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尽管桂太郎能干而且很有成就，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向势力不断膨胀的政友会妥协。这个过程使他建立了日本的第二大政党。为了回报日俄战争期间政友会的支持，桂太郎默许西园寺公望为他的继任者。此后两个人轮流担任首相直到1913年。最后桂太郎越来越无法容忍和西园寺公望分享权力，于是在他第三次被任命为首相后，1913年2月初，这位前陆军上将宣布他也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若干小党的成员因为对竞争对手政友会的成功感到沮丧，所以几乎立即蜂拥到它的旗下。虽然桂太郎于1913年2月20日下台，几个月之后死于癌症，他的政党立宪同志会（1916年改称宪政会，1927年改称立宪民政党）却存活并兴盛了起来。 两个强大的主流政党的出现，为日本政党政府的实现铺平了道路，而1918年的“米骚动”更是向政党内阁转化的催化剂。1914年到1919年之间，战时的通货膨胀无情地抬高了大多数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而许多收入较低的家庭甚至中等家庭的收入却只是稍微有所增加。1918年米价猛涨，仅6月份一个月里，某些城市的米价就涨了60%。愤怒的消费者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骚乱始于7月22日，当时富山县一个小渔村的妇女抗议当地的米价上涨，然后骚乱就像野火似的蔓延到大阪、神户、名古屋和西日本的其他工业中心。到9月中旬“米骚动”被遏制时，已有近500个城镇乡村卷入了这次风潮。全国各地愤怒的居民似乎都在聆听演说，加入非暴力的静坐抗议和游行，强迫米商以打折后的“公道价格”出售存货。在大规模的巷战中与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1918年夏，100万或者更多的群众走上街头参加“米骚动”，使得这次骚动成为日本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示威运动。 虽然1918年的抗议规模空前，群众政治运动长期以来却一直是日本历史的一部分。近世早期，农民和城市平民写请愿书，在大名的官署前集会，有时也发动暴乱，抗议不合理的米价以及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的政府政策。1889年的宪法规定民众可以参与立法过程，从而改变了日本的政治文化。但是，选举法只给予每年缴纳直接税15日元或更多且年龄在25岁及以上的男子选举权，结果只有45万名约占总人口1.1%的男子可以参加1890年的投票。1902年纳税额减少到10日元时，也只有150万名男子，即2.5%的人口，有资格在191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投票。结果，在明治和大正时期，既为了谴责政府的政策，也为了在决定地区和国家的未来时有更大的政治发言权，没有选举权的群众参加了无数次示威活动，诸如1897年人们从足尾挺进到东京，1905年聚集在日比谷公园进行抗议，等等。 1918年夏，人们也发起了类似的示威活动。一方面，受尽压榨的人民要求地方官吏和寺内正毅内阁控制米价，开仓赈济，从殖民地进口更多粮食，总之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降低粮食和其他基本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示威者要求新的领导阶层上台，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利。名古屋的一位示威者喊道，“我们是公民”。因这年夏天对粮价的不满而指责了“现内阁的不足取”后，他说，“必须打倒目前的政府”。另一个名古屋人赞同他的话，说道：“粮价飞涨是寺内内阁犯下的罪行。当务之急是尽快行动，推翻这个违背人民意愿的政府。”这样的想法植根于一个古老的观念：政府应关心的最基本之事是人民的福利，进一步说，决策过程必须考虑民意。“普选权怎么办？”报道这些事件的一家报纸问，“这也是民心所渴望的。简单地说，最近的骚乱是因‘权力和财富分配不公’而起，‘公平的分配’是民众真正渴望的。” 抗议者激起了内阁内部的不同反应。正如对待1884年的秩父事件和1905年的日比谷事件，寡头统治的政府毫不迟疑地采取了极端行动。为了补充地方警察的不足，山县有朋的门徒、前陆军大将寺内正毅首相，1918年夏调动了海陆军，动员了近10万军队镇压26个县120个地方的骚乱。通常只要武装步兵一出现，参加暴动的群众就会躲在街道的路障后面，但是当士兵们觉得受到威胁时，有时也会把来复枪、机关枪对准那些拿着石头、棍棒和竹矛的抗议者。在冲突中没有士兵死亡；但是截至9月份暴动结束时，有30个平民丧生，更多的人受伤。在日本各地，警察把许多参加骚乱者投进监狱，然后法院很快地开始流水线似的审判。东京的一名法官一个下午就审理了55起案件。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到年底就结束了大多数诉讼。总计5000多人被判犯下各种罪行，被处以严厉的刑罚，其中有一些人被判无期徒刑。甚至连一些相对较轻的罪行，比如接受示威者强迫打折后出售大米，也要被处以大笔罚金或监禁。至于究竟是哪一种，则取决于法官的决定。 另一方面，官员们同意了走上街头的人们提出的许多要求。8月中旬，中央政府宣布，深深关心着臣民福利的大正天皇个人捐赠了300万日元成立国家救济基金会。内阁也捐了1000万日元。到8月底，三井和三菱财阀各100万日元的捐献已使基金的总数达到1500万日元。此外，政府从朝鲜和中国台湾进口了更多廉价大米，出资开展扩大日本耕地面积的计划，拨款另建存储粮食的谷仓，并实施调节商品贸易的新法律，以便减少通货膨胀中出现价格泡沫的可能性。 1918年9月29日，抗议者取得了最重大的胜利：政友会总裁原敬接替寺内正毅担任首相。天皇及其顾问把政府的统治权交给一个政党的党魁，只不过想拉拢那些公开嘲笑实行寡头统治的内阁抗议者。但是对大多数观察者来说，原敬被任命为首相具有更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政党政府的出现，因为他的内阁是第一个由下议院多数党当选成员领导的内阁；大多数大臣职位都由政党成员担任，并在议会开会期间管理国家。放在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一些评论家认为，从“国家团结内阁”到政党内阁的转变不仅仅是1918年风潮的结果，而且它代表了在争取建立政党政府的过程中，由民权运动的发起者肇始，由参加政治运动的群众继承并完成的长期斗争为顶点。 大正民主与自由主义 当托尔斯坦·凡勃伦1915年访问日本时，他提醒每个人注意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主题：在欧洲和美国，科学和工业的推广导致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现，尤其是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此外，他声称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因此，他预言，当日本变得更加现代时，日本人将丢弃“旧日本的精神”，拥抱遍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道德价值和原则”。反过来，相近价值观的建立也会支持与欧洲和北美相似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四年后，约翰·杜威来访时更为热情，他为《新共和国》撰文说：“自由主义正在弥漫。”。杜威向美国读者解释，“民主”已经扎根一段时间了，当日本按照规则使内阁“向议会而不是天皇负责”时，它就会永久存在。杜威不怀疑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他断定，原敬的上任标志着“日本将稳步走向民主。没有血腥悲惨的巨变，变化也会来临”。 杜威判断错了日本历史上暴力和抗议的意义，不过，20世纪20年代的事件似乎给他和凡勃伦补上了这一课。1922年到1924年间，天皇及其顾问倒退回指定人员组成“国家团结内阁”的做法上，先后让两名在日俄战争中赢得声望的将军和枢密院前议长组成主要包括职业官僚和贵族院贵族的内阁。然而，逆转到无党派内阁的行为激怒了许多日本人，他们发动了全国性的抗议运动以“保护宪政”。在1924年春的选举中，宪政会和政友会获得了议会中几乎所有席位。元老们除了同意任命多数党宪政会的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外，几乎别无选择。于是，天皇选择最主要的政党或者众议院多数派联盟的领袖担任首相成为被认可的做法。1924年到1932年间，6个不同的人先后成为首相，每个人都是政友会或宪政会—民政党的总裁，而且政党成员通常占据了最重要的大臣职位。 虽然有些批评者把加藤高明贬为政治的业余爱好者，只不过运气好娶了三菱财阀创始人的长女为妻，但钦佩他的人却认为他是个政党政府的热情勤勉的提倡者。不管人们怎样看待这位前外交官，很清楚，当1924年6月加藤高明第一次召集内阁会议时，他开始了日本政治史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阶段：政党政府的常规化。从1890年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权力从寡头政治执政者及其门徒手中落入政党政治家的掌握之中。在这个革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转折点：19世纪90年代后半叶，寡头政治执政者和政党之间的相互妥协；1900年政友会及1913年同志会的成立；1918年的“米骚动”之后，彻头彻尾的政党政治家原敬上台领导政党内阁；最后是加藤高明上台这件事所反映的一种认识，即政党理所当然可以提名他们自己中的一员为首相，并且占有内阁的大多数席位，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几乎在每个人的心里，政党政府的时代已经来临，而且人们公开谈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兴隆。 这种转变的产生并非以实施宪法修正案或创立新政治制度为前提，相反，明治宪法本身的圆通性容忍政治重心的转移，允许统治精英间各种关系的存在。由于这个原因，政党政治家可以利用元老及其帮手之间的不同。具有讽刺性的结果是，伊藤博文和桂太郎这两个对政治怀着截然不同感情的人，分别成立了日本两大政党。不管这两个政党的起源如何动机不纯，最后有着新思维方式的真正政治家掌握了两党的领导权。与把内阁视为君主仆人的元老黑田清隆相比，政党领导人如加藤高明认为大臣应该对人民负责，并且应该从议会下议院的民选代表中挑选。 日本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评论家都欢迎政党政府的到来。那些自认为政治“左派”的人思想并不统一，相互之间在具体问题上常有分歧。但是大体上他们都赞成维护个人尊严，重视言论自由，提倡男女平等，欢迎民众进一步参政，创建文化准则。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想批判明治宪法，但是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大多数人确实赞同修正政治制度和惯例，以便让现代性的自由主义思想传播开来。 或许，大正时期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最有力的鼓吹者是一位大学教授，当时一些主要期刊的不知疲倦的撰稿人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和早先那些主张明治维新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民幸福的人思想相同。他认为，既然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推进人民的幸福，那么，应该主要由人民自己判断政府是否以负责的态度行使职责。他对民本主义的信仰使他看不惯政友会和宪政会，因为他认为这两个党的领导人都是没有充分注意民心的、鼓吹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胸襟狭隘的人。不过，在他看来，普选以及对议会负责的内阁形成了使普通人民得以塑造自己政治命运的机制。吉野作造也把民主、议会与将主权归属于半神半人的天皇的宪法调和在一起。由此使日本人有可能在投身于“不可避免的世界潮流”，即因“民主精神”而结合在一起的先进国家集团的同时，尊重他们自己国家的传统。 大正时期也见证了政府组织理论的形成，这一理论使政党内阁在日本的出现合法化。在宪法的解释方面，最有影响的人是东京大学的教授美浓部达吉。在他的《宪法撮要》（1923年）中，美浓部达吉提出，国家是一个由各个机构或机关如天皇、内阁、官僚机构等等组成的法人。他强调，为了使日本这个躯体保持政治上的健康，每个机关都必须正当行使职权；同时，他把至关重要的作用归属于“代表国家主权”的天皇以及内阁，因为后者“表达了国家的最高愿望”。然而，天皇和内阁相互独立，因此内阁并不依靠天皇获得权力，而是作为“代表人民的机关”而存在。这个解释上的细微差别，决定了议会必须由民选代表组成。美浓部达吉承认，宪法并没有特别规定这样一种发展，但是他乐观地认为，新世纪发生的事情已使政党政府成为日本的“惯例”，正如在英国一样。 宪政会—民政党提出的政治日程进一步加深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日本认识到了自由主义的黎明。在大正时期，政友会因为把保守的社会倾向和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融合在一起，以及慷慨资助军队而出名；与它相比，宪政会—民政党的领导人倾向于密切关注财政经济，赞成为了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实行政府干预，提倡与列强合作以维持国际秩序。20世纪20年代，当加藤内阁和若槻内阁削减军事预算，主持男子普选权的实行，起草旨在保证最低限度社会安全的法律时，两党的对比臻于顶峰。虽然并非所有的议案最后都成为法律，但是宪政会—民政党确定最低工资水平，加强保护妇女儿童的工厂法，提供失业保险，把健康保险计划扩大到工人，提高退休公务员和军事人员的养老金，为老弱妇孺提供安全的议案等，促使人们拿日本和西方的民主国家做善意的比较，使杜威的“自由主义正在弥漫”的观感有了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