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905年9月5日，东京正因夏末经久不散的热气而显得有气无力，数千人结队来到了毗邻皇宫的草木繁盛的东京日比谷公园。根据杂志上的图片，参加者中有少数妇女，尽管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禁止女性和未成年人参加政治集会。虽然当天下午天气湿热难耐，这些普通的日本公民还是聚集在一起聆听演讲。也正是在这一天，日本代表签署了《朴次茅斯和约》，正式结束了和俄国的战争。战争是激烈的，但是日本在海战和陆战中都赢得了几次胜利。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之下，日本与俄国在新英格兰的古老小镇签订了和约，俄国承认了日本的胜利，把亚洲北部俄国的领土和铁路让给了日本。 首相及其内阁把对俄国的胜利赞誉为日本近代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对于把国家置于祸福难测的战争中的人们而言，战胜一个西方强国代表着明治梦想的实现，同时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证实了日本近代化努力的成功，证明国家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标志着日本已经跻身强国阵营，具有更安全的未来。外界也同意这个评价。《纽约时报》的社论认为，这场胜利确保了日本未来的“和平和安全”，并创造了“工业成长和国家发展的无穷机会”。 令人吃惊的是，9月5日，3万名左右手工业者、店员和工厂工人聚集在日比谷公园，不是为了赞颂，而是为了抗议条约的签订。他们认为，政府没有从俄国手中谋得足够的让步，相反，谈判代表“笨拙”而且“意志薄弱”，满足于“可耻地”和平签订了和约。鞭炮燃放的同时，气球飞向天空，铜管乐队奏响了爱国歌曲，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敦促内阁和天皇“拒绝屈辱的和约”，命令军队继续“击溃敌人的英勇战斗”。集会结束时，一些狂热分子朝皇宫前进。他们群情激奋。当警察试图阻拦时，双方发生了冲突。民众只能用棍棒和石头对付警察手中的刀剑，但他们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他们很快变得疯狂，洗劫了警察局，并纵火焚烧政府大楼。第二天，当局颁布了戒严令。到9月7日一场暴雨平息暴乱时，已有约350幢房屋被毁，约500名警察和至少500名示威者受伤，17人死亡。 暴乱传递了既明显又微妙的信息，其中一点是，日比谷的抗议者要确定他们在国家政治组织中的位置。他们以自己在农田、工厂、学校和战场上付出的个人牺牲和心血而自豪，认为自己为国家自维新以来数十年间所取得的集体成就做出了贡献，因此他们有权发表意见。作为国民，他们到日比谷公园集会，是为了表明他们对官方政策的异议。但在此刻的怨恨之外，共同的利益填平了示威者和政府之间的沟壑。日比谷事件中的男女都是爱国者，和国家领导人一样，他们绝不愿接受与作为世界主要国家之一的地位相抵牾的任何事情。在新世纪之初，炽热的民族主义以及赢得国际社会尊敬的顽强决心，把公民和政府联结在了一起。 1905年9月，日比谷公园中民族自豪感的爆发和围绕着共同目标的强烈情绪的汇聚，还包含着另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日本人民开始回答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问题了。1868年以前，日本是一个闭塞的国家，很少和外界交往。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1000多年的历史中，仅在16世纪后期由于丰臣秀吉的妄自尊大而去侵犯邻国。那么，如何建立帝国呢？日本在追求现代化时，国家领导人和公民都坚决要求获得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利益，因此发动了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 边界和关系的重新确定 19世纪70年代，就在人们欢呼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几十年前，明治领导人努力争取重建与亚洲邻国的传统关系。西方国家不愿再容忍日本限制与国外交往的一贯做法，在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人看来，日本是一个不得不服从西方外交准则的弱小国家。这些新准则要求各国划清边界，以便精确标注在地图上，还要求各国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主权国家缔结正式条约，互派驻外代表处理两国关系，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 德川幕府无需为确定日本的版图操心，其统治领域大致与将军领地和各藩的外边界一致，文化上的亲密关系也限于那些说日语并具有共同社会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在那种情况下，南部和北部诸岛身份模糊不清也无关紧要，通常不认为虾夷地和九州列岛是幕府将军的领地，但也不是明确的外国领土。然而，新的外交准则不允许疆域问题如此含混不清。因此，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开始了两项任务：确定日本的疆域；按照西方国家的期望调整与最近的两个大陆邻国——俄国与朝鲜的关系。 北海道是从1869年开始正式使用的地名。明治政府尤其想明确北海道以北的边界线，执政者们认为，出于经济和战略的原因日本需要那个大岛屿。俄国穿越北太平洋的扩张和对莱克斯曼和雷扎诺夫探险酿成事件的记忆，尤其在年轻的明治领导人心中激荡，他们希望通过使俄国士兵和商人尽可能远离日本的心脏，来遏止俄国对北部的野心。使执政者松了一口气的是，早在1855年签署的《日俄亲善条约》已经承认了日本对北海道以及千岛群岛中往北远至择捉岛等岛屿的主权，虽然它使库页岛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 明治维新后，新政权通过设立北海道拓殖使，鼓励移民北方并逐步努力同化阿伊努人，来巩固日本对北海道的主权。为了开发前虾夷地的商业潜力而成立于1869年的北海道拓殖使，在1882年被取消前只取得了微小的成就：促进了酿酒业和捕鱼业的发展。也许它最持久的成果是札幌农学校的成立，后来它成为日本的7所帝国大学之一，1949年更名为北海道大学。札幌农学校成立于1876年，以美国的“赠地大学”（指美国政府拨给土地的大学,条件是开设有关农业和机械技术课程。——译注）为参照，聘请了若干外籍教师，其中威廉·史密斯·克拉克赢得了不朽的声名。他倡导学生，“青年们，要胸怀大志”。这句话现在依然被重申。 札幌农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北海道的农业向前发展。19世纪70年代，明治新政权既要帮助前武士获得谋生的手段，又要从内地移民充实边境。这样外界就会承认北海道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鼓励前武士移民到北海道当农民可以一箭双雕。截至1889年，大约已有2000个武士家庭从允许他们利用政府贷款，以市场价的半价购买北海道荒地的计划中受惠。与此同时，近8000名前武士在军事殖民地定居。他们每家都得到一块未耕地和房屋、家用品、农具，而且在同意耕种土地和遭受侵略时帮助保卫北海道后，还能得到三年的粮食供应。19世纪90年代，在政府宣布将为所有的新移民，不论其社会背景如何，提供十年免税免租金待遇，而且十年之后即获得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田产后，移民人数更是大幅度上升。 作为北方政策的一部分，明治政府否认阿伊努人属于不同的种族，着手完成把他们吸收到日本社会的计划。19世纪70年代，新政权因袭早年幕府的做法，命令阿伊努人不得戴耳环、文身，强迫他们改穿日本服装，梳日式发型。不过，在明治时期，同化的计划并不局限于外观的改变，还要根除阿伊努人的整个生活方式。明治政府听取了外国顾问，如前美国农业部长官贺瑞斯·卡普伦（他曾经帮助制订美国西进运动中镇压当地人反抗的计划）等人的忠告，强迫阿伊努人参拜神道教神社，取日本人的名字。为了节约时间，减少麻烦，人口调查处的官员有时让整个聚落姓同一个姓。在学校里，阿伊努儿童要学习日语，阅读强调敬畏天皇和效忠国家就会获得幸福的课文。 最主要的是，当局想把阿伊努人从猎人和采集者，根据某些人的说法是“野蛮、凶暴，尚非完全人类的野人”，转变为文明的农民，但是明治政府不许阿伊努人耕作他们原先渔猎的地方。1872年的《土地法令》把北海道描述成一大片荒地，明确了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之间的界限。其中一条这样规定：“当地人民渔猎伐木的山林河流，应分配并转归个人或集体所有。”这样，阿伊努人赖以为生的山林成了所谓的“荒地”，被分配给日本移民作为家园和农场。移民迁居到阿伊努人的故园后，当局把土人安置到条件较为恶劣的区域，发给他们少量工具和种子，强迫这些被赶走的家庭学会种田。在1899年《旧土人保护法》的实施中，这种政策倾向性达到了极点。这部保护法规定，打算务农的阿伊努人家庭可以获得2公顷至5公顷农田，然而不久，大多数阿伊努人的土地就落到了日本邻居的手中，后者经常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巧取豪夺，结果阿伊努人不得不在渔场做工，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这些政策破坏了阿伊努文化，使其难以修复。但是到明治末期，北海道毫无疑问已经属于日本。1908年，北海道的18 000名阿伊努人只占了那里1 450 000总人口量的1.25%。 至于如何处理日本人、俄国人及土著岛民杂居的库页岛和千叶群岛北部的归属问题，日本执政者不太有把握。似乎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可以使日本把主权扩张到那些稀稀落落的海湾和小港。如果日本这样做，就会引起管理和防御上的问题。因为根据西方式外交中的新语汇，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就会成为有资格要求国家保护的“公民”。还有，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对于把国界划在太靠近北海道海岸的地方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唯恐表现出对俄国心存畏惧，从而产生可能会有辱新政权声望的不良形象。出于上述考虑，1875年，明治政府派代表赴俄国商谈解决北部问题。会谈进展顺利，5月7日，双方缔结了《圣彼得堡条约》，日本放弃其占领的库页岛部分地区；作为交换，日本获得了整个千岛群岛的所有权。 在西部，明治政府把对马合并到长崎县，坚称朝日两国的国界线就在朝鲜半岛和宗氏大名以前的领地对马岛之间。但是事实证明，调整和朝鲜关系的其他方面是十分棘手的。传统上朝鲜自认为是中国朝贡体系内的一个属国。尽管这种主从关系具有排外性，德川时期中国宗主还是允许朝鲜遣使到江户，通过宗氏大名和日本开展有限的贸易。1868年，明治政府的新领导人掌权之后，要求朝鲜朝廷承认“王政复古”。朝鲜一再回绝，日本政府核心集团中的一些人，特别是西乡隆盛，对此感到不满，于1873年建议征讨朝鲜。西乡隆盛的提议引发了执政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但是最后头脑比较冷静的领导人，如伊藤博文和大久保利通等人，认为征讨朝鲜将使西方反对依然脆弱的日本的意见占上风。 不过三年之后，伊藤博文和大久保利通把侵朝一事重新提到了日程上来。明治领导人选派曾任北海道开拓使长官的黑田清隆与朝鲜重开谈判。黑田清隆效仿佩里的做法，1876年1月，率领一支现代舰队闯进朝鲜水域。当中国未对日本的大胆举动做出反应时，朝鲜觉得自己除了同意日本的要求之外几乎别无选择。1876年2月16日签订的《江华条约》，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嗣后两国如欲表示和亲，须彼此以同等之礼仪相待。从前有碍邦交之诸条规，应悉行革除。务必开拓宽裕弘道之法，以期双方之永远安宁”。尽管言辞冠冕堂皇，随后的“修好条款”却绝对只对日本有利。因为它们规定朝鲜的三个港口对日本开放通商，允许日本在那里设立领事馆，日本居民享有治外法权。具有讽刺性的是，在欧美强国用炮舰外交使日本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不到20年后，日本也强迫它最近的邻国接受严重危害其主权的西式不平等条约。 划定日本的南部国界线，以及重新确立与琉球群岛的关系也牵涉到中国。和朝鲜一样，德川时代之初，琉球群岛既是独立的国家，又是中国的属国。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1609年萨摩武士把琉球国王扣为人质，两年后逼迫他瞒着中国签署了承认萨摩为其领主，同意双方开展贸易的协议。1871年秋，日本的新政权废藩置县时，决定把琉球置于鹿儿岛县（包括前萨摩藩的领地）的管辖之下，名义上取得了对琉球群岛的主权。 当大约50名琉球船民因船只失事漂浮到台湾（当时属于中国福建省），而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的事件发生之后，新政权下定决心要把日本的统治权向南推进。在日本国内，舆论要求明治政府惩罚未开化的台湾人，为遇害的“日本国民”，即琉球渔民报仇。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看来是个不错的选择。与清政府官员的会谈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后，1874年初日本政府派兵征台。5月22日，日军在台湾登陆，迅速镇压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在出兵后的谈判中，清政府承认日本的行为是“义举”。次年，明治政府命令琉球国王中断与中国的从属关系。并最终于1879年强迫末代琉球国王退位，把琉球群岛改成冲绳县，正式吞并了琉球。 19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灵活有力地获得了国家的外交利益。不过，执政者的行动并不是实践大陆扩张的预谋，相反，在明治新政府的第一个十年，它仅是按照西方惯例划清国界线以及重新调整和近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