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到19世纪70年代末，统治者已经达到了下列目标：日本的统治权延伸到了北海道、千叶群岛、对马和琉球群岛；舆论称赞政府通过谈判和俄国缔结了条约，证明了日本勇敢抵抗西方国家的决心；人民大多欢呼《江华条约》的签订，认为这表明日本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始享有西方强国认为理所应当是它们的权利的某些特权。 新兴的帝国主义思想 19世纪80年代，当一种新的更有杀伤力的西方帝国主义表现出倾覆东亚的威胁时，日本对其邻国的态度大大改变。19世纪后期，曾经强烈地吸引了岩仓使节团的西方强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政治集权和商业发展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美国内战和欧洲一系列军事对峙的一个副产物是使人们意识到，国家财富能使任何国家维持国内的政治凝聚力，增强保卫自己免遭对立邻国侵犯的能力。于是，为了使国家繁荣富强，19世纪后期西欧和北美的政府竞相实行工业化，建立全国性的交通和市场网络，鼓励劳资合作，在面临国外竞争时保护本国工农业。 建立强大的国民经济的愿望，导致了新的地缘政治态度的产生。处于政治集权和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所谓西方强国，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建立能促进宗主国发展的殖民帝国。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的商人、银行家和实业家就通过打开海外的销售市场，购买国外的廉价原材料和食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各国政府，以英国政府为最，通常会通过声称在遥远的国度拥有“特殊权利”来支持本国的商人。然而，到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帝国主义征服成为公开挑明的国策。许多国家开始尽全部的政治和军事资源争夺殖民地、保护国和势力范围，以便增加宗主国的财富、力量和威望。 由于相信任何成功的近代强国都必须是“帝国”，各国之间为争夺海外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竞争。欧洲各国很快蚕食了非洲：1881年，法国宣布突尼斯为其保护国；次年，英国占领了埃及；1883年，德国的势力开始渗透到非洲大陆的西南角。美国进入了太平洋地区，1893年推翻了夏威夷君主国，然后为争夺萨摩亚、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与英、德两国展开了角逐。在亚洲，正如英国把缅甸据为殖民地那样，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使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帝国的一部分。每个国家都叫嚣着要在中国建立租界，截至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享有特殊权益的西方国家已经不止英、法、俄、美四国，还有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到20世纪的头十年，建立帝国的热望达到顶点，非洲大部、中东、亚洲和太平洋都已沦为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在地球上的这一大片地方，只剩下7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 西方对亚洲的侵略，使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和亚洲邻国以及好战的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在当权者中，负责制定日本外交政策的首推山县有朋。山县有朋是个经验丰富的执政者，曾经负责建立日本的征募军。19世纪80年代任内务卿时制定了地方政府制度，1889年12月接任首相。他也是个小心谨慎的实干家，专注于日本的安全问题。他按照强权政治那一套看待世界，朝鲜尤其引起他的密切注意。他认为朝鲜是个虚弱落后的国家，将来有可能沦为掠夺成性的英国或野心勃勃的俄国的猎物，后者正打算修筑穿越北亚抵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山县有朋断定，这条铁路的竣工对日本的切身利益是个长期威胁，因为它将使沙皇的军队进入东北甚至北京。而且他知道，俄国渴望有个长年不冻港作为新铁路的终点，因为海参崴冬季结冰，俄国的将领会觊觎气候比较温和的朝鲜港口。 山县有朋担心，假如英国或俄国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立足点，日本的独立最终会岌岌可危。因此，在1890年12月6日在日本首届议会的演说中，山县有朋首相概括了其外交政策的目标。他说他任职期间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国家独立，提高国家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接着说，日本必须准备好捍卫“主权线”和“利益线”。前者指新确定的国家疆域，而后者则指和日本的安全需要紧密相关的邻近缓冲地带。当日本即将迈进新世纪时，山县有朋提出日本的主权线包括对马的海岸线，利益线则穿过朝鲜。他最后说，“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因此，山县有朋提出了迅速扩充日本海陆军的预算案。 在民间，教育家和报刊撰稿人福泽谕吉也为亚洲的形势感到苦闷。19世纪六七十年代，福泽谕吉鼓励全盘引进西方观念和制度。他相信世界是美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互相学习，为彼此的幸福祈祷，按照自然界和人类的法则互相联系”。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当他为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而焦灼，转而思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诲时，福泽谕吉变得愤世嫉俗了。福泽谕吉坦白说，以前他认为仁善公正的国际法主宰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他认识到，实际上世界是根据丛林法则运行的，所有的国家都为了实力和财富而奋斗，强的吞噬弱的。他警告道，美国和欧洲的先进国家比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强大得多，西方的入侵会使亚洲遭受和非洲及中东一样的屈辱和毁灭。 福泽谕吉警告，这个进程会直接危及日本。他满怀热情地相信他的祖国和邻国不同。他骄傲地宣称，在亚洲国家中，唯有日本已经开始近代化，开始按照西方的榜样重塑自我。由此证明它已准备好和其他文明国家臂挽着臂走在进步的路上。他继续说，不幸的是，西方没有也不能认清这个事实。他哀叹，欧美人都戴着种族主义眼罩，分辨不出亚洲国家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中国和朝鲜都是专制、半开化的，固守着过去的可笑习俗，他们认为日本也是这样。福泽谕吉否认日本与中国、朝鲜一样，但是，日本怎样才能避免被西方的可怕力量碾碎呢？ 福泽谕吉为他自己的问题提出了两个答案。首先，他宣布，日本必须建立军事实力，必须随时准备动武。他写道：“别人使用暴力时，我们也必须以暴治暴。”其次，他主张日本必须鼓励亚洲邻国进行改革，以便经受住西方的冲击；如果他们拒绝，他认为日本应该强迫他们这样做。他向日本同胞说起这样一个寓言：居住在石屋里的人不会免于火灾，如果他的邻居住在木屋。当然，住在石屋的人应该尽量劝说其邻居改建房子，但是假如“危机在即，断然侵入邻居的地方是正当的。不是因为他觊觎邻居的房子或者憎恨邻居，他不过是想保护自己的房子免遭火灾”。 1885年3月，在一篇发表于他自己的报纸《时事新报》上的有影响的文章中，福泽谕吉重申了他的主张。他以《脱亚论》为题，一开始就重提人们所熟悉的进步的日本和落后的中、朝两国之间的比较。鉴于西方的倾向，福泽谕吉说日本不能和亚洲邻邦联系太紧密，否则只会败坏日本的名声。他认为日本应该准备好采取冷酷的行动以保护自身的安全。他说：“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其他有影响的作家更加公开地鼓吹帝国主义的益处。在出版于1886年的第一本书里，德富苏峰接受了赫伯特·斯宾塞和其他西方知识分子的观点，即所有先进的工业社会本质上是爱好和平，没有侵略性的。但是不久，德富苏峰就彻底改变了想法。1893年他观察到，日本在政治、教育和商业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些还是无法说服西方修订日本已经忍受了三十多年的该死的不平等条约。用他的话来形容，这是“我们的憾事，我们的耻辱”。和福泽谕吉一样，德富苏峰也将之归罪于种族主义的态度。他写道，日本是“东方最进步、最发达、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看来日本永远也不能摆脱“白人的轻蔑”。他又说，帝国主义扩张给日本提供了赢得列强尊敬，确保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甚至向东亚其他国家传播文明的最后的好时机。 政府和舆论界领袖也敏锐地意识到，在朝鲜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能满足日本的安全需要。毫无疑问，《江华条约》签订后猛涨的贸易额预示了前景：1877年到1893年间，日本出口到朝鲜的商品值增加了4倍，日本商人也购买了朝鲜大米和大豆出口总量的约90%。1894年6月，松方正义十年前任大藏卿时的政策为日本近代经济的增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企图使朝鲜的经济发展符合日本的利益。他特别写信给其同僚，提出日本应该使朝鲜开放新港口，“获取采煤，架设电报线，修筑釜山和汉城之间铁路的权利”。他说，特许权“真正对两国有益”。同年夏，新闻界也要求在朝鲜取得新的经济特权。德富苏峰创办于1887年，很快就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性期刊《国民之友》，热情洋溢地引述松方正义的大多数期望，并要求结束目前对日本在朝鲜经营商业活动的限制。 那些在西方帝国主义席卷亚洲时思考国家命运的日本人并不是居心不良的人，他们对亚洲同胞并没有特别的仇恨，也没有一个当权者制订或者认可要求取得海外领土或亚洲经济控制权的任何具体计划。然而，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人共同形成了赞成帝国主义行为的思想。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他们和许多国人，从政治右派到“左派”，从政府到民间，都达成了一致结论：世界是个危险丛生的地方，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态度对日本的独立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的完整，日本考虑在国界外采取行动是正当的。他们利用到处蔓延的扩张主义的论调，促成了新兴舆论的形成：日本必须果断行动，甚至必须牺牲他国，假如日本自己不想被牺牲的话。 中日战争 日本在1894年至1895年因朝鲜问题而引起的战争中打败中国后，开始成为一个殖民帝国。和19世纪晚期亚洲的其他大多数民族一样，朝鲜人也发现他们在如何才能最好地回应西方挑战的问题上意见不一。19世纪80年代早期，朝鲜朝廷被操纵在保守派手中。他们决意维护一个以儒学为基础的社会，实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并继续听从中国的建议，仰仗它的保护。但是一群自认为是进步分子的年轻人在金玉均的领导下，钦佩日本对西方的应对方略，认为朝鲜也应该进行类似于明治领导人所从事的改革，于是开始反对保守派。 日本驻汉城的领事馆官员和进步分子建立了联系，希望帮助他们成立一个改革者的政权。这个政权能增强朝鲜的力量，从而使朝鲜可以抵制或许同样也对日本怀有敌意的强国的控制。就在1881年和1882年，即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的两年前，当金玉均到东京寻求有关近代化发展策略的知识时，福泽谕吉和其他著名的西化论者帮助了他。在这些支持的鼓励下，金玉均策划了一场企图推翻朝鲜君主制的政变。1884年12月4日，金玉均及其追随者手持从日本私运进来的武器，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卫兵的公开支持下，冲进了王宫。叛军抓获了高宗，杀死了几名大臣，宣布成立“独立、亲日”的新政府。然而，朝鲜的保守派立即向中国驻军乞援。经过三天的战斗后，保守派恢复了首都的秩序。所谓的“甲申政变”失败后，金玉均逃往日本。作为报复，愤怒的朝鲜人杀死了40名日本人，并把日本公使馆烧成一片废墟。 执政者呼吁伊藤博文平息混乱状态。尽管伊藤博文正在做立宪制的准备，他还是立即前往中国和负责处理中朝关系的李鸿章协商。这位小心谨慎的日本特使知道，大多数国外观察者都认为日本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一方，而且他也不想引起更多会使日本和列强中的任何一国交战的可能，或和人人都认为强于日本的中国彻底摊牌的麻烦。与此同时，李鸿章也有他自己的问题要处理，特别是中越边界上和法国的冲突以及英国侵入缅甸一事。由于双方都无意过分固执，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久就达成了协议。1885年4月18日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的军队都不得驻扎在朝鲜，今后出兵朝鲜时要事先书面通报对方。在日本国内，中央政府下令镇压激进主义分子。1880年10月逮捕了密谋煽动新政变的福田英子和大井宪太郎，并迫使金玉均流亡到上海。 《天津条约》没有带来持久的稳定。在日本看来，朝鲜的国内政治依然令人无法想象的混乱不堪，朝廷紧接着甲申政变后发动的温和改革好像只产生出令人失望的结果。与此同时，山县有朋决心在日本列岛周围划定利益线，福泽谕吉提倡日本对朝鲜要“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再加上日益增长的出口贸易。这些合在一起使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局势保持着敏感。在这些事情中，日本的战略利益仍然占据了特殊的显要位置。1885年，德国陆军少校克莱门斯·麦克尔到日本的陆军大学执教，并成为总参谋部的顾问。他创造的一个比喻在日本军民脑中留下根深蒂固且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演讲说，朝鲜“是指向日本心脏的匕首”，因此必须保持在第三国尤其是俄国的控制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