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政府不加干涉的政策导致了田中正造担心的环境灾难：在19世纪90年代末之前，砷、铬、硫黄酸、氧化镁、氯、氧化铝以及其他污染物毁坏了至少26平方公里农田，给数千个家庭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虽然对于科学的证据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大多数观察者也都同意这一点：污染物使整条河流沿岸村镇居民的死亡率高于正常，并且健康状况普遍不佳。 由于问题不断增多，渡良濑川流域的人民组织了抗议运动。起初，他们向政府请愿，要求救济受害民众，关闭足尾铜矿。接着，1897年，800位村民前往东京，向官府抗议，其中的活跃分子还私下和政府官员见面，并最终说服农商务省大臣亲自视察遭到破坏的村庄。同时，田中正造继续在议会抨击古河市兵卫，报纸也在头版登载有关污染的事件。许多著名批评家，包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记者德富苏峰，开始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由于对日益高涨的公众呼声十分敏感，同时也为其官员在视察渡良濑川流域时的见闻所苦恼，1897年5月，农商务省命令足尾铜矿的管理部门设立安全的场所存贮废弃矿渣，建造过滤池净化矿井水，安装石灰水喷洒器中和从矿山烟囱里冒出的酸雾。政府的命令规定了矿山方面答应要求的确切日期，并警告如果过了最终期限，矿山将被封闭。由于别无选择，古河市兵卫安装了污染控制装置。到1904年，足尾下游的许多村庄已经开始报告说有了比较正常的收成。 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污染并没有从渡良濑川流域消失。首先，没办法清除或中和早已堆积在河床的污染物，此外，19世纪末世界上每个地方的采铜业都是个非常肮脏的行业，当时没有技术能完全净化矿业的废弃物或保护生态环境免遭破坏。结果，生活在渡良濑川一带的居民几代以来依旧大量病倒。随着日本第一起污染事件在国民意识中的淡化，一些家庭只得继续忍受他们的痛苦，另一些则求助于现代司法制度。直到1974年，在铜矿采掘告罄，矿井关闭一年之后，在政府的调停之下，古河矿业公司和污染受害者之间才达成了最后的和解。 近代经济的确立 19世纪80年代，烟囱往外冒烟的景象和穿梭于城乡间的火车的熟悉汽笛声，告诉人们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一代以前还是个与世隔绝的农业国的日本，已经朝着近代经济的方向前进。到19世纪末，制造业已牢固确立，近代前的生产方式日渐让位于机械化的工业生产，不可逆转的结构变化正充分展开。而且，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超过了日本的人口，因此人均产出持续增长。这是近代经济的另一个指示器。制造业的增长率最快，相对于农业它每年都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了较大份额（参阅表7.8）。表7.2和表7.3的数据说明了形成中的经济现代性的另两个特征：技术先进的重工业的初步崛起，以及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取代早先作为出口主导产品的农产品和原材料所带来的出口贸易模式的变化。 记述日本对经济现代化的追求，比解释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历相比，何以这个国家的成功来得明显快速要容易一些。无疑，德川时代的遗产对明治时期的大形势有着重要影响。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手工艺、原初工业化的成长和经济作物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知识、技能和组织经验。这些在维新之后对于扩大商品化农业和以农村为基础的制造业都很有用。与此相似，德川时代钱业机构的出现为明治时期的创业者树立了可贵的先例。和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近代金融机构相比，老式传统的货币兑换商和德川后期的商人家族对于买卖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十分熟悉存款的吸收和重新投资、信用证和贴现汇票的使用，运用现金垫款和其他信用工具为家庭手工业提供资金。他们的实践为明治时期开办商业银行和准银行的人提供了一套指导。或许还可以说，在日本进入明治时期时，纪律、勤奋、牺牲、节俭，以及忠于家庭和集体等传统价值对于全体公民也很有帮助。 德川时期的遗产提供了适宜商业成长的肥沃温床，但是明治时代的政府官吏和私营企业家也做了其他的必要工作，比如从西方引进产业资本主义制度，把近代生产技术移植到日本的土壤，促使近代经济开花结果。并非政府的每一铲子下去都能发掘出有用之物，模范工厂就是个例证。但是，明治政府的某些贡献对于进行“殖产兴业”的奋斗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构建基础设施的努力，还有执政者通过保证其利润和给予营业补助扶植造船业和铁路等重要事业的决定就很突出。制定政策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德川氏将军已经发现了商业发展的某些好处，只要他们能紧密地控制并防止其扰乱政治和经济现状。与此不同，明治政府的领导阶层把经济增长视为解决德川后期积累的财政问题的手段，以及在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西方面前维护日本自治的途径。结果，虽然有时明治政府的不同执政者会赞成相反的工业策略，比如大隈重信和松方正义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效用问题就摆出了不同的姿态，但所有领导人都一致同意必须把发展近代经济作为国家的目标。 国家目标的一致认定，有助于焕发日本各地企业家的活力。无论如何，他们被自己对更广阔的经济前景的憧憬所驱动。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先驱中，有数量惊人的一批人生活在享有相对自治权的地方，经营着他们的纽扣厂、金箔作坊和缫丝厂；其他人则建立了实力更强的企业；少数人像岩崎和安田，则作为商业帝国的领袖誉满全球。但是，无论这些男女在明治经济史丰富复杂的板块上处于何种位置，他们都在筹集资金、汇聚资源，获取技术并加以改造使其适合国情，生产出售给国内同胞和海外顾客的产品。一些政府政策，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早期松方正义的通货紧缩计划，创造了使持续增长成为可能的稳定环境，为那些实业家铺平了道路。但说到底还是日本企业家个人的主动性为明治的经济梦想注入了活力。 日本的经济成就也带有几分幸运，几乎有点意外之喜的性质。在某些方面，日本是幸运的。早在佩里来航的数十年前，西方已经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这个刚开放的岛国可以学习欧美的经验，利用他们的技术创新。同时，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还没有遥遥领先到让日本人对赶上他们感到绝望，实际上，当时东西方的差距很小，足以鼓舞人们下定决心去缩短这个差距。在日本开始其发展经济的旅程时，新的市场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这一点也对日本有利。19世纪下半叶，交通和通讯的革命把世界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使日本人高兴的是，他们发现他们早已发展了制造业，不久就能生产外国人需要的多种商品，从茶叶、生丝到金箔、纽扣和棉纺织品。 明治时代的早期，经济发展出现了加速的趋势。20世纪初，日本在它最初的成功基础上逐步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强国之一。但是，正当国家的全面发展似乎充满活力地进行时，许多普通民众很气愤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忍受发展带来的负担。那些受过教育的日本最受尊敬的杂志的读者投票评选古河市兵卫为“明治十二伟人”之一，并认为他的足尾铜矿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大有贡献。但是由这个企业所代表的这种发展使大量未被赞颂过的工人在有损健康甚至缩短生命的环境下苦干，以及普通家庭不得不喝有毒的水，吃种植在被污染土地上的食物。他们付出了令人吃惊的代价。日本对“富国强兵”的追求制造了无数英雄，同时也产生出大量为了国家强大而付出高昂代价的牺牲品。 论战和斗争充斥着明治时期。在民权运动中，伊藤博文以及其他执政者在关于何种宪法和代议制政府制度最适合日本的问题上与反对派意见不一。古河市兵卫和田中正造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提出了根本不同的观念。古河市兵卫这个不同寻常的资本家接受日本必须尽快工业化的主张，把生态和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降到了次要地位；而日本环境保护论者的先驱田中正造则认为，经济近代化的首要目标是为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当19世纪渐近尾声时，全国各地的人们也就家庭、教育、宗教和工作场所的条件可以如何改变等问题，提出了互竞长短的意见，表明了他们对明治梦想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