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885年夏，甲府市雨宫缫丝厂的女工放下手中的工作，抗议男监工反复无常的行为。这些男监工偏袒长得好看的女子，对相貌平平的女工却很严厉。一年后的1886年6月12日，近100名工厂女工再次冲出雨宫缫丝厂。这次这些罢工工人躲在当地一个寺庙里，讨论她们的痛苦处境并谋划对策。她们对工厂主打算把劳动时间延长半个小时同时又要降低工资感到气愤，也不满厂方威胁要对不遵守新规定，或违背一年雇用期内不准在不同厂里做工规矩的工人处以种种罚款。 据抗议者说，甲府厂家的工作时间已经够长了。1886年的夏季，劳动从早上4∶30开始，中午12∶30到下午1∶30休息一个小时后，又要回到机器边接着干活，一直持续到下午7∶30，累得使人麻木。而且，大多数工厂工人来自甲府的城市贫民阶层或城市周围的农村，有些妇女在家和工厂之间往返一趟就长达一个小时，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然而，即便是那些住得较近的人也害怕在路上往返。成帮结伙的暴徒在镇上和郊区四处游荡，延长劳动时间意味着增加了被抢劫、强奸，甚至被拐卖当妓女的危险。 雨宫缫丝厂罢工工人的数量很快增加了一倍，实际上包括了全部工人。由于缫丝厂无法开工，工厂主的代理人同意会见罢工工人的代表。起初厂方建议，只要妇女们同意午餐时间改为30分钟，基本取消上厕所后略事休息的时间，他们可以继续把上班时间定为早上4∶30到下午7∶30。工人们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经过长时间的谈判，雨宫缫丝厂厂主放弃了延长工作时间的计划，取消了对迟到（或早退）哪怕只有几分钟的女工处以大笔罚款的新规定，并答应考虑采取“其他方法改善（劳动）条件”。满意地解决了她们的大多数苦处之后，6月16日罢工者复工，工资问题则留待日后解决。 甲府劳资双方的对峙在退居明治历史模糊不清的边缘位置之前，得到了日本新闻界的及时报道。但是，这种关注极为短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雨宫缫丝厂年轻女工的一种伤害。雨宫缫丝厂女工1886年的罢工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罢工。她们的行动也代表了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发出自己声音的重大尝试，表达了劳工阶级对明治时期经济近代化试验的态度。就像那些在足尾矿井挥汗苦干的矿工一样，雨宫缫丝厂的女工也为了微薄的工资长时间辛苦劳作。她们对延长工作时间的反抗是讨价还价，尽可能以最高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些女工坚决抗争，除了要求改善工作环境，还通过争取对工作规章的发言权和坚决要求工厂主考虑采取“其他方法改善车间的条件”，在她们的雇用条件方面维护了某种程度的主动权。 或许，雨宫罢工事件只能引起短暂关注的原因在于当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竞相使得公众注目。随着19世纪渐近尾声，明治政府进行了会对不同人群的明治梦想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工程。就在明治政权计划着手政治和经济改革时，它先拟订了社会变革的日程，包括用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之间的关系，创立使个人愿望服从于国家需要的教育制度，给予某些宗教以凌驾其余宗教之上的特权，等等。就像工厂里的斗争，也正如有关立宪制问题的争议以及古河市兵卫和田中正造关于经济近代化应该使国家富足还是造福于普通人民的争辩，政府干预家庭且决定儿童应该如何受教育和操纵人民宗教信仰的企图，使得日本人或是满意，或是愤怒，或是困惑，还有一些则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 工厂工人 如果说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产生了资本家和公司经理，那么，它也产生了工厂工人这个新的阶级。他们当中许多人经历的情况和足尾以及雨宫的残酷现实相差无几。确切地说，由于近三分之二的计酬佣工仍以务农为生，即使在19世纪末，工厂工人在日本全部劳动力中还只是占较小的比例。不过，工厂工人数量的上升引人注目，从19世纪70年代的几千人到1892年的近30万人，再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40多万人。当日本迈向新世纪时，近代工人阶级产生了阶级意识的萌芽。他们向资方有关劳资关系性质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为日本早已复杂万端的社会环境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纺织厂女工代表着最典型的工厂工人。世纪之交时，如表8.1所示，将近60%的产业工人都在缫丝厂和纺织厂做工，其中女性大大超过了80%。明治初期，在缫丝过程中以水和蒸汽为动力的新型缫丝厂厂主雇用当地妇女，尤其是那些维新以前在由机户成立的类似于工厂的作坊里操作过织布机的人。然而，随着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机械化缫丝厂急剧增多，招工的人把范围扩大到经济萧条的农村地区。那里出身贫困佃农家庭的未婚少女愿意离家到新工厂工作。与此相似，日本中部那些通常坐落在市郊的棉纺织厂，最初也从当地的城市居民中雇用人手；但是随着劳力争夺赛的升温，中间人开始分散到周围各县，搜寻愿意告别家人朋友离家工作的姑娘。 一般情况下，招工者是独立的中间人，每向纺织厂或缫丝厂交一名年轻姑娘，就向工厂收取一笔佣金。这些中间人向这些未来的工人保证，会有对健康有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白天她们在又通风又干净的厂里干活，住的是宽敞的宿舍，吃的是丰富可口的饭菜，享有快乐的休息日，还能拿到可以提高他们家庭生活水准的丰厚报酬。作为与如此诱人的雇佣条件的交换，那些女孩子和她们的父亲在契约上签字，保证她们会做满规定的年限，通常是3年或5年。为了敲定契约，中间人通常先把定金给那些家庭，这笔马上预付的现金有时达到契约年限内预期收入的三分之一或者甚至一半。剩下的部分，来招工的人许诺，会一年或半年一次分期付给她们。这些钱女孩们既可以在休息时花销，也可以在12月底到来年1月回家度新年假期时带回。 无论她们的希望是什么，一般女孩们的口袋里很少有自己想要的那么多钱。一旦干起了活，她们几乎什么都拿不到，或许也就是在节日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偶尔拿点少量零花钱。此外，女孩子们不得不付定金的利息，偿还公司提供的食宿，要是生产出工头认为在细度、柔韧性或光泽度上有瑕疵的丝线，还要交付“惩罚费”。许多公司还张贴规章，禁止迟到或早退、在禁烟区吸烟、装病误工、涂改点名册，甚至不许发牢骚或煽动别人发牢骚，违者将被罚款，罚令从工资中扣除。最后，在一个佃农家庭每年的现金开支平均约为59日元的时代，大多数女孩似乎一年只挣到了25日元至30日元，而一些被处以各种罚款和“惩罚费”的不幸女工，发现她们干了一整年活却一分钱也没拿到。在某些格外残酷的厂里，甚至常有四分之一的女孩干完一年却倒欠公司钱。 而且，年轻姑娘们很快就发现，纺织厂和缫丝厂的实际工作条件与招工者描绘的美好场面截然不同。大多数工人每个月只能休息几天，此外，每班12小时分两班轮流工作是棉纺厂的规定。涩泽荣一和其他工厂主都喜欢安排两班工人轮流工作，以便让他们昂贵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缫丝厂的情形一样糟糕。根据农商务省汇编的一份报告，“通常黎明时开始干活，晚上结束。夏季白昼长，有些地方工人干到太阳下山，但是在其他季节，要就着灯光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或10点。这意味着缫丝厂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3或14个小时，甚至多达17或18个小时”。 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时时充满不适和危险。车间又挤又吵又热，夏天气温经常达到华氏100度，常有女孩子在车间里虚脱。在通风不良的工厂车间，空气里都是细丝和棉花上的绒毛，它们飘到眼睛、嘴巴和耳朵里，还阻塞了女工皮肤上的毛孔。男监工像军队教官一样凶恶，经常用竹棍敲打那些比一般工人速度慢的人。急急忙忙想做得快一点时，女孩们有时会把手脚卷到机器里。到19世纪末，损毁手指或脚趾的事故十分普遍，公司的医生都不再把它们记录在案。此外还有其他危险。有些监工是好色之徒，他们奸污了一些女孩，又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其他人就范。还有，由于到处都是易燃物，稍不留神就会引起火灾。1892年，大阪纺织公司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厂里的机器，把厂区外的34所私人住宅烧成灰烬，夺走了95名工人（大多为女工）的生命。 许多工厂宿舍就像监狱，四周都是2.4米高的围墙。墙头插着碎玻璃和削尖的竹签以防止女孩们逃跑。里面的居住条件糟糕透顶。宿舍狭小，每个工人都不得不在不足一个标准榻榻米（约为1.8米×0.9米）大小的空间内生活、休息。有些公司让女工共用一个被褥，每40或50名工人共用一个浴室，也不给厕所消毒。19世纪末典型的宿舍供应简单的伙食，包括谷物、豆腐、豆子、干沙丁鱼和海藻类的菜，如羊栖菜。来自赤贫家庭的女孩认为吃得比家里好，其他人则抱怨伙食不好，而且上菜的方式让人提不起食欲。据一份政府的报告说，饭菜量通常很少，几乎难以满足成长中的年轻人的营养需求。 恶劣的工作条件、不卫生的居住环境、不合理的伙食、过度操劳以及性骚扰引起的紧张，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女工们长期处于疲惫状态。基督教徒、教育家岩本善治1898年参观了一些工厂后写道：“我看到了工厂，看到了工厂女工的宿舍。我也看到了上夜班的女工精疲力竭，赤身裸体，非常想睡觉，没有什么比躺下来闭上眼睛更奢侈了。”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许多女工试图翻过宿舍周围可怕的围墙逃走，或者趁难得的可以出工厂大门的假期溜掉。由于警察经常和厂方合作对逃跑者穷追不舍，因此1898年时，大约20%的大阪纺织公司女工和40%的三重纺织会社女工从工厂成功逃走，看起来便非同寻常。19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两家工厂只有25%的女工做满了契约规定的年限。 在那些留下来的人当中，支气管炎、肺炎，以及由颗粒性结膜炎引起的失明等疾病很常见。充满了绒絮和高含量的二氧化碳的空气对肺部造成了损害，大概每4个或5个女工中就有1个最后患肺结核。合计起来，女工的死亡率是全国16岁至20岁女性平均死亡率的两倍多。公司的医生对于严重的疾病如肺结核等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纺织厂和缫丝厂的厂主通常会让生病的工人回家等死。一位妇女回忆世纪之交时她的遭遇时说道：“就在我到长野县的山一缫丝厂干活后不久，我的妹妹明子也到这儿干活。”大约两年之后，明子的病已到了晚期。“她到厂里来时决心要一年赚100日元，让我们的母亲开心，”这位姐姐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离开工厂时悲伤的眼睛，当时她已苍白无力。我觉得病得像她那样重的人不可能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100公里，但是他们不肯让她待在厂里。没钱送她进医院，除了回家没有别的办法。” 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历中，产生了新兴工人阶级意识的萌芽。许多纺织厂女工在回顾她们的经历时，既有着一定程度的自卑，又坚定地为她们对公司的成功所做出的贡献而自豪。不足为奇的是，有些女孩把她们自己看作无助的受害人。缫丝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工厂里的活儿就是监狱里的活儿，所不同的只是工厂里没有铁链。”其他的工人歌谣则表达了对剥削的辛酸认识：“杀死工厂里的女孩/你用不着刀子/用柔细轻微的丝线/就能把她压死。”与此同时，许多年轻姑娘自觉地把自己划分到和工厂主及管理人处于不同层面的“工厂女孩”这一类别。此外，她们也知道使她们得到微薄工资的劳动转化成了涩泽荣一和其他企业家的巨额利润：“别嘲笑我们/叫我们‘工厂女孩’，‘工厂女孩’！/工厂女孩/是公司的宝库。” 工人阶级的女孩们具有反抗意识。有时，她们通过歌颂妇女中的英雄，比如敢于反抗男人的岩足菊子，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某天晚上在厂区外面行走时，岩足菊子遇到了一个曾经强奸并杀害了丝厂女工的人。岩足菊子奋起反抗，使劲地掐来犯者的睾丸，迫使他不得不松开扼住她喉咙的手。不久，附近缫丝厂的女孩们传唱道： 不要轻蔑地说， “工厂女孩，工厂女孩”。 岩足菊子 是真正的工厂女孩。 岩足菊子 是工厂女孩的光辉模范。 让我们捏碎 可恨男人的睾丸！ 工头先生，监工先生， 你们最好当心！ 有岩足菊子的例子。 谁敢说 工厂女孩很软弱？ 工厂女孩 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 有时，女孩们大胆地把她们的愤怒指向工厂主。19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个女工这样写道：“缫丝厂的老板对我们很不好。他们认为我们就像奴隶或是灰尘。我们认为这些丝厂老板就是吸血鬼，是我们的死对头。”1886年，甲府雨宫缫丝厂的女工把这种愤怒转化为直接的行动，发动了日本第一次工人罢工。雨宫事件鼓舞着其他纺织厂的工人采取行动。1889年，大阪天满棉纺织会社的年轻女工为提高工资罢工。三年后，甲府近150名纺织厂工人放下工作，对工资、工作条件和“不公平的待遇”提出抗议。1898年，富冈缫丝厂的女工罢工，要求改善伙食，延长新年的假期，提高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