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羽仁元子把杂志的出版视为质疑“对过时价值观的迷恋”，唤醒“新梦想”以及鼓励“个体真正自由发展”的方法。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断有文章评论妇女的感情生活和就业等问题，讨论消费者协会以及妇女参政权的重要性，提供多少有点说教意味但却具体实用的家庭预算、健康问题和儿童教育方面的建议。在杂志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1921年这对夫妇又创办了一所学校：自由学园。第二年，自由学园便在由弗兰克·洛德·莱特设计的一幢校舍里开学。校名中的“自由”一词，反映了羽仁元子的信仰：妇女应该“自由地”独立思考，承担起生活的责任，信仰耶稣基督。她的成功使她成为许多妇女的榜样，但是在她的自传里，她谨慎地提醒仰慕她的人，家政和事业都能使人心灵丰富。“家是我们工作的中心，”她谈到她自己和丈夫，“工作是我们家庭生活的延伸：两者完全融合，不能区分。我真正地感激这个理想的结合，它正是我们工作和婚姻的真髓。我们一起找到了在生活中的位置。” 像《妇人之友》这样的杂志以及城市里一些大报上的文章，在讨论城市中等阶级时，一直不厌其烦地提到“高尚”这个词。无数的文章把典型的中等阶级家庭描写成住在城市郊区或邻近的市郊，有一栋两层的、有4个或更多房间的“高尚住宅”，房子里有最新的设备，如铺着地板的厨房和西式的起居室。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了一个“高尚的家庭”，一个快乐地享受越来越具备世界性“高尚生活”的单元。家是那种理想化家庭生活的重要场景，钢琴和收音机则成了一家人聚集在一起时的中心。 1925年，第一批广播电台开始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播音，第二年政府把这三家独立的公司合并成一个由国家垄断的公司NHK（即日本放送协会，也称为日本广播公司）。二十多年来它一直是国家唯一的广播公司。从1926年到1932年，收音机的数量从大约350 000台上升到了1 400 000台。在此期间，广播电台实际上一直是城市的媒体。1932年所有大城市近25%的家庭有收音机，而在农村地区这个数字还不到5%。在他们“高尚”的家里，中等阶级家庭的一家人聚集在起居室里，欣赏西方的古典音乐，还有“广播小说”以及由一些主要的剧作家专门为这种新媒体而写的家庭喜剧。 中等阶级之家显然从发现的现代城市的乐趣与节奏中找到了满足感。根据那些小说、报纸记载以及木刻版画，星期天和节日里，爸爸、妈妈和孩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市中心游玩（1903年东京的马车被电车取代，不久，后者就一天搭载十多万乘客。出租车也从大正第一年开始在城市环行）。在城市里，那些住户也找到了几代以来已经给东京人带来乐趣的一年四季里的一些乐事，如春日里漫步在河堤上观赏樱花，秋季的节日顺便到神社买些护身符，或从街头小贩手中买点特别的食品。 大正时期，越来越多的家庭前往散布在城市的新公园游玩。上野公园是明治早期对公众开放的第一家公园，在城市的北边；到大正时期人们进出这家公园时，它已经包括动物园、几个美术馆和科技博物馆了。不过，大正时期更有名的象征是坐落在市中心的日比谷公园；它于1903年开放，所在地原先是个阅兵场。在示威者曾经聚集在一起抗议《朴次茅斯和约》的日比谷公园，中等阶级的家庭可以欣赏城里一些最古老的树木，看到江户城堡以前的一些城壕和护城河。不过对多数人而言，真正吸引人的是公园里的西式设施：草坪和季节性的花圃、专门给刚流行起来的骑自行车运动准备的运动场地、一个有着优美喷水仙鹤的大喷泉、屋顶又大又圆的演奏台。星期天和法定假日乐队会在那里演出，还有供应外国风味点心的餐厅。 去现代的百货公司也让大正时期的家庭兴奋。从日比谷公园穿过银座到三越和白木屋百货公司只是一小段路而已。这两家百货公司面对面分别矗立在商业城市江户以前的中心日本桥的两端。如果说地点是传统的，那么商店可以毫不羞愧地说是现代的、新奇的。1911年，白木屋（现在的东急连锁店的前身）盖起了东西合璧的4层大楼，安装了国内第一架电梯，让女店员统一穿上西式服装，以此招徕顾客。三年后，三越公司（前三井吴服店从1904年开始使用的注册名）兴建了5层的文艺复兴式大楼作为回击。新三越百货公司据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大的建筑物。它的特点是安装有中央暖气系统、日本的第一架自动扶梯、电梯以及一排排的玻璃展示柜。在那些百货商店，中等阶级家庭可以购买最新的产品：森永牌牛奶巧克力和饴糖（1913年开始销售）、三环牌肥皂（1916年）、飞行者牌钢笔（1918年）、含牛奶的可尔必思牌软饮料（1920年）以及松树牌缝纫机（1924年）。不过，新型百货商店不仅通过供应商品，也通过提供文化和娱乐来吸引中等阶级。它们的游戏室、展览厅、屋顶花园和西式餐厅使得到三越或白木屋成为所有家庭成员都期待的事。 叛逆的年轻人 在市区，中等阶级的家庭经常会遇到“摩登女孩”和“摩登男孩”。他们倾向为自己设定一种新身份，是日本一些主要城市的学生和其他年轻的未婚成年人的文化偶像。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年轻人甚至在人群中也不难辨认。“摩登女孩”喜欢留短发，把头发剪得短短的，露出耳朵和脖颈，穿式样大胆且短得吓人的裙子、高跟鞋和可以炫耀双腿的透明长袜。与此同时，一首流行歌曲设想了现代男孩的形象：蓝衬衫、绿领带、喇叭裤、圆顶硬礼帽、劳埃德眼镜，即那种由哈罗德·劳埃德推广开来的角质架眼镜。年轻男子精心选择的发型是全部头发往后梳的那种，也就是头发从前额处齐齐地向后梳。 东京的摩登女孩和男孩把“在银座闲逛”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他们为这种消遣创造了另一个新词：银步（也有人翻译成“到银座逛逛”或“漫步银座”。——译注）。由银座和漫步缩略而成，意思是“漫无目的地四处逛逛，乐得碰碰运气”。在银座区，年轻人可以进啤酒馆、酒店，逛逛爵士俱乐部，在舞厅试试最新的舞步，在剧院观看日本剧作家的原创作品以及翻译过来的亨利克·易卜生以及莫里斯·梅特林克等西方人的戏剧。另一个年轻人经常出没的地方是浅草。它以颇受欢迎的电影院和“浅草戏剧”而闻名。前者如1903年开放的日本首家永久性电影院——电宫，后者则包括各种各样的音乐剧作品，从日本人表演的纯正西方歌剧如《弄臣》《魔笛》，到轻歌舞剧以及本地制作的滑稽剧。 银座和浅草的那些人创作了许多电影、戏剧，塑造了比生活更有力量的俘获日本年轻人想象力的人物，促进了城市新文化意识向日本各地区传播。新世纪第一位真正的国家级明星是松井须磨子。她1886年出生于农村，1902年来到东京，曾经当过裁缝，有过两次不愉快的婚姻。1905年，她加入了一个戏剧社，由此发现她热爱的原来是演戏。1911年，松井须磨子出演了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角，引起了杂志和大众报纸的激烈讨论。因为它暗示不应该认为婚姻或男人在一家之中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两年后，这位漂亮的年轻女演员出现在赫尔曼·苏德曼的《故乡》中。该剧在日本上演时，剧名改成了主人公的名字《玛格达》。在法国和意大利，当时最伟大的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和爱莲诺拉·杜丝使该剧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在日本，松井须磨子通过扮演一个偶像化的，违抗父亲的命令成为一名歌剧演员的年轻女子角色，表达了另一种情感。 有创造性的、精力充沛的松井须磨子，几乎凭一己之力为唱片业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1914年，她在全国巡演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发行了留声机用的唱片《喀秋莎之歌》，它售出了2万张，引发了通俗音乐的热潮。在随后的十年，新曲调的出现捕获了日本摩登青年轻快活泼的心。他们对今日的快乐似乎比对明天的责任更感兴趣。1929年作曲用于同名电影中的《东京三月》在东京的各家酒吧和咖啡馆免费分发，其中充满了国外的新名词，如爵士、利口酒和舞女： 在爵士乐声中跳舞，喝利口酒，直到深更半夜。 黎明，舞女抹去泪水…… 忙乱中我捡起一枝玫瑰， 在玫瑰里我发现了爱人的余味。 这首畅销歌曲的其他几段通过提起丸之内、浅草和银座区的魅力，称赞东京的年轻人文化。其中一段这样开始：“我们看电影吗？/要喝杯茶吗？/还是该乘小田急溜走？”最后一句指的是小田急电气铁道公司。它有快车开往东京以南的城镇，那里阳光明媚的海滩和树木繁茂的小山为希望逃避家人朋友窥探眼睛的浪漫情侣提供了避居地。 1899年，就在进口了第一台爱迪生“维太放映机（Vitascope）”和电影摄影机两年之后，日本人开始制作电影。到大正中期，12个以上的公司每年拍出的电影大大超过了100部。其中许多武士片和嘲笑辛劳的白领职工的作品，如1924年的《星期天》，把中等阶级的夫妇吸引到了电影院。“情色喜剧”，如《抚摸大腿的女人》以及《电工和他的妻子》则以年轻观众为目标，后者由栗岛素美子主演。她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和20世纪头十年的松井须磨子一样受欢迎。1924年，她的一部电影播映时，一天之内影迷就购买了4000多张她的照片。 正如新中等阶级家庭的鼓吹者那样，叛逆青年的出现预示了传统两性关系的重新调整。但是，如果说职业女性希望在双方都满意于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和配偶达到新的平等，那么，摩登女孩则宣扬性开放，以表示自己不愿被传统道德的锁链束缚。短发就是公开的情欲。摩登女孩还喜欢挑逗性的调情、淫秽的双关语和各种各样的诱惑，这至少有杂志上一些文章的说法为依据，如创办于1916年作为妇女问题论坛的《妇女评论》以及《国王》，后者以有关时事和不落俗套的社会潮流、娱乐、时尚、运动、幽默，以及艺术文章为特色。 行为可能和形象相符。在温暖的夏季夜晚，东京警察定期巡查整个日比谷公园，叫那些来自中等阶级家庭，在家人回家后偷偷溜进公园的年轻情侣们起来。《妇女评论》的男编辑把他采访过的年轻女子向他递条子，告诉他“今天我独自睡觉，请过来吧”这样的事视为理所当然。整个国家都惊讶于松井须磨子生活的跌宕起伏。这位女演员总是充满激情，有时在感情上三心二意，和她已婚的导演老师有着热烈、公开的风流韵事，后者抛弃了妻子儿女和她同居。在他意外地死于流行性感冒后，1919年1月5日，松井须磨子在完成《卡门》的首场演出后在后台上吊自尽，举国震惊。 羽仁元子和松井须磨子是世界主义者，她们熟知行为准则、社会结构以及成为所有现代化国家中人民共同财产的思潮。在各行各业的日本人民开始探索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政治、职业和社会中的新可能性时，她们代表了大正时期的特征：无穷的活力和具有爆发性的能量。不过，这两个人基本上屹立在两极。羽仁元子代表了中等阶级的妇女，她们在家人、家庭和职业圈定的情境中力求自我实现，她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使摩登女孩这个群体看起来是享乐至上的。与此不同的是，对一些年轻女孩而言，她们认为或者希望自己是个完全解放的人，她们的生活方式嘲笑着她们眼中中等阶级主妇们陈腐的传统主义，而松井须磨子则是个光辉灿烂的文化英雄。 在同一时期，羽仁元子和松井须磨子都拥有自己的追随者。这一点说明了大正时期的新觉醒和对新现代性的追求伴随着非常严重的紧张状态和意见分歧。对许多日本人来说，自由、民主、与西方的合作、家长式统治的殖民主义，以及易卜生和托尔斯泰都“不再是陌生人”的文化环境的介入，代表了发展的主流和使他们成为不仅是日本人也是世界公民的进步之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赞同这一点。正如想象的对中等阶级生活的满足打动不了像松井须磨子这样的女子的心弦，经过一段时间后，某些日本人也开始怀疑民主、资本主义以及和西方大国合作这些事物的所谓价值。随着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渐次发展，这些心怀不满的日本人发动了抗议，冲突和斗争成为大正时期充盈气韵和活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