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两种形式的礼拜仪式之间界限非常模糊，人们把某些“迦微”和佛教神祇视为彼此的化身。而且，神道教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天皇在京都举行带有象征意义的规定仪式，重申其神圣血统，赋予幕府将军以天皇名义进行统治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普通日本人对天皇的祭司作用有所了解，但是除非天皇逝世要举国哀悼，否则他们并不参与如此高级的仪式。对多数男女而言，神道教只不过意味着节日期间在村庄和街区的神社里祭拜本地神灵而已。19世纪末，明治政府开始改变这种情况。通过把神道教的地位提高到佛教之上，使全体日本人加入到宗教活动中来，凸显天皇和神道教神祇对于国家宗教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1868年，日本约有75 000个神社。不久，年轻的明治领导人迈出了创立所谓“国家神道”的第一步，即把那些主要的神社纳入单一的国家等级体系，从而缔造了神道教第一个综合的组织结构。高居新金字塔顶端的是供奉皇室祖神和国家保护神天照女神的伊势神宫，其次是皇室和国家的其他神社，然后是逐级下降的五种民间神社。皇室和国家的神社接受中央政府的大笔捐助，其神职人员享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而县和地方政府也向许多等级较低的民间神社提供一些资助。同时，政府下令每户家庭都要加入一个神社，从而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使神社成员身份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 政府还制定了以国家和天皇为中心的礼仪日历。近世早期，大多数神社依照当地的偏好举办节日，很少想到和其他教区协调活动。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开展了一系列由天皇领导，在全国各地神社举行的庆祝活动，大大改变了仪式生活的特征。活动从1月1日开始。这一天，从东京的天皇到全国各地神道教教区的居民，都要祭拜四方神灵，欢迎新年的到来；接下来是2月11日，纪念神武天皇征服了日本列岛并建立大和朝廷；最后是秋天的两个祭典：一是“神尝祭”。这一天，天皇要向着伊势神宫的方向鞠躬，向天照大神献上当年第一次收成；而派往伊势神宫的天皇代表，则要向天照大神进贡新收获的稻谷。二是“新尝祭”。这一天，天皇要步入皇宫中一个特殊的大殿，品尝神赐的收获物。到19世纪80年代，这些仪式同时在皇宫、伊势神宫、皇室和国家神社举行，而且渐渐地，政府官员希望民间神社也能举行庆祝仪式。 明治时代初期，那些19世纪早期自称通神的人物所创立的新宗教遭到了批评。在创教后的数十年中，天理教、黑住教和其他千禧年教派，通过信仰疗法和许诺世间会有美好生活吸引了好几万追随者。到19世纪80年代，有几个教派已经发展为活跃的全国性组织。尽管新兴宗教把神道信仰吸收到它们折中的礼拜仪式中，但由于以前的教民逐渐把他们的热诚和捐助给予这些新教派，许多主流神道教的神职人员开始和这些新教派敌对。明治政府也满腹狐疑地看待它们。不仅因为它们常常因生活中的问题谴责现行的政治秩序，也因为它们已被证实的超越性别、阶级和地域的传统界限把人民联结在一起的能力。 当明治政权实施“国家神道”的计划时，那些新兴宗教开始担忧自己的生存权利并想方设法躲避迫害。一些教派通过重申天照女神在诸神中的显要地位，在它们的礼拜活动中融入更多的神道教祝词，强调传统价值比如“诚”的重要性，故意强化它们和神道教的同一性。同时，教派领导人小心地把国家意识形态纳入其教义之中。正如国家神道的神职人员所做的那样，数千名天理教和黑住教的传教者也开始称颂天皇统治的恢复。当他们云游全国时，还向信徒解释政府的政策如征兵、征税、义务教育和实施民法等，都是实现“迦微”神圣愿望的神圣目标。当新宗教改变自己去适应国家对宗教的观念时，明治政府的回报是承认天理、黑住和其他11个独立教派为教祖神教。实际上，这13个教派还是独立于构成国家神道的神社等级结构之外，但它们可以宣称自己是合法宗教，其教义代表了正统神教的不同支派。 作为提升神道教地位的做法之一，明治政府把宗教政策的天平向不利于佛教的一方倾斜。1868年3月28日（阴历），政府下达《神佛分离令》，特别是要从神社中拆除所有拜佛所用之物，以及把神佛二教的诸神分开，从而结束了千年以来的宗教融合。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新政权没收了幕府将军和个别大名分给某些寺院的领地，并发布布告鼓励僧尼蓄发、吃肉、还俗、结婚。效果是引人注目的。到1871年年底为止，侍奉德川家康被神化后的灵魂“东照大权现”的大约80名和尚离开了日光。截至1876年，总计87 000个大小佛寺中约有20%关闭，56 000多个僧尼还俗。 神道教的狂热分子，尤其是那些身处寺院神社混合体中，觉得低佛教僧侣一等的神道教神职人员，把1868年的分离令理解为允许他们发动对佛教的猛烈进攻。备受责难的攻击发生在那年的夏天，位于比睿山山脚，隶属于延历寺日吉山王神社的约40名社人，手持长矛冲进了全不设防的延历寺，焚毁了数百佛像和经卷。神道教狂热分子破坏、偷窃，或者出售无数的佛教经卷、画像、佛像、梵钟和其他佛具。直到1871年，席卷全国的暴力浪潮才逐渐平息。 明治时期，国家神道的支持者还不得不对付基督教的复兴。1859年，江户和横滨等城市对外国人正式开放后，天主教神父就来到这些城市。他们高兴地获悉遥远的九州北部还存在着“隐藏的基督教教徒”团体，其中大约一半，合计近3万人，最后决定重返再现的教堂。1859年，基督新教三个教派的代表也来到日本，紧随其后的是若干教派的传教士。1873年2月，明治政权解除了过去对基督教的禁令，传教士们开始公开发展皈依者。 在争取教徒的竞争中，改宗者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战役。正如1889年的宪法所反映的，日本人只有“在不妨碍安宁秩序，不违背作为臣民之义务的情况下，有信教之自由”。大多数政府官员对于外国的教义保持冷淡的态度。神道教信徒挥舞着“破坏异端，宣扬正统”的标语攻击基督教，许多佛教徒也采取反基督教的姿态。不知何故，他们相信为了复兴佛教就有必要批倒基督教。19世纪80年代，一位知名佛教徒这样写道：“基督教之理偏私不全，和佛理相较，犹如发之毫末，或微弱之回响。啊，佛理何其明白，基督教之理何其含糊，如月华前之星光。两者怎能同日而语？”由于这种普遍的反对难以克服，到19世纪末，只有不到1%的日本人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包括大约100 000名天主教徒和约30 000名俄国东正教教徒。 最后，政府提高国家神道和教祖神道的活动产生了多重结果。首先，许多普通人并没有立即参与国家神道的新仪式，特别是村民，依旧安于老办法，对礼仪日历上的事情并不热心，而是继续一同庆祝当地的传统节日。与此相似，甚至迟至19世纪80年代，一些主要都市的警察仍不得不在街头走动，提醒市民在宗教日历上的节日期间悬挂国旗，例如在2月3日明治天皇的生日那天。 此外，佛教最终从对它的攻击中幸存了下来。尽管19世纪70年代早期混乱无序，普通家庭仍然进入寺院，在那里举行家人的葬礼，照管墓址，并仰仗僧侣举行祭祖活动。基督教也坚持到了新世纪，部分原因是其信徒数量虽少，影响却很大。传教士建立孤儿院、医院和麻风病院的努力，吸引了人们对卖淫、贫穷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关注。那些有志于改造日本的人也在基督教关于慈善和为别人做好事的劝导中看到了希望。另外，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政府不愿开办女子中学时，不同基督教派却反其道而行之。许多杰出的日本教育家，包括岩本善治、矢岛楫子、中村正直都是基督教信徒。基督徒还创办了日本一些主要的私立大学，包括岩本善治曾经当过一段时间校长的明治女子学校，以及皈依者新岛襄1875年成立于东京的同志社，后来它成为日本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 尽管如此，神道教被赋予特权以及神社生活重新定位为以国家为中心，毕竟深深地改变了日本宗教信仰的性质。当19世纪行将结束时，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了神道教教条的意味。渐渐地，随着民间神社和皇室以及国家神社一起按照新的仪式日历举行庆祝活动，全国各地所有神社开始根据同一个计划开展祭拜仪式。通过拉拢神职人员支持明治政府的领导，国家神道教的倡议者成功地把政府的意识形态嫁接到神道教神学上。新兴宗教被贴上神道教合法变种的标签，对无数日本人民的宗教生活也产生了影响。被列入教祖神教的教派大为流行，把国家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混合物带给了全国所有地区和社会各个阶层。明治时期最初数十年发生的事件，把佛教和基督教打入了另册；而且通过开创宗教教条和国家意识形态协力劝说普通男女遵从政府方针政策的可能性，为20世纪上半叶有组织的宗教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扩展创造了条件。 前瞻 1899年8月，编辑菊池幽芳开始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发表《己之罪》。到次年夏天他的连载小说完稿时，菊池幽芳开创了通俗小说的新体裁：家庭小说。19世纪90年代，日本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家庭”这个词，它由表意的“家”和“庭”构成，因此新出现的小说体裁称为“家庭小说”，或者说是“家庭浪漫史”。它的特色是以一位女性为主人公，故事情节揭示了营造美满婚姻的复杂性，并且有个欢快的结尾。家庭小说流行于新兴的中上阶层。当一个世纪即将结束，另一个世纪马上开始时，它引起了公众对牵涉到众多日本人的关于家庭、婚姻和宗教问题的讨论。 每章一个纠葛的情节迷住了菊池幽芳的读者。《己之罪》一开场就是女主人公——一个从外地到东京上女子中学的天真少女，被人勾引。在她怀孕后，她的情人，碰巧是基督徒的一名医科学生抛弃了她。她的父亲来到东京帮助自己的女儿，女儿生下一个男婴后，父亲把婴儿送走并告诉女儿孩子已死。后来，女主人公嫁给了京都的一个贵族，后者的第一次婚姻因妻子不忠而以失败告终。这对夫妇最后有了个儿子。一次在海边度假时，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孩——女主人公发现他就是那个因罪孽而生的孩子，与她和丈夫所生的儿子成为朋友，但是后来这两个男孩都淹死了。女主人公认为这场悲剧是对她向丈夫隐瞒年轻时风流韵事的惩罚，于是向丈夫吐露了实情。丈夫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坚持与妻子分手。之后，他到了国外，而她成为红十字会的护士。几年后，当女主人公得知丈夫患了伤寒症时，就赶到了他的身边。在得到妻子的照料并且恢复健康的日子里，丈夫发现他开始欣赏妻子善良的本质，并认识到她的罪过只是因为年轻时的单纯。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又怀孕了，这对破镜重圆的夫妻快乐地等待着他们第二个孩子的出世。 《己之罪》为家庭小说的读者提供了对于当时社会问题使人感兴趣的各种观点。女主人公的父亲代表了提出“贤妻良母”说的思想家的观点。他的志向就是给女儿一种能使她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教育。然而，女主人公悲惨地被无情的医科学生欺骗，触动了父母的担忧，他们开始重新考虑让女儿接受学生生活的计划。不过，女主人公的护士职业又暗示妇女需要接受教育以便在必要时养活自己；而且，正是她掌握了职业技能这一点，使她有可能和丈夫复合。 《己之罪》也使基督教受到考察。菊池幽芳没有指明女主人公的学校，仅仅暗示它是那种教会学校。作品中保守的言论抨击它们鼓励学生产生各种浪漫幻想，因此诱发肉体的欲望，使年轻姑娘成为放荡男人容易捕获的猎物。作者通过把那个医科学生塑造为基督教皈依者，把女主人公形容为“最后落入恶狼魔掌的可怜羔羊”，进一步影射基督教和西方式浪漫的邪恶之处。但是，菊池幽芳也赞美《女学杂志》这个日本早期女权主义者以及男性基督徒知识分子和教育家的论坛，因此他也机智地把那头“狼”塑造成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一个违反了赞赏浪漫爱情和禁止男女“私通”的高尚基督教教义的流氓信徒。到小说连载结束时，《己之罪》已经把基督教的价值置于新民法的规定之上。菊池幽芳告诉读者，接受耶稣基督的忠告，原谅社会上的罪行，比排斥堕落的妇女更好。他解释说：“我第一次懂得统治社会不仅应该依靠道德，而且应该依靠爱；假如道德不是发源于爱，人类生活就无法和谐管理。” 对浪漫爱情的讨论自然使菊池幽芳提出夫妻关系的问题。女主人公的父亲和姑母象征着或多或少属于官方的观点：女子的主要义务是为家庭服务。她的父亲根据这一点构想她的教育，而她的姑母则说：“女人的眼里只有家庭。可能会有些女子当丈夫在社会上有辉煌的事业时喜欢这个家，但女子生性不是这样的。如果她能创造一个快乐的家庭，单单这件事就令人满意。”女主人公夫妇的行为表明，非传统的关系可能更让人满意。最终这对夫妇不理睬姻亲的建议，而把他们的婚姻建立在平等和浪漫爱情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