚至勘定并建造了从东京往北至青森的干线。 1884年，日本铁道会社的收益超过了期望值，一股投资热潮席卷了日本，1885年到1892年之间，申请成立私人铁道会社的有50多家。政府给其中的14家颁发了特许执照，并向10家提供相同类型的补助，以及使日本铁道会社得以迅速成功的收益保证和租税减免政策。结果是惊人的，按照总资产来估量，私人铁道会社占了日本十大股份公司中的7家。到1890年，私人铁道会社控制的铁路线长度已经超过了官营铁路的长度。1907年，日俄战争后政府决定把铁路收归国有时，私人会社铺设的近8000公里铁路已经纵横日本所有主要岛屿。人们受到舒适的设备如车厢内的电灯、餐车、随车的厕所等的诱惑，开始喜欢乘坐火车，乘客人次从1890年的2300万上升到十年后的1.14亿。就在人数增长的同时，许多私人会社引进了现代企业制度，比如聘请受过教育的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发展精妙的管理结构。广受欢迎的乘火车旅行也产生了工业上的新行动：1912年，第一辆完全由日本自己制造的蒸汽机车上路行驶。这一年正是40年前日本首位正式的铁路乘客明治天皇在位的最后一年。 “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 1877年，古河市兵卫购买了从日光的德川家康陵墓穿过一个山口就能到达的枥木县的足尾铜矿。古河市兵卫是京都一个豆腐商的次子。他的经历是明治经济梦的具体表现：他通过出口生丝积累了一笔相当大的财富，然后又在1871年成立了日本第一家机械化缫丝厂，使财产成倍增加。他接手足尾铜矿的业务时，铜矿的产量正在不断萎缩。古河市兵卫亲自带领矿工下到危险的废矿井，最后于1884年发现了一大条新矿脉。他用他能买到的最好技术设备开采这条矿脉。到1890年，足尾生产了日本近一半的精炼铜，成为亚洲最大的铜采炼联合企业。1899年，经一份有影响的月刊的读者投票，古河市兵卫这个出身低微但为自己取得了成功，为日本创造了财富的人成为“明治十二伟人”之一，与伊藤博文、福泽谕吉、涩泽荣一等人同列。 足尾铜矿的11 000工人中不会有多少人同意这个评价。19世纪80年代，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下长时间紧张地工作，手工凿出安放炸药的爆破孔，埋头用铁锤和凿子开采含矿的岩石，并把装满矿石的手推车推到地面，然后把矿石碾碎、冶炼。1890年，古河市兵卫建立了日本首家水力发电厂后，情况有所改善，风钻和电气化轨道方便了井下作业，离心式鼓风机使井下空气凉爽干净。然而，其他危险和苦难依然存在。尽管矿山的官员对矿井几乎未加管理，他们还是向工人索要回扣。到19世纪末，矿山主要通过治安维持会自我管理。维持会推行残酷的惩罚，经常割耳朵、鼻子或者斩四肢，甚至把冒犯者活活打死。为了弥补劳力的不足，从枥木县监狱招来了冷酷的罪犯，加剧了矿井里的紧张状态。1881年，5名该受罚的工人制服了警卫，从坑道里逃跑，逃进了周围山区。当局抓获了4名逃逸者，但是不得不雇用18个当地猎人追捕最后一人，直到开枪将其打死。 在这种情况下，招收工人实属不易。古河市兵卫不得不依靠旅馆老板——他们是独立的代办人，负责雇用工人，安排工作任务，分配工资，并为私人旅馆里由他们看管的人提供食宿。尽管如此，矿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仍然恶劣。旅馆老板都为人苛刻。据一位新闻记者说，住的地方“就像光木板堆积起来的长长的兵营，薄薄的屋顶上压着成排大小不一的石头。屋子既没有天花板也没有地板，粗糙的草垫子铺在敞开的炉膛四周光光的地面上。没有天花板，没有榻榻米，没有家具。经常垃圾成堆，餐具污秽不堪，被褥上落满油烟灰尘，第一次看到所有这些脏东西的人会完全说不出话来”。 古河市兵卫不受矿山工人欢迎，对居住在渡良濑川流域的人们来说他更是个恶棍。足尾冶炼厂把废水排放到河里，早在1880年当地居民就习惯了看见死鱼在渡良濑川漂浮。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水里的几乎所有生命都已从该流域消失，近3000户靠在河中捕鱼为生的家庭陷入贫困。接下来的十年情况更加糟糕。采矿业务的扩大产生了对木材的无止境的需求——木材用来撑住坑道连接电气化轨道，还生产了数吨熔化和炼铜用的木炭。古河市兵卫砍掉了足尾周围山坡上的树木，结果几乎没有植被来阻止冬夏两季雪水和雨水的流失。1890年，洪水使谷底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泥沙。对村民而言，死亡之手已经掠过他们的土地。草木枯萎，秧苗不会生长，用受影响区域的树上采摘下来的桑叶喂养的蚕死了，在野外劳动的男女手脚都化脓。 受害地区选出的第一届众议院代表，曾经参加过民权运动的田中正造，通过努力引起了国家对污染事件的关注。田中正造是枥木县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学成才，他强烈地主张普通人“不应该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1891年12月，田中正造在议会发言时指出，即将生效的法律明确声明“采矿企业危害公众利益时，农商务省应收回授予的特许权”，他质问政府该做些什么来减轻渡良濑川流域人民的痛苦。两个月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慷慨陈词：“政府已经抛弃了宪法规定它有责任加以保护的人民。毁灭人民就是毁灭国家。所谓的‘政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1892年初，东京的官员做出了答复。农商务省的某人写道：“国家由足尾铜矿所得的公众利益，远远超过受害地区的任何损失。”结果，政府的报告认为情况还不能证明具有关闭铜矿的充分根据。而且，政府发言人后来解释，足尾污染事件证据的数量还没有严重到使人相信“危害公众利益”。这意味着政府在这件事上没有法定的立场，因此救济措施是可以由铜矿所有者与该地区人民之间商定的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