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吞并了朝鲜后，日本政府立即禁止所有政治集会，用单一的政府出版物取代私人报纸，把记载着朝鲜名人的历史教科书和传记从图书馆和学校中清除。为了执行其法律，总督府以日本宪兵取代朝鲜警察，并授权他们在无须高一级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进行“行政审判”。仅1916年，宪兵队就执行了这种审判近8万件，除30件之外，宪兵们对朝鲜犯人处以罚款、监禁和肉刑，如用竹棍抽打。 整个20世纪头十年，总督府的官员设法完成内阁的命令：开发朝鲜半岛，使其作为日本制成品的出口去向以及廉价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尤其是在1918年的“米骚动”之后。为了保证朝鲜本土商人不能从事可能会与进口商品到朝鲜的日本公司相竞争的行业，20世纪头十年后期，总督府颁布了所谓的《公司法》，规定所有新企业都必须取得官方许可。在随后的几年中，想办企业的朝鲜人遭到越来越多的挫折，因为他们发现要得到这种批准极其不易。从1910年到1918年，总督府只发了105个执照，其中93个发给日本人的公司。1918年结束的土地调查对近4万项无正式文件的土地所有权不予承认，结果朝鲜农村地区人民的生活急剧恶化。东洋拓殖会社和日本人的其他农业合作社攫取了许多新腾出来的土地，成为剥削人的地主；遭到被逐出土地的朝鲜家庭的敌视，后者突然沦为佃种原先是自己土地的佃农，过着很不稳定的生活。 20世纪头十年，朝鲜人民对日本政治经济政策的愤恨不满不断高涨。1919年，前国王高宗的猝死激起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民众运动。3月1日，汉城的学生聚集在塔洞公园宣读了《独立宣言》，张贴在汉城其他地方的标语声称日本人毒杀了废帝，并要求将威尔逊曾经热情鼓吹的“国家自决”原则施行于朝鲜。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全国各地都爆发了类似的非暴力示威运动。4月，以李承晚为首的一些人在上海成立了流亡政府。李承晚后来成为1948年至1960年间大韩民国的总统。在朝鲜本土，“三一”独立运动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民族抗议运动中，100多万来自各行各业的朝鲜男女紧紧团结在了一起。 日本政府最终决定改进政策，但这要在宪兵残酷镇压暴动之后。警察毫不留情地在朝鲜许多城镇村庄殴打、洗劫有嫌疑的异己分子。在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甚至把抗议者关进教堂，然后纵火烧得一干二净。到了夏末，已有5万多朝鲜人被关进监狱，7000多人死亡。1919年的暴动使许多日本人深为震惊。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哪怕是对他们自己：他们的殖民统治太酷烈，以致激起了普遍的不满。此外，作为帝国主义集团最新的唯一非西方成员，有些人害怕朝鲜的大规模起义将危及日本在世界列强中的地位。自由主义者吉野作造写道：“朝鲜的起义是大正时期历史的一个大污点，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清除。除非我们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否则它不仅会有辱东亚最先进国家的名誉，也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命运。” 原敬首相竭力粉饰太平，告诉世界日本将教导朝鲜人民，以便最后他们能享有扩大了的公民自由，行使更多的政治自主权。“大多数朝鲜人的愿望不是独立，”他对一位美国记者解释，“而是要求和日本人平等。我会保证朝鲜人在教育、产业、政府中享有这样的平等机会。”为了进一步平息风波，原敬决定派一名新总督前往汉城。1919年8月，斋藤实大将走马上任，用民警部队取代了令人憎恨的宪兵制度，取消了《公司法》，放宽了对出版和政治活动的限制，开始了所谓“文化政治”的时期。 当斋藤实在朝鲜缓和紧张局势时，其他日本人则出访西方，向他们解释日本作为一个殖民国家的目标。在环游美国的过程中，新渡户稻造开始了他的演说，提出日本也是“明智地使国家的自觉意识适应有机增长的法则”并且成为“殖民强国”的少数国家之一，而朝鲜沦为这样一种国家，“就像愚拙童女（“愚拙童女”典出《圣经》。有10个童女，其中5个童女由于有充分准备，得与新郎同赴婚宴；另外5个则因为没有准备，新郎到来之时被拒于门外未能及时赴宴。该故事教导人们要警醒，时刻做好准备，否则事到临头就会措手不及。——译注）的比喻，没有准备好响应世纪的召唤”，所以“失去了独立”。新渡户稻造还说，虽然控诉日本殖民政策的话比解释其目标的多，“我把自己算作朝鲜人最好和最真诚的朋友。我喜欢他们。我认为他们是能干的民族，能在训练后实行自治，现在不过是监护期”。他声称日本的殖民地行政官员已经取得了无数成就：“矿业、渔业和制造业已经向前发展，光秃秃的山岭覆盖着树苗。贸易突飞猛进地增长。”日本新的“文化政治”将来肯定会取得更多进步。“应该研究我们在朝鲜的作为”，新渡户稻造对听众说，因为“日本是接过了提升远东文明这个庞大任务的管家”。 世界各国对新渡户稻造这样的发言人褒贬不一。在殖民帝国内部，批评家对仁慈的家长式统治的那套花言巧语不屑一顾，相反，他们断言日本更经常地为了自己的无耻私利行事。他们宣称，正如朝鲜的情形，各处的殖民地经济都屈从于本土列岛的需要。工业化计划，无论是由满铁、南洋发展株式会社，还是由桦太岛的矿业木材公司来实施，带给日本企业家的好处都要比给当地人民的多。除桦太以外，殖民统治者紧紧控制着殖民地的内部事务，拒绝给他们统治的人民以政治发言权，而且只为二流的教育机构提供资金。从满洲到南洋，被殖民的人们都认为，像新渡户稻造这样的帝国主义者是被膨胀了的道德优越感蒙蔽了双眼的瞎子。对那些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人来说，生活已经揭示了辛辣的新箴言：无论决策者和理论家对于人道的政策谈得多么响亮，实际上是妄自尊大的官员、无情的警察、贪婪的商人决定了日常生活的真正面貌。 许多西方观察者比较赞成帝国主义国家俱乐部中日本这个成员实行的殖民政策。欧美来访者称赞台湾在日本人管理之下取得的“惊人的进步”；谈论殖民地行政人员在实现他们改善密克罗尼西亚“土著的社会和道德状况”的愿望时所表现出来的“热诚”；热心地撰写关于日本对朝鲜“仁慈同化”的文章，认为这是在“腐败软弱的君主劫掠、压迫、侮辱他们自己的人民达几个世纪”之后，把近代化带到了朝鲜半岛。即便“三一”独立运动期间针对平民的暴行吓坏了他们，许多朝鲜的美国传教士还是欢迎原敬的新政策，赞同首相对情况的估计。美以美会主教于1920年5月写道：“最聪明、最有远见的朝鲜人相信，没有迅速独立的希望，他们必须长期专心于培养朝鲜人民处理政府事务的体格、知识、道德和能力。” 20世纪20年代早期，西方人很容易同情日本。日本殖民制度的特点和目的与欧美相似，当新渡户稻造说起“提升”当地人民的“庞大任务”时，他不过是在向持有相同观点的人鼓吹同样的想法。而且，如果说日本人在朝鲜就像严厉的家长，那么，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在规训爱尔兰的捣乱者以及其他殖民地的不满者。因此，无论殖民地的日本官员一路遭遇了多少波折，截至大正末期，许多国外观察者认为日本已经为它所控制的领土带去了法律和秩序，为满洲和桦太制订了远大的发展计划，在朝鲜和中国台湾发动了负责的改革，在南太平洋忙于受托管理该地的任务。 城市中等阶级 弥漫于20世纪前几十年的新觉醒和变化感，促使许多日本人重新思考自我、家庭和社会等观念。20世纪一二十年代，对中国和俄国战争的胜利、“协调外交”以及和西方不断密切的关系、议会民主的出现、持续的工业增长、全民教育的确立、新形式的大众传媒的诞生，以及大量其他因素汇集在一起，激励着许多人质疑已被公认的价值，展望新的生活方式。想在社会上进行试验的愿望首先出现在日本的主要城市。在这些城市里，崛起的中等阶级——早先的中产阶级发展的结果，向现状提出挑战并重新制定社会准则，以满足他们对新世纪的要求和期望。 大多数报纸和官方统计数据汇编把政府官员、医生、教师、警察、军官、银行家、公司雇员，甚至某些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谋生的有技术的工厂蓝领工人列入中等阶级。大体上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合理的报酬。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跻身中等阶级的女教师、话务员、打字员、办公室工作人员、百货公司店员、助产士，甚至在吉冈弥生于1900年创办了日本第一个女子医科大学后出现的女医生，最后在大正时期都获得了完全的认可。 劳动妇女的比例以及整个城市中等阶级的规模都很小，但却在不断壮大。1922年，日本27 000 000妇女中大约有3 500 000人在工作，其中略多于四分之一的人从事被认为是中等阶级的职业。不过，趋向线在向上爬升。截至1926年，日本共有57 000名女护士，而1911年只有13 000人。1920年到1930年之间，政府部门的女性白领员工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东京从事中等阶级职业的劳动人口，从1908年的稍多于5%上升到了1920年的21.5%。据估计日本56 000 000总人口中8.5%的人属于中等阶级。这种增长率和新职业的凸显使都市的中等阶级觉得他们在为整个国家确定文化基调。 新工作地点既是日本现代化的一种体现，也反映了何谓中等阶级。在东京，中等阶级大多在市区如银座区、霞关区和丸之内区上班。银座区保持着自己最早于明治时期确立的零售业和银行业中心的名望，附近的霞关区则在世纪之交时成为重要之地，政府建造了雄伟的砖头楼房，高级法院、东京警视厅以及多数国家部门都搬了进去。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重要的大公司和企业开始把总部设在正好位于银座以西的丸之内区。1890年，银座就已经成为三菱的大本营。建筑上的两大胜利象征了丸之内区的兴盛：1914年华丽的东京中央车站的竣工以及1923年日本最大的综合楼丸之内大厦的落成。前者的尖塔和毗连的走廊是在东京市长后藤新平指示建筑师要设计出让世界震惊的建筑物之后，“按照法国的风格”建造的。 中等阶级的男女出于不同的原因出去工作。对许多人来说，钱是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多数男人，假如单身的话，都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一旦结婚，他们常常是家里负责养家糊口的主力。相似的是，1922年东京的一次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女性13%是单身、离婚或寡居者，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要养活依靠她们的孩子和父母。这项调查还发现，大部分已婚的中等阶级劳动妇女指出，她们的收入直接用于家庭预算，不是使收支相抵，就是让家人可以享受一下某些奢侈品。不过，经济上的需要并不是唯一的动机。许多男女，不管已婚还是单身，是想通过从事某一职业获得个人的满足感；还有一些人珍视过单身生活的可能性，而工作使得这种选择成为可能。“我不准备结婚，”一位女话务员在调查的问题中这样回答，“我想学会一种能让我倚靠自己的技能。” 新型杂志为个人行为和家庭生活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信息。在家庭月刊中读者最广泛的刊物是《妇人之友》，到大正末期它的发行量达到了近300万册。它的创始人和编辑力图调和传统与社会近代化的新视野。这份刊物的作者特别劝告妇女要开发自己的天资和能力，发挥她们作为“人”的潜力，敢于追求教育、医药和其他事业。与此同时，《妇人之友》也赞美婚姻和家庭，连篇累牍地描写身为一个慈爱的母亲和忠实的主妇所获得的满足感。该杂志所想望的是大正时期“超级妈妈”的形象，即一个既能调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自由和传统义务的负担，又能小心地在事业要求和个人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的理想化的女性。 羽仁元子把她自己杂志里的想象化为了现实。1873年，羽仁元子出生于青森县一个养马的前武士家庭。1891年，这个早慧的年轻姑娘成为东京第一女子高中的首届毕业生。她是个基督教徒，后来在明治女子学校继续求学。她爱上了京都的一个年轻男子，回到日本东北部后先后在一所公立小学和天主教女子学校教书，1895年她辞职嫁给了那个京都的求婚者。这桩婚姻纯粹是个灾难。“作为一个来自东北部的受过教育的人”，羽仁元子在自传里说，她受不了“无法忍受的庸俗”的帝都生活。在她丈夫“沉迷于酗酒”之后，她跑到东京“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她曾经在物理学界的先驱、女物理学家吉冈弥生的家里做过短期的女仆，在那里遇见了许多以事业为重的女子。1897年，她成为东京一家最大报纸的技术编辑。羽仁元子天资聪颖，当她开始寻找并撰写贴近读者日常生活的，诸如儿童保育和普通人生活中的宗教等问题的文章时，她成了日本第一位报社女记者。 1901年，羽仁元子嫁给了比她小7岁的同行记者羽仁吉一，后来他成了她新闻和教育事业中的伙伴。在1908年开办《妇人之友》前，夫妻俩有了两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