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9世纪80年代后期，山县有朋所说的“保证朝鲜独立之措施”，对日本的战略策划者而言越来越成为毫无异议的自明之理。 1894年初，事态发展到了极为紧张的阶段。当年3月，据说朝鲜政府派人在上海暗杀了金玉均，事后中国政府将其尸体交还给朝鲜。但是当朝鲜政府戮其尸体以儆效尤时，引发了日本新闻界和许多同情金玉均的日本人的强烈抗议。就在那年春天，日本政府惊慌地发现，朝鲜南部各道（朝鲜地方行政区划为“道”）极为流行的新宗教“东学党”的领导人，正集结农民向汉城进军，威胁要推翻政权，除非它实行改革，改善朝鲜穷苦人民的命运。高宗请求中国出兵援助，镇压国内暴动，日本政府的忧虑进一步深化了。当6月份大约3000人的中国军队在汉城附近登陆时，日本的决策者聚会磋商，决定做出反应。 行动已在每个人的日程之首。在日本领导人看来，中国在没有知会日本的情况下出兵朝鲜，显然已经违反了《天津条约》。虚弱的朝鲜再次紧紧地和分裂中的中国结盟，也使干涉半岛事务的英、俄两国的幽灵得以复活。随着讨论的展开，日本驻汉城的领事建议，日本通过谈判缔结“朝鲜接受日本保护的条约，从而介入朝鲜的内政外交，以便实现进步和改革，使国家富强。因为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使朝鲜成为日本强大的屏障，另一方面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增加我国商人享有的权利”。不久，日本领导人即以此为目标，于1894年晚春派兵入朝。在和中国军队发生一系列冲突后，1894年8月1日，东京正式向中国宣战。 几乎没有外国观察者认为这个岛国会战胜大陆巨人中国。然而，1890年由山县有朋首倡的战备措施已使日本做好了充分准备。9月16日，日军在平壤战役中打垮清军；次日在鸭绿江口和中国舰队作战，赢得了海战的决定性胜利；11月21日占领旅顺港；1895年2月12日，在威海卫摧毁了中国舰队，清军水师提督愧而自尽。兴奋的山县有朋摇唇鼓舌，要把战争推进到中国内陆。但是已复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担心军费问题，而且如果日本深入中国中部和南部，西方会做何反应也没有把握，所以坚决主张日本和中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因此他和李鸿章再次坐下来解决两国的分歧。 十年前伊藤博文到中国来，1895年，李鸿章不得不到日本去。这个迹象清楚地表明明治执政者手中握着更好的底牌。为了突出他的优势，伊藤博文通知李鸿章，英语（他自己已经说了几十年）是会议以及在下关（即马关）签署的任何协议的官方语言。正当李鸿章急急忙忙寻找翻译时，伊藤博文却把一系列苛刻的要求撂到了谈判桌上：承认朝鲜为“完整无缺的独立自主国家”；割让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台湾及其附近的澎湖列岛；赔款近5亿日元；增辟4个条约口岸；给予商业特权，包括在长江上游河段航行以及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权利。李鸿章在那种情形下尽可能巧妙地讨价还价，但是没有取得多少进展，直到日本的一个狂热分子开枪伤及他的左眼下方部位。这让伊藤博文在世界面前丢脸，所以他同意把赔款减少三分之一，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改成割让辽东半岛，但是他坚持其余要求。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最后签订。它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大帝国。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19世纪90年代是个特别值得骄傲的时期。因为日本实现了长期追求的修改与西方列强所签署的条约的目标。1894年春，曾经极其顽固地拒绝放弃条约权利的英国，决定和日本亲善以遏制俄国对亚洲北部的野心。1894年7月16日在伦敦签署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日本城市内分隔的飞地似的英国人居留地，并规定五年后取消治外法权。到1897年为止，其他曾和日本缔约的强国，因为对日本新兴的军事威力印象深刻，也相继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承认日本关税自主，规定到1911年所有关系完全平等的协议。 19世纪90年代的事件——战胜中国，签订对日本很有利的《马关条约》，以及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在日本掀起了高涨的爱国主义浪潮。报纸充斥着从前线发回来的歌颂英雄的报道，并通过刊登关于战争的连载小说建立了读者群。一家大型日报甚至有奖征集激发沙文主义情感的战歌。同时，福泽谕吉号召他的同胞把一言一行都投入到日本获胜这件事情中去，他还把这场战争的特征形容为“文明对野蛮”的“圣战”。对德富苏峰而言，战胜中国给了日本过去不曾受到的国际社会的尊敬。他高兴地说道，现在西方认识到了“文明不是白人的专利”，日本人也有“和伟大成就相符的特征”。 民族自豪感的另一种表现是污蔑中国人。源于地理上的偏远和文化上的自大，形成于锁国时期的民族中心主义，长期以来决定了日本人对外人的看法。19世纪末，文化特殊性的感觉和高涨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改变了过去对中国这个长期以来大多数日本人效仿对象的观点。这种新的情绪带着嘲弄和降尊纡贵的味道，出现在福泽谕吉等人的著作中，但是没有比在关于战争的浮世绘中所表现的更显而易见了。版画制作者通常把李鸿章描绘成一个滑稽可笑的无能之人，他的顾问则穿红着绿，花哨俗气。他们坐在四周，张口发呆，不知该做些什么。描画战场的图景中，高大英俊的日本士兵一副英雄的样子，有着精心修饰的头发和优雅的胡子，看上去明显像是欧洲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人拖着条“猪尾巴”，颧骨突出，鼻子宽大，眼睛歪斜。拙劣的和著名的艺术家都制作这样的版画，它们非常流行。几年后，著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回忆说：“我几乎每天出去，站在一家有大量描绘战争的三幅一联图画的版画店前。没有我不想要的东西，不过我还只是个孩子。我非常嫉妒我的叔叔，新作一出现他就会全部买下来。” 对俄国的胜利 不久，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的苦恼淹没了日本人胜利后的激动。19世纪末，欧洲列强准备瓜分中国，划定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以及他们可以建立军事基地、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的租借地，其中沙皇政府决心割占中国北方一大块领土。结果，1895年的4月23日，就在《马关条约》签署的数日后，俄国“劝告”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给中国。沙皇的代表解释说，法、德两国也一致同意这个“友好的劝告”。日本政府寻求美、英的帮助，结果却被告知反抗俄国是无用、危险的。在与内阁成员协商后，5月5日，伊藤博文首相忍气吞声地宣布日本将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 退让的消息打击了日本公众。已动身前往辽东半岛察看的德富苏峰正好在谈判双方在下关达成协议后抵达。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值四月末，春天刚刚来临。高大的柳树正发芽吐蕊，华北的花朵此时开得最盛，芳香扑鼻。田野一望无际，春风吹拂。我四处游览，想到这是我们的新领土，我感到无比激动和满足。”但是几天之后，他得知了三国干涉“还辽”的消息，“气得无法用泪水表达”，并且“不屑于在已交还给另一个大国的土地上再作片刻停留”。他带着从旅顺港海滩上挖出的一把鹅卵石，作为他“痛苦和屈辱”的“纪念品”，坐上他能找到的“第一班船回国了”。 三国干涉“还辽”后的几个月中，当俄国开始干预朝鲜内政时，德富苏峰和日本其他爱国者觉得更痛苦了。俄国顾问讨好对反日派很有号召力的闵妃，这使日本驻汉城的外交使团感到尤为不安。1895年10月，驻汉城的日本公使指使公使馆警卫和平民冒险家拘禁闵妃，让亲日的改革者控制朝政。事态进一步恶化了。10月8日清晨，一队被阴谋冲昏了头脑的日本人在朝鲜“新军”的陪同下，冲进王宫刺死了闵妃，然后把她的尸体拖到花园，浇上煤油点火焚烧。高宗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于是请一队俄国陆战队士兵驻扎汉城。1896年2月，他又要求俄国公使馆提供保护。该年稍晚时，朝鲜政府给予俄国在半岛北部采矿和伐木的权利。 国际社会很快对骇人听闻的杀害闵妃一事表示愤慨。东京政府事先没有同意任何阴谋，因此一开始政府否认日本与此事有关。美国目击者拆穿这一谎言后，日本政府收回前言并惩罚了几名凶犯。然而，不管日本领导人在这个可怕的不幸事件中如何尴尬，他们到底还是熬了过来；同时痛苦地认识到，打败中国并不能保证他人尊重日本在大陆上的利益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俄国攫取了三国干涉时曾经拒绝给予日本的满洲的特权和领土，再次给了日本沉重的打击。1896年，俄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了修筑从贝加尔湖附近向西横穿满洲抵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的权利。这条铁路大大缩短了从莫斯科到中国沿海诸省的路程。两年后，俄国又威逼中国同意它“租借”旅顺、大连，借期为25年，并且允许它修建从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到哈尔滨的中东铁路支线。 当俄国盘踞满洲、践踏朝鲜之时，日本政府和人民怀着必须雪“辽东之耻”和坚决回击俄国对亚洲北部的不断介入的信念，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东京政府比以往更坚决地要使国际社会完全承认它对朝鲜的特殊兴趣，维护朝鲜的独立，免得它落入西方列强之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显而易见，日本需要额外的军事实力以及更强硬的外交政策。于是，内阁和议会协力推动军事预算案，从中日战争前的2400万日元到1896年的7300万日元，再到次年的11 000万日元。这些拨款使日本的军队规模几乎扩大了一倍，从欧洲买到足够的军舰，把日本舰队打造成亚洲水域最大的舰队。 与此同时，东京政府展开了旨在赢得日本同盟者和其他强国尊敬的外交攻势。1900年6月，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发动了排外的义和团运动。他们包围了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并杀害了德、日两国的使馆官员。在派往北京镇压义和团的4万八国联军中，日军占了将近一半。作为对其努力的承认，日本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这是日本第一次作为有充分资格的成员参加这种国际会议。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使日本有权在京津地区驻扎军队保护其使馆人员。第二年，日本和英国达成了军事协议。在1902年的《英日同盟条约》中，两国互相承认对方在中国的特权，肯定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条约还规定，如果俄国和第四国一起进攻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两国应联合行动。 日本即使在着手巩固军事和外交地位时，也坐下来和俄国一起竭力找寻解决亚洲北部问题的方法。谈判既紧张又艰难，当俄国拒绝撤回义和团运动期间派往满洲保护俄国铁路工人及其家属的约5万大军时，情况更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人寄希望于伊藤博文提出的“满韩交换”的提议，即采取帝国主义的分赃做法。假如俄国尊重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保证维护朝鲜的独立，日本就会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最高利益。然而，沙皇代表对于草签这样的密约没有多少热情，会谈走进了死胡同。 谈判陷入困境后，日本掀起了好战的狂热情绪。大多数日本人都和德富苏峰一样，对三国干涉“还辽”觉得震惊和屈辱；并相信对西方条约的修改和1902年的英日同盟肯定了日本作为主要强国的地位，它值得享有比俄国人愿意给予的更多的尊敬。好战的新闻界一再鼓吹同一个主题，尖锐地宣称国家必须严惩“俄国熊”，采取果断措施保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知识分子也发表意见，要求国家动用武力，迫使沙皇缩回它的手。1903年6月，东京帝国大学的7名教授写信给首相，他们的声明被全文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他们号召立即发动战争，声称只有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才能保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 尽管民众日益紧张，内阁仍然慎重从事，详细讨论其他可行办法，仔细考虑它认为可以推动谈判的每一个提案。然而，最终好像仍然无法打破僵局。1904年1月底，首相及其内阁决定发动战争。2月4日召开的御前会议重申了这一决定。日本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前途并不都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们对以下三点取得了一致意见：只要俄国保持它在满洲的影响，日本依然容易受到侵犯；近期沙皇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即使战争不分胜负，也会扩大日本的声望，使日本跻身强国行列。下定决心后，政府迅速行动。1904年2月6日，日本断绝和俄国的外交关系；两天后日本海军袭击旅顺的俄国舰队；2月10日，天皇在参拜日本战死者的墓地靖国神社时，正式向俄国宣战。 中日战争的主角乃木希典上将率领第三军于二三月间进攻辽东半岛，占领了大连；1904年8月包围旅顺；1905年元旦攻占了旅顺。另一支步兵向朝鲜半岛推进，与第三军会合，1905年3月攻占了奉天。战斗极其残酷。长期、激烈的旅顺攻防战中的杀戮，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量伤亡。单单进攻174高地，乃木希典上将就失去了15 000名士兵；攻占203高地时，又死了1万人。日军的旗帜在旅顺飘扬之前，总计已有56 000多日本人丧生。两个月后在奉天，大约32万俄军与25万日军交战了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