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夏目漱石在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里这样写道：“在天皇下葬的那天，我坐在书房里倾听大炮轰鸣。对我而言，它就像为一个世纪的消逝做最后的哀悼。”1912年6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随着9月13日为天皇举行国葬时间的临近，许多日本人开始忧愁甚至伤感地回想，他的长期统治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怀着和夏目漱石在文章里所表达的相同哀痛。他们似乎明白了，一个时代，一个日本迈出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步的伟大时代，已经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报纸编辑在数不尽的专刊里悲叹天皇陛下临终前的疾病，然后在旁边的专栏里历数他的功绩：团结的人民、立宪制政府、工业化、国家安全。每个人都把它们誉为“明治的骄傲”。 国葬那天的早晨，乃木希典大将一身戎装，前往皇宫向天皇做最后一次致敬。午后，这位深入人心的日俄战争英雄回家和妻子简单地吃了顿饭。太阳下山后，当炮声昭告天皇的灵柩穿过了宫门时，乃木希典和妻子坐在天皇像前，把遗书放在旁边的榻榻米上。上面写着：“我不能再为主人效劳，他的逝世让我极为悲痛，我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随后，乃木希典大将拔剑剖腹自尽，而他妻子则用匕首刺中了心脏。 这对夫妻的殉死震惊了全国。这种主人死后武士随之自杀的风俗受人尊敬，但很少有人付诸实施，明治维新后已被取缔。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乃木希典夫妇的自杀残酷地破坏了他们的现代感。夏目漱石写道，“我几乎忘了还有‘殉死’这个词”。一个世纪最有名的人物之一，选择以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如今无法想象的方式结束生命，暗示着另一种想法：明治时代不仅已经过去，而且它早已不合时宜。当人们从1912年夏末初秋的悲痛中走出来时，他们认识到，明治的骄傲即建设国家的起步阶段这种骄傲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结束；现在是抛开怀旧情绪，追寻新世纪希望的时候了。 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的那天中午，他的儿子继位，为大正天皇。大正天皇一直生活在充满阴影的世界里，直到1926年死于精神疾病。虽然大正统治的时间既短暂又因病症而阴云密布，但是“大正时期”这个概念却表达了更乐观的情绪和更振奋的精神。它们贯穿于从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到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爆发的整个时期。在这25年中，许多日本人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认识到了以“明治的骄傲”为基础，建立全新政治体制和社会习俗的可能性。 虽然对现代性的诉求最终走向了许多不同的方面，但是新渡户稻造劝导日本同胞成为“世界公民”，指示了一个受到普遍欢迎的方向。新渡户稻造是贵格会的教徒，曾经留学美国和德国，妻子是美国人。他出版了几部解析日本社会的名著，恳求他的国人放弃对以往道德规范的固执偏爱。他主张日本人应该具有构成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新兴世界秩序的所有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简而言之，日本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用大正时期的另一个词来说则是“世界之一省”，在那里甚至连亨利克·易卜生和列夫·托尔斯泰都“不再是外国人”。 政党政治家挑战寡头执政者 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权责分离的制度。这部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国家基本法，通过明确主权在于天皇，并授予天皇任命国务大臣、宣战和缔约的权力，把天皇置于统治结构的顶端。虽然伊藤博文及其同僚想让天皇成为国家元首，但是他们希望把行政事务的实际管理权交给首相和内阁。伊藤博文认为，各大臣应该是英明谨慎的，而且在审议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时，是致力于为国家整体利益而行动的人。与此同时，为了利用全体国民的忠诚和活力，宪法制定者们感到有必要允许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宪法规定成立民选的行使立法权和参与预算过程的众议院。 即便确立了新宪法，在19世纪90年代，明治政府的执政者还是煞费苦心地影响国策的形成。作为不惜一切推翻德川幕府，为建立近代日本政权而奋斗的人，伊藤博文及其同僚自然会竭力占据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在进一步向这个目标推进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了宪法之外的、使他们得以独占首相职位、操纵内阁构成的做法。宪法颁布之后，天皇开始指定某些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为“元老”。他们可以在政事，包括国务大臣的任命上为天皇提供建议。最早被任命为元老的明治领导人是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二人（1889年）。之后不久，以松方正义和山县有朋为首的另一小部分杰出人物也获此殊荣。作为天皇的非正式顾问，元老们相互推举对方来领导这个国家。到1899年2月宪法颁布后的十年里，伊藤博文、黑田清隆、松方正义和山县有朋实际上轮流担任首相。此外，执政者及其支持者把持了内阁的许多重要位置：松方正义是山县有朋的大藏卿，山县有朋是黑田清隆的内务卿，黑田清隆是伊藤博文的农商务卿，等等。 但是，许多日本人都期望，1890年11月第一次帝国议会的召开能成为日本政治新时代开始的标志。直言不讳的新闻记者们对于权力集中在自行任命的内阁手中表示失望，认为这不过是使统治集团内部那一小撮人的统治长期不倒，读者也是如此认为。在1899年由《太阳》杂志举办，旨在选出受民众欢迎和尊敬的人物的民意测验中，没有一个执政者能和福地源一郎（新闻记者）、涩泽荣一（实业家）或福泽谕吉（教育家）的得票数相比。在政治竞技场内部，民权运动中久经考验的人士指责90年代的内阁没有奉行自由民主的原则。自命为“人民斗士”，早先反对过所谓“藩阀政府”的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人，组成了政党争取议会中的席位。政党政治家们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权力走廊”发起进攻，最后他们从执政者及其党徒手中获取了一些权力。在大正时期开启了主要政党的领袖按常规担任首相并组建内阁的政党政府时代。 1890年7月1日，日本选民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300名众议院代表。掌握国家政治命运的斗争真正开始了。投票结果鼓励了“民党”的支持者，因为板垣退助的立宪自由党和大隈重信的立宪改进党合起来夺取了171个议席，占了大部分。一旦议会召开，政党政治家很快就能确定在权力杠杆中的位置。19世纪90年代，活跃的议会成员不时发言抨击大臣，谴责政府的国内政策。在第一届议会期间，田中正造指责官员容忍足尾铜矿的环境灾难，而其他政党政治家则攻击一连几个首相都未能实现条约的修订。这也许是19世纪90年代早期最让人激愤的问题。在严厉批评内阁提议增加税收时，他们也提出了“救助人民”的口号。 代表们最有力的工具是他们参加政府年度预算审核的宪法权力。政党政治家觉得他们已经发现了首相们唯一致命的弱点，于是很快拔刀相向：就在第一届议会上，代表们要求内阁提出的预算减少11%；在之后几乎每一次议会的会议上，他们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根据宪法，只要议会否决预算提案，内阁就要沿用上年度的预算。然而，在一个国际紧张形势日益加剧，国家安全要求军备开支年年增长的情况下，没有一个首相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几乎每年，实行寡头统治的首相都不得不忍受预算的削减，为了维护他们的预算而在立法提案上做交易。 19世纪90年代早期的激烈议会斗争，使许多元老产生了反对政党政治的偏见。他们谴责“党派”政治家“盲目地”提出他们自己“狭隘、自私的议程”，以“引起分裂的方式”行事，使首相及其内阁无法有效地统治。一些执政者不满足于口头的针锋相对，开始寻找进一步的手段来限制政党的影响。早在1889年2月12日，天皇亲自把宪法交给黑田清隆首相后的当天下午，黑田清隆就保证支持排除政党成员的“超然”内阁。黑田清隆解释说，因为政府是至高无上的天皇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仆人，因此必须任命站在国家高度的人担任国务大臣，这样，内阁就能“一直不变地超越并远离政党，遵循正道”。 虽然黑田清隆言辞尖锐，但执政者最后仍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对待政党的态度。首先，在一次次选举中，选民使大部分政党成员入选众议院；其次，现实的利害关系也有影响。尽管元老们深深地憎恶政党政治家，但说到底他们并不希望宪法规定的议会制政府触礁，这样会使长期以来创立近代政治体制的艰苦努力付诸东流，会给日本的国际声望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并且有可能危及完成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尝试。举例来说，伊藤博文就曾经告诫，建立议会制政府的哪怕“进展和方向上的一个微小差错”，都会招致那些早就“质疑宪政在东方的适宜性”的西方人的责难。 在中日作战的1894年至1895年，爱国主义使大权在握的执政者与顽固对抗的政党政治家之间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合作与和睦的插曲。日本人在国内问题上可能意见不一，但现在每个人都觉得，在国家的危急时期必须齐心协力。议会立刻全盘通过军事预算，并一反常态支持内阁。为了共同利益一起行动的经历，显然“妥协”对许多元老和政党政治家而言，看起来是个更能让人接受的可能。在执政者看来，双方的协定保证了他们的计划能获得更多立法上的支持，也增强了宪法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而对政党政治家来说，妥协为他们提供了进入内阁，在政策制定和预算审核中发挥更大影响的机会。 双方的和解最早出现于1896年。4月，伊藤博文放弃了超然主义原则，任命立宪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为内务卿；同年秋，松方正义委任进步党总裁大隈重信为外务卿。两年后的1898年，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把他们的组织合并为宪政党。元老们确信新组织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赢得众议院中决定性的多数席位，于是决定提名大隈重信为首相。虽然1898年6月底成立的大隈内阁不久即因内部对各卿职位分配的口角而夭折，并没有召开议会，但大隈重信还是作为被任命为首相的第一个政党领袖而为人铭记。 主流政党、群众政治运动和政党内阁 宪政党的崛起再次肯定了伊藤博文曾经信奉过的观念，即实行寡头统治的首相应该把政党政治家吸收进他们的内阁。伊藤博文的理由是政党毕竟成功地盘踞在议会，明治宪法也把重要职能委托给了民事和军事官僚机构：内阁依靠官吏协助制定并实施法律，海陆军则保卫国家。伊藤博文认为，许多政治精英都应该参与决策过程，首相只有在成立了包括政党成员、文武官僚在内的所谓“国家团结内阁”并赢得广泛的支持后才能成功地实行统治。 而且，伊藤博文坚信，组建他自己的政党的时机已经来临。要做到统治真正有效，首相除了要有一个支持他并且组织良好的内阁，还需要赢得众议院的好感。在理想的情况下，同情执政者的亲政府政党能够控制议院，确保议会符合国家而不是党派的利益，让负责的政治家进入“国家团结内阁”。1900年9月，伊藤博文大张旗鼓地宣布，111名宪政党党员和他一起成立立宪政友会。加入新党的还有另外41人，其中大多数是官员。 立宪政友会通常简称为“政友会”，它不久就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伊藤博文一直担任政友会总裁，直到1909年为了推动日本在朝鲜的利益最后命丧哈尔滨火车站。接替伊藤博文成为政友会新总裁的是伊藤博文的忠实门徒，宫廷贵族出身的西园寺公望。他曾经在伊藤内阁中相继担任过外务卿、文部卿和大藏卿。西园寺公望在党务上的主要副手是前新闻记者、外务部官员原敬。原敬是个强硬的人，常常因集敏锐的政治本能和迟钝的道德意识于一身而受到惩罚。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增强政友会的影响这件事情中去。为了让选民投票给新政党，他许诺会给他们好处，例如改善学校、道路、桥梁和港口，把铁路修筑到选举政友会候选人的地区。在他的指导下，该党也赢得了县长们的好感。那些县长监督地方经济的重要来源——县税收的支出；监管县里的警察——他们一方面可以掩盖政友会竞选活动中工作人员往票箱里投入大量假选票或者伪造选票结果的事实，另一方面还可以被动员起来给反对党的候选人制造麻烦。原敬也拉拢大企业，他们的捐款有助于抵补参加竞选活动的合法开支以及支付在地方选区买卖集体选票的选举掮客的费用。这些花招引来了公众普遍的指责，但是效果却很不错。从1908年到1915年，政友会在下议院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席位。 山县有朋对政党政治家的轻视犹如岩石般难以软化，他组织了对政友会的反攻。1900年伊藤博文宣布建立新党时，山县有朋动员军界、民事官僚机构和贵族院倾向他的人支持他自己的门徒桂太郎为首相。桂太郎比山县有朋小9岁，和山县有朋出生于长州藩的同一个地方，他才十几岁时就英勇抗击德川幕府，后来被提拔为山县有朋一手建立的日本陆军的大将。中日甲午战争中，桂太郎指挥过一个师团，战后成为第二届山县内阁的陆军卿。1901年至1906年任首相期间，他又成功地带领日本经历了和俄国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