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9世纪末，日本各地的劳动妇女表现出日益高涨的自己是“工厂女孩”的意识，希望组织起来反抗工厂主和管理人，以此改善她们的生活。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男性还不到工厂工人总数的一半，不过他们的地位却非常突出。因为他们有为人极需的专门技能，而且他们都集中在专门从事金属加工、造船，以及生产机床、军需品和化学制品的“近代”工厂里。通常，新式造船所、兵工厂和机械厂的厂主更喜欢雇用传统工匠，如木匠、桶匠、铁匠。他们能很快掌握新技术，成为锅炉修理工、车工、机械师等等。与纺织厂女工一样，从事重工业的男工也整天在又脏又黑又危险的车间干活。不过，与那些妇女不同，男性雇工一般无须害怕体罚或者性侵犯，而且作为熟练工人，他们的工资要高于工厂女孩。具体参阅表8.2。 从事重工业的男性工人，还可以摆脱管理上的束缚，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工人们往往聚集在技艺更娴熟的能手或师傅周围。师傅经常承包特定的活计，然后招收一班学徒期满的工人和学徒，他负责培训并用他从工厂主那里拿到的一笔固定费用付给他们报酬。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横须贺造船所，每个厂都有厂长，有处理有关契约、报表等日常文书工作的办公室人员和若干工头，每个工头又监督着许多师傅。不过，上层管理部门几乎不懂实际的生产过程，因此很少苛待师傅；而后者，用第一位认真观察新工人阶级的人横山源之助的话来说，“作为有威望的人支配着其他人”。此外，由于师傅承担着及时完成每一个项目的最后责任，并且他的收益取决于能否在他的支出和他从厂方拿到的预付款之间留出富余，因此他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监管工人以及决定车间工作计划和进度的特权。 男性产业工人往往频繁地更换工作。和似乎有无尽的女孩可以干几乎不需要训练的工作的纺织品制造业不同，在重工业行业，甚至连学徒和学徒期满的工人都自恃他们掌握着新的暂不外传的工作技能。所以，用一份报告里的话来说，熟练男工“在有希望提高工资，哪怕只有一丁点儿时，可以轻松地转到其他工厂”。②②同上, p.501此外，从这个厂跳槽到那个厂的工人，除了得到更高的工资之外，还学到了一些新本事。这样又使他们在去往一个新城市，跟上另一个新师傅时，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 从事重工业的男工可以自由流动，有着可以引以为自豪的独立性，又自信于自己新学会的技能。因此，对资方他们采取了和纺织厂女工不同的态度。当斗志昂扬的纺织厂女工视工厂主为“吸血鬼”和“死对头”，为一些具体问题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罢工的时候，熟练男工趋向于关注尊重和地位等问题，呼吁工厂主拿出仁爱之心，为工人的福利着想，作为工人更勤劳忠诚的交换。因此，19世纪末罢工的男工，通常都要求工厂主给予“人道的待遇”。例如，1899年日本铁道会社的机械工人发动变相罢工时，便要求资方提高他们在企业内部的地位。他们与资方谈判时，特别要求获得新职别。它意味着能享有更多的尊重，获得和级别较高的同类工人同等的待遇，以及获得与白领官员和技师同样的半年一次的加薪和红利。 上流社会不太看得起新兴的工人阶级。报纸上的报道经常把“工厂女孩”等同于妓女——另一种廉价出卖时间和肉体，结果却遭受辱骂且身染疾病，做了几年后被抛弃的“女工”。那些报纸的记者通常也不屑地把产业工人看作有工作的穷人，即包括传统工匠、没有技术的散工、人力车车夫和捡破烂的人在内的阶层。用当时的词汇来说，熟练工人比“下层社会”的其他成员赚得多，但是尽管他们自豪，有他们自己的尊严，他们仍然只能生活在大多数城镇的劣等社区，住的是屋顶漏雨、墙壁霉烂的破旧棚屋。而且，根据横山源之助的计算，在1898年，即便是每月上班26天，工资相对较高，可以带给家里13日元的机械工，要想让收支相抵也有困难。扣除了租房子、基本的伙食如米饭和蔬菜以及燃料和照明的费用，再扣掉一日元左右的酒钱，四口人的工人家庭剩下来买衣服、理发、进公共澡堂的钱还不到1日元。横山源之助估计，东京合计近三分之二的机械工人生活在贫困中。他还描述了高利贷者经常上门，人们喝酒、赌博，发生家庭暴力，对孩子不闻不问的可怕生活。 新闻界人士对他们称为“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阶层要和善得多。前者由拥有自己街边店铺的传统零售商，以及教师、专业人员、厂长和工头等新兴阶层构成。根据社会评论家的说法，“中产阶级”这个词表明了对努力工作，过着稳定舒适生活的家庭的尊敬。财阀和“成金”（即“暴发户”）组成了上流社会。所谓“成金”，指的是在与象棋相似的“将棋”游戏中可以突然变得强有力的小棋子〔按将棋规则，功能最弱、子力最低的棋子“步”一旦冲入敌阵，即可获得护卫在王将左右的金将的战斗力，将棋术语称之为“成金”。所以，“乡巴佬一夜成大富”是“成金”一词的形象解释。国家通过投机或冒险转瞬间成为“强国”，公司或企业追逐利用国家政策的惠泽分一杯羹成为巨富，日语中也可以称之为“成金”。在已经“成金”的国家的带动下，许多企业和个人怀着投机冒险心理，趋之若鹜般地投身于“成金”风潮之中，按其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出现了“铁成金”（因经营钢铁而发财）、“船成金”、“株成金”、“丝成金”等大富小富。——译注〕。新闻界人士用这个词来形容大阪的纽扣制造商，以及东京的精工钟表店和资生堂化妆品株式会社的创始人。正如它在法语中的同义词“暴发户”那样，这个词带有轻微的贬义，但是大多数新闻界人士也钦佩“成金”的大胆和争取成功的坚定决心。他们更为公开地表示了对财阀的敬畏，如工业巨子古河市兵卫、涩泽荣一，以及岩崎、三井和住友家族的领袖。他们的大厦和豪华的生活似乎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有资格接受大众的奉承。 丈夫和妻子 如果说社会等级中的新阶层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了明治的经济梦想，那么可以说，所有日本人都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世纪末处于变迁之中。在国家受到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冲击时，政府把注意力转向了草拟一部涵盖家庭关系、财产权、契约法和交易规则等的新民法。大多数法学学者都支持这一努力，认为在日本国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有必要编纂法典，不过这也是在回应西方国家的“在修改条约之前，日本必须采用西方能够接受的民法”的严厉声明。1890年，经深思熟虑后，明治政权颁布了以法国经验为参照的法典，并宣布新法将于1893年1月1日生效。 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几乎立即爆发开来，受英国和德国法学熏陶的法律学者抨击新法对其法国原型亦步亦趋。议会对日本法学团体内部突然出现的敌对感到为难，于是推迟了原定的民法实施日期，并召集新的立法班子重新考虑这些问题。伊藤博文主持了法典调查会，但很清楚，该调查会最有影响的成员是东京帝国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穗积陈重。情况表明，穗积陈重及其支持者基本不反对民法中有关财产权、契约法和商法的部分，他们的注意力均集中于家庭和家庭继承权方面。在法国影响下而做的这方面的规定，用穗积陈重的弟弟、知名宪法学者穗积八束尖锐的言辞来说，有“最终破坏忠孝之道”的危险。 穗积陈重是个传统主义者，与他弟弟的观点一样，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里，“家庭制度逐渐削弱了”。他还担心“个体开始取代家庭成为社会单位”。他认为他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通过为古老的家族制度奠定法律基础，使家庭优先于个体。此外，他尤其赞赏家长掌握强权的传统和盛行于近世早期武士家庭的长子拥有继承权的做法。结果，1898年6月16日，修订后的《明治民法》成为法律，它的规定使家庭成为一个共同体。它要求把家长的位置传给长子（特殊情况除外），并把家庭大权授予父亲：父亲可以选择家庭的居住地，管理所有的家庭财产和业务，决定家庭资产的支配，有权同意或反对子女的婚姻。 作为许多人称为“家庭武士化”的努力的一部分，《明治民法》的作者使女性附属于男性家长。新法把“妻子”当作在重新改造过的家长制结构内的一个有用但可以替换的“元件”，而且实质上把已婚妇女降低到法律上无资格者的地位。妻子的主要义务，如1898年的民法所概括的，是为家庭提供男性继承人，为家庭提供额外劳力。一旦结婚，妇女就不能在没有丈夫的许可之下采取法律行动，不能未经丈夫同意在法庭上作证，也不能不经丈夫同意就处理相关事务，当然也不能先提出离婚，除非被抛弃或遭受虐待。另外，妻子和他人通奸，丈夫就可以提出离婚和刑事诉讼，但丈夫的私通行为不会受惩罚。当婚姻的确摇摇欲坠时，妇女可以离开家庭，而孩子则必须与家长一起生活。明治后期的城市平民开始用古老的武士用语“奥さん”（屋里的女人）来称呼近代的妻子，象征着这种使武士的父系家长制传统成为国家准则的变化。 一些官员和思想家认为妇女应该履行自己在家庭内部的义务，因此为成年妇女设想了不同的作用，这个作用概括在“贤妻良母”这个词语中。塞缪尔·斯迈尔斯《自助论》的译者，后来成为女子师范学校（现在的御茶水女子大学）校长的中村正直，新创了“贤妻良母”这个把西方的最新思想融入他已熟稔，但依然有价值的日本“女人”观中的词语，来描述妇女的楷模。在中村正直看来，贤妻良母应该居于私人领域，但也应该给予她家庭内部受人尊敬的角色，即作为一个家庭合法的基础、负责正确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人，以及支持丈夫在公共领域的事业中向前发展的忠诚妻子。 鸠山春子是19世纪末比较坦率地提倡“贤妻良母”观念的人之一。1881年，鸠山春子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后来成为该校的杰出教师。她希望成为贤妻良母能使妇女提高地位，这样她们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制度中就不仅仅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像中村正直一样，鸠山春子勉励她的学生做高效的家务管理者和慈爱的母亲，她还劝告妇女把家变成丈夫可以放松身心，振奋精神，迎接事业挑战的安全港湾。她吸收了19世纪末流行于西方的家庭生活观，认为妻子应该足够聪明，受过足够的良好教育，堪为丈夫的真正伴侣。 “贤妻良母”的鼓吹者主要把他们的言论指向富裕家庭的妇女。对许多人而言，著名政府领导人伊藤博文的配偶伊藤梅子就是新式妻子的典型。19世纪80年代，她学习英语以便能站在丈夫的身旁和外国人交谈，她甚至主持了所谓的“改进会”。在这个社团里，东京上流社会的妇女聚集在一起研究欧洲的风尚，学着品鉴西方的食物，掌握陪伴丈夫参加在鹿鸣馆举行的正式招待会和舞会时所需要的新式社交礼节。与此不同的是，大多数思想家对商人和农民的配偶则采取了比较随便的态度。她们可以做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在田间劳动或在商店干活，挣钱帮助家人生存下去。“贤妻良母”说暗含的阶级差别对这些妇女不无影响。在京都开化妆品店的一户人家的儿子回忆，他的母亲只有在和暴发户以及警察、教师和政府官员等专业人士的妻子在一起时，才小心翼翼地用“奥さん”这个时髦的词。他也看见了母亲和新“奥さん”做生意时，时不时浮现在脸上的愤世嫉俗的微笑。他发觉，“使她们和大多数像我母亲这样的妇女不同的，是她们不工作”。 另一个新词“ホ-ム”（即音译英语home的日语外来语）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个在世纪末的日本使用的关于“家”的词和“贤妻良母”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但是它的支持者更倾向于强调夫妻之间浪漫感情的重要性。和别人共同创办了《女学杂志》的岩本善治促进了这个词的推广。他谴责“家长制”滋生了压迫，提出以“ホ-ム”作为不同的新家庭理想。在这样的家庭里，所有家庭成员都相敬相爱和快乐互助。确切地说，新式家庭的妇女仍然要抚养孩子、做家务，但是她们和丈夫平等。和传统婚姻中新婚妇女走进丈夫家成为婆婆的帮手不同，在“ホ-ム”的新思想下，新娘立即成为她自己家的女主人以及与丈夫意气相投的朋友和伴侣。 穗积陈重和许多政府高官想使1898年的民法作为关于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最终规定，但是事与愿违。19世纪末社会立法的努力反而引发了对“家庭生活观”（当日本走进新世纪时，它进一步活跃了起来）的热烈讨论。虽然“贤妻良母”的观念对后来几代人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但清新的声音也加入到关于国家在决定家庭和两性关系中的作用的争论中来。在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的情况下，从建立于19世纪末的女子中学毕业的女性开始提出意义重大的问题：构成理想家庭的要素是什么？妇女应该在社会和家庭扮演什么角色？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亲自投身到了界定“女性”的论争之中。 儿童和学校 1871年9月2日，就在太政官废藩置县四天后，新政府成立了文部省并委以制定全国义务教育制度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