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合作的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完成了帝国的建立，然后与欧美强国合作以维持它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中的位置。1914年夏，战争在欧洲爆发后，日本在“英日同盟”的旗号下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8月17日，日本外务卿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宣布了日本的意图。出于宣泄长期压抑苦痛的微妙心理，通牒中加入了一些1895年德国在参加三国干涉“还辽”时使用过的原话。1914年8月23日，天皇正式向德国宣战，到11月，日军已经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战略要地，即伸向满洲以南黄海海面的山东省的租借地，又占领了密克罗尼西亚的德属加罗林、马里亚纳和马绍尔群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在向中国当局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中流露出包藏已久的帝国主义野心。“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在日本内阁心里，前四号要求中国确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保证中国的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把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攫取的1923年到期的满洲租借地的期限延长到20世纪末，因此这只不过是批准或扩大了现有的特权。第五号，日本政府狡猾地把它称为“愿望”而不是“要求”，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些条款要求中国雇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显而易见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事实上的保护国。愤怒的中国人民开始抵制日货，甚至连日本的新同盟美国也谴责日本的行为。日本谈判者在外交上搁置了引起反对的“愿望”，但是逼迫中国政府接受了1915年5月25日签署的一系列换文和条约中的其他要求。中国把这一天牢记为“国耻日”。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空前屠杀和破坏在欧洲结束了。第二年春，主要参战国的领导人在巴黎集会，签署和平协议，制订确保世界更稳定的计划。许多分析家把这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没有限制的近乎疯狂的掠夺海外领地的竞赛，以及通常是秘密签订的双边条约的激增。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条约把不同国家分成敌对的阵营，它们之间互相竞争的利益使得武装冲突几乎不可避免。为了增强未来的稳定性，英美两国的调解人提出，各国必须抑制帝国主义的本能，签订旨在维持各国之间利益平衡的多国协议。世界新秩序的最头头是道的鼓吹者是美国总统伍德鲁·威尔逊。他提倡成立国家联盟，作为平等地代表所有国家，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沦为别国侵略牺牲品的最高机构。 在亚洲，威尔逊国际主义的焦点是中国这个帝国主义野心的温床。1921年秋，美国邀请感兴趣的国家到华盛顿为太平洋地区订立新秩序。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日本全权大使是币原喜重郎，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1919年赴华盛顿任驻美大使，回国后先后于1924年至1927年、1929年至1931年间在宪政会—民政党内阁担任外务卿。币原喜重郎的使命是使帝国完整无缺。与此同时，他坚信日本的未来取决于它发挥作为工业大国的经济潜力，成为繁荣的贸易大国的能力。他认为，亚洲北部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和稳定，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利用日本在《马关条约》和《朴次茅斯和约》中获得的经济特权的最佳时机。 在华盛顿的讨论再次肯定了币原喜重郎的其他判断。在他看来，日本无法把自己和世界先进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隔绝开来。20年前，在三国干涉“还辽”时没有朋友的国家会导致何种变故的问题上，曾经给过日本一个沉痛的教训。在那种情况下，1900年派遣军队参加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八国联军，以及1902年签订《英日同盟条约》，成了搭建通向西方的桥梁富有希望的第一步。现在，华盛顿会议为日本和欧美大国建立更全面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机会。此外，币原喜重郎接受了威尔逊的看法：停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领土的竞赛，取消势力范围，将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因此，币原喜重郎及其在决策层内部的支持者赞成日本放弃“二十一条”所代表的高压的扩张主义政策，与威尔逊维持中国和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及现状的努力合作。这个目标也意味着，日本必须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并加入国际联盟。1920年11月，国联召开第一次会议。 华盛顿会议产生了一系列体现威尔逊希望的新外交公约和协定。1921年12月13日，日、美、英、法四国的代表签署了《四国条约》，通过废止1902年的英日双边同盟，要求所有缔约国尊重彼此的属地，意见不一时共同协商，规定了日后集体解决东亚问题。会议于1922年2月6日结束，同日又签订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九国公约》，前者（也被称为《五国条约》，因为意大利也成为《四国条约》的缔约国）寻求公平处置太平洋上军事力量的方法，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条款规定：美、英、日三国海军的大型军舰，如航空母舰和战舰的比例分别为5∶5∶3，并进一步规定美国和英国不得在夏威夷西部或新加坡南部构筑防御工事；后者实际上使日本海军和英美两国可以驻守在太平洋周围的舰队处于均势。最后，《九国公约》（它把中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也加进了同意《华盛顿海军条约》的集团中）重申了美国于1899年和1900年首次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和行政完整”；不要牺牲中国做进一步的扩张；维持“各国商业和工业机会均等原则”。 按照币原喜重郎的看法，华盛顿会议期间方针政策的确定对日本来说大有好处。就声望方面而言，日本在巴黎和华盛顿跻身核心集团，再次肯定了它作为最重要的世界强国之一的地位。在商业上，日本企业处于扩大其在不断成长的中国市场的影响，以及寻求南满租借地发展得更好的位置。在政治上，日本不仅保留了它现有的殖民属地，而且甚至取得了多国条约对其在马关和朴次茅斯所获权利的认可。此外，日本还从国联获得了前德属太平洋诸岛的委任托管权，日本把它们称作南洋领土。为了表示对这些安排的热心，日本决定从中国的山东省撤军。 帝国的管理 在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中承担重要角色的同时，日本人也不得不关注内部事务，决定该如何管理他们的帝国。后藤新平，1898年被任命为台湾民政长官的内务省官员，是最早承担起这个任务的殖民地行政长官之一。后藤新平醉心于殖民理论，他收集的当时分析欧洲帝国主义者如何管理海外保护国的著作之多，令人印象深刻。此外，他的身边还有一个由年轻的世界主义者顾问组成的智囊团，其中包括新渡户稻造。在新渡户稻造还是个札幌农学校的学生时，曾经直接目睹了北海道的殖民地化。后来他成为国联的副秘书长。 对后藤新平及其下属而言，殖民主义是个全球现象，它给了每个宗主国一系列相应的特权和义务。因此，就像其他帝国一样，日本也有权利追求它自己在海外领土的利益。不过，平衡特权的还有担负起“提升”从属民族文明这个任务的责任。这个道义上的责任在法语里叫作“文明的使命”，在英语里则比较粗鲁地称作“白人的负担”。后藤新平及其同人在特权和责任上又附加了另外两点：工商业的发展对日本在殖民地使命的两个方面都至关紧要；为了造福当地民族和日本，为明治时期的经济梦想赋予了生机的政策可以应用于国外。新渡户稻造为那些不同的思想倾向披上了动人的外衣。他说：“殖民主义的最高和最终目的是人类的发展。如果我们忽略了人道主义，我们的伟大使命就不会取得多少成就。” 在台湾，后藤新平致力于把他近代文明的殖民地管理理念付诸实施。他一就任，就开始协同各方努力促进农业发展，刺激商业活动。他的属员受到明治政府实践的鼓舞，也在台湾传播近代农业技术，出资兴建交通通信设施；通过为日本公司提供有诱惑力的条件，如独家垄断权、低额赋税、保证红利等，吸引他们到台湾投资。这些努力极大地提高了水稻产量，为有利可图的制糖业奠定了基础，使大正时期台湾的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后藤政权着手“提升”台湾人民。后藤新平从其他殖民地的做法中得到启示，制定了一个很长的日程表，包括推广初等教育、建造医院、改善卫生状况、资助公共卫生计划，把台北改建为一个欧洲风格的有公园、喷泉、宽阔林荫大道的宏伟都市。 在南太平洋诸岛，20世纪20年代，日本官员接受了国联尽力推动当地人民的“物质福利、道德水准和社会进步”的命令，也致力于各项发展计划。就像他们在台湾的同人那样，身着白色制服的殖民地官员在凉爽的覆盖着九重葛的村舍工作，热心地收集数据，草拟修筑道路港口、开办学校、改善健康和卫生情况的计划。在东京，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鼓励人们移民到南洋。当局除了为移民者创造改善生活的新机会之外，也想让他们建立可以为母国供应粮食的农业殖民地，同时也实行把近代化引入南洋群岛的“道德上的强制”。 许多日本人响应号召移民到了南洋。截至1939年，日本殖民者已经达到77 000人，远远超过了当地的5万居民。有些新来的人在当地水域捕鱼；有些人经营农场，主要是种植咖啡和水果；还有一些人开办小型杂货铺，这些铺子的屋顶盖着马口铁阻挡阳光，供应多种改变了当地人爱好和生活方式的日本商品。不过也许大多数移民都靠为南洋发展株式会社当佃农和农业工人来维持生活。该公司由一位日本企业家于1921年成立，享有税收补助，可以免费使用土地，并从殖民地行政当局获得了实质上的制糖垄断权。因为拥有如此之多的特权，南洋发展株式会社涉足于多个领域，从开采磷矿到种植椰子，成为在密克罗尼西亚占主导地位的商业机构。 日本人也涌到帝国北端的桦太岛（日俄战争后，日本根据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从俄国手里取得库页岛北纬50度以南地区，并定日本名为桦太岛。——译注），到1926年，他们已占那里约207 000人口的90%以上。对大多数移民来说，桦太好像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和一代之前的北海道相似，也有着类似的边境气氛和具有挑战性的气候。东京派遣的一名民政长官住在新改建的丰原城，负责管理该殖民地。他的其他主要责任是协调三井、三菱及其他日本企业的努力，以开发殖民地的经济潜能，尤其是渔业和巨大的木材、煤炭和石油储量。合适的交通设施的缺乏阻碍了那些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过到1925年，日本本土列岛石油需求量的10%以上已经由桦太岛提供。 大正时期还有大量日本人移民到满洲。《朴次茅斯和约》给了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南端关东州的权利。此外，日本还被授权经营俄国建造的中东铁路的旅顺到长春部分，日本将其改称为南满铁路，并在铁路沿线规定得含糊不清的地区行使司法和行政权。为了履行这些职责，1906年8月1日，日本政府建立了关东军，四个月后又成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前者作为帝国军队的一部分，由日本本土派遣的军队构成，以便保卫日本在满洲的新权利；后者是个较为复杂的组织，既是个商业公司，又是日本政府的代理。“满铁”由私人和政府投资，董事会成员由东京的内阁任命，从经营铁路和开发该地区经济资源所牟取的利润中拿出股息分给私人股东。同时，它也负责租借地区100多个城镇的市政管理、公共建设工程、健康和教育。 日本内阁一心想使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成为南满一股强大的殖民力量，因此把后藤新平从台湾调派过来担任“满铁”的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精力充沛地开始履行新职责。截至大正末期，“满铁”改进了服务，它的快车以平均每小时56公里的速度奔驰在距离达720多公里的旅顺—长春之间，增辟了奉天到朝鲜的支线，在沿线火车站附近修建了旅馆，鼓励出口大豆到世界市场，开办了大型煤矿和铁厂，建造了电力厂，凑集了炼油厂的启动资金，疏浚港口，使大连成为太平洋主要港口之一，同时还投资兴办学校、公园、图书馆和医院。南满各项事业的净收入从1907年至1908年的200万日元，飙升到1917年至1918年的1500万日元，再到1926年至1927年的4500万日元。这样的成效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使南满作为亚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闻名。此外，由于居住在铁路沿线地区的居民从满铁的各项计划中受益最多，大量移民从日本本土列岛移居到关东州，使南满的日本人从1907年的25 000人上升到1930年的220 000人。他们当中的一小部分和在汉城激起人们嫌恶的那些人一样，也是骗子和利用动荡局势牟利而失败的人；相对较少的人，或许是1000户左右，则是寻求美好生活的老实农民；不过，大多数移民是来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广布各处的企业工作的。 在朝鲜，20世纪头十年，顽固的寺内正毅大将及接替他出任总督的人坚决镇压异己，为稳定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