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新世纪之初，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河上肇博士对于工业革命带给日本国民的福祉感到很是欣慰。他相信，经济发展已经使日本变得更加稳定和强大，而那些从工厂和车间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产品，则预示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全体国民，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能够享有使得生活更加美好的物质产品。这一点对于河上肇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是一个怀有纯粹大公无私情怀的人文主义者。1905年，当时河上肇只有二十来岁，他就离开了自己的妻儿而皈依佛门，进入了一个叫“无私家园”的隐修院。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认识正处于转变调整时期，他深深地陷入了一种神秘的冥思苦想状态——“直接面对死亡”。清醒过后，他更加坚定地想要消除所有个人欲望，并且想要通过教学以服务于公众。河上肇一再解释说，他的道德准则的基石是耶稣在“福山宝训”中的布道之言：“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马太福音》第5章第42页) 1908年，河上肇担任了京都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开始对自己以前对工业化的热情产生了怀疑。在他的周围，他看到了贫困和财富的分配不均。一开始，他将这种贫苦工人和富裕中产阶级共存的社会现象归因于日本经济现代化的相对不成熟，然而1913年至1915年间的一次欧洲之行使他相信：贫困甚至困扰着那些最先进的工业社会。在他的一本名叫《贫乏物语》（又译《贫困的故事》。——译注）的畅销书中，河上肇写道，贫穷与富裕之间的鸿沟将会永远存在，因为工业化将自私自利作为其道德准则的基石，并且使得资本主义剥削成为美德。 为了寻找既能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同时又能消除贫困的方法，河上肇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地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终他发现，“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生产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分配”的格言同他早些时候在耶稣布道中发现的人本主义能够产生共鸣。对于河上肇来说，马克思主义势必取代资本主义，因为它不仅能保证快速的工业化，同时也能使财富平均分配。1928年，他的学生关于任何理论的正确性都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的批评深深打动了河上肇，这位举止和善的教授辞去了他在京都大学的工作，开始为一些劳工组织辩护发言，并且以左翼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国会的竞选。 从学者到政治活动家的转变是河上肇自己的选择，但是他的经历标志着许多日本人在大正时代思想上所发生的改变。正如羽仁元子和松井须磨子挑战传统的家庭和妇女理论所显示的那样，一些人开始怀疑工业资本主义的效率、合作型外交的精明，以及议会民主制解决困扰这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难题的能力。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很多关于日本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前途的辩论，这些辩论往往很是喧闹，并且争论得十分激烈。 现代经济及其对照面 尽管城市居民经历了米价高昂的痛苦，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给日本的企业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会。随着英国在中国和印度市场上的后退，精明的日本企业机会开始多了起来，它们增加了对这些地区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的销售；同时在国内，国产商品也开始取代了西方进口商品在商店货架上的位置。此外，20世纪初刚刚在重工业领域出现的那些新兴企业，如神户制铁所（1905年）、三井矿业开发株式会社（1911年）、住友电器株式会社（1911年）以及国有的八幡钢铁厂（1901年），也都从协约国的军火、机器零件、化工产品、水泥和钢铁产品的订单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随着交战国的商船卷入战争之中，日本的海运船队获得了新的业务，国内的造船厂也由于新的订单而加紧了生产。总而言之，日本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在1914年至1918年间增长了40%，平均每年接近9%；利润也迅猛增长，在一些大公司常常超过实付资本的50%。1919年至1920年版的《日本年鉴》记录道，从1915年到1919年，日本的百万富翁人数猛增了115%。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推动作用，在由一个主要依靠农业和轻工业的国家向一个重工业和城市工业在经济中占绝大比重国家的转变过程中，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历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转折。在20世纪20年代，正如表11.1所显示的那样，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接近并超过了农业部门。与此同时，刚刚兴起的重工业则开始在整个制造业产出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 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如表11.2所示，日本依然大量进口制成品并且其出口严重依赖于初级产品。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种情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制成品在其全部出口中占到了90%，在进口中初级产品也已经超过制成品。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日本的经济结构看来已经出现了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所具有的那种典型特征。 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在大正时代,一些伴随成长而来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日本，虽然此时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其中特别麻烦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一种环海岸线的特征。尽管在大正时代日本经济增长很快，在1910年至1920年几乎增长了60%，在20世纪20年代也达到了30%左右，然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如示意图11.1所示，日本却经历了生产下滑，并且这种波动一直伴随着整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工业生产的加速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已经使得这个岛国对世界经济的波动更加敏感。战时繁荣过后，随着与战争有关的产品出口需求的枯竭以及西方国家在南亚重新夺回市场，日本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后，正当经济在战后的萧条中艰难恢复之时，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袭击了东京和周围的一些城市。当时正是中午，人们正在准备午饭，轻微的颤动开始了，随后的剧烈震动和熊熊大火夺去了100 000人的生命，摧毁了东京60%以上的房屋，将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工厂和车间夷为平地，而这里正是日本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为了刺激工业基础的重建，日本政府向银行提供了可供贷款的新的财源。这些贷款随后被贷给愿意参加重建工作的企业。经济增长率开始逐渐上升，然而到1927年的春天，关于那些贷款银行将要倒闭的谣言开始盛行。4月份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储蓄者们开始去银行提款。随着一些储蓄机构的关门倒闭，日本政府宣布对银行进行为期三周的停业整顿。在其后的一年里，金融机构的账目平衡刚刚有了一点起色，结果日本经济却又陷入了一场伴随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而来的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在大正时代，当日本的制造业分裂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时，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在这个二重结构的顶层，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主要包括那些获利丰厚的制造业企业，以及隶属于财阀企业集团的一些公司，还有几家大型纺织企业。例如钟纺纺织株式会社，这是一家成立于1887年的公司，在1889年隶属于三井财阀集团，随后这家公司又转而生产化妆品和药品。与此同时，那些生产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的中小型企业和一些为大公司提供部分中间产品的分包公司，则构成了这个二重结构的底层。 日本现代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那些小型和中等规模的企业继续在其工业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1929年，雇工4人或4人以下的企业的产值在整个制造业产值中占到了20%，雇工在5人至90人的企业则生产了另外的40%。此外，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就业机会的增长，也出现在这些中小企业里。有统计数字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劳动力就业增长了11%，而雇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里，就业人数却下降了90 000人(占1920年劳动力的16%)。因此，在大正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制造业产出的绝大部分是由那些小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的。这些企业和明治时代盛行的轻工业具有更多的共同点，与烟囱林立的现代重工业起主导作用的大正时代的景观相比，则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农业部门中的顽疾也困扰着大正时代的日本经济。在19世纪90年代到大正时代末期这一段时期中，农村中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得到相当大的改善。然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不总是能够给日本的农民带来经济上的稳定，因为农业依然是一个十分脆弱的部门，往往一次农业歉收或谷价下跌就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结果是，一方面，日本的农民享受了战时繁荣带来的好处，收入也由于不断上涨的米价和蚕茧价格（这些蚕茧是由全国五分之二的农民家庭生产的）而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战后的十年也充满了危机。1918年以后，由于政府加大了对朝鲜和中国台湾廉价谷物的进口，日本农民的稻米收入开始下降；同时，蚕茧的价格在1925年至1929年间下降了30%，1931年则又下降了三分之一。20世纪20年代世界范围的大丰收意味着日本农民在其他农作物上也不会获得好的收益。随着农产品价格的猛跌和这一价格后来几年在令人失望的水平上徘徊，日本农村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除了精神上的痛苦之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开始出现明显的差距。许多农村居民感到，他们并没有得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受教育和提高文化修养的机会。由于认识到自己正处在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农村家庭和他们的发言人开始表达他们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治生活中一个激烈而又敏感的问题。 焦躁不安的佃农 在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危机中，向地主租种部分或全部土地的农户首当其冲。20世纪以来，在自有耕地的同时又向地主租种一部分土地的自耕农的比重逐渐增加，在1917年占到了全部农户数的41%左右；与此同时，28%的农户完全没有自己的土地，只有31%的农户拥有自己所需的土地，他们要么自己耕种，要么租给别人耕种。不仅自耕农和佃农家庭要支付高额的田租，这些田租一般占到全部收成的一半左右，这种租率在明治时代早期很是流行；而且，日本中部和西部的农民立刻感受到了农产品价格下跌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他们往往是从那些商业性作物，如大米、大麦、小麦、烟草和蚕茧的销售中获得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在农产品价格下跌给中农和佃农家庭带来困境的同时，战后的经济萧条又减少了这些家庭通过一个或几个家庭成员进工厂做工以弥补收入损失的机会。 对20世纪20年代的不满情绪来说，广大农户与从前相比越来越多地卷入世界市场这一事实，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在附近城市工厂里的季节性和临时性工作，使农民开始了解了其他国家生活方式的一些知识，并且他们也被告知，佃农必须顺从于地主这一传统行为规范并非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同样地，军队的征兵也增强了那些出身佃农家庭的年轻人的自信心，他们在部队中可以得到晋升，并且可以领导别人，包括那些参加战斗的地主的儿子。对于全体农民来说，接受学校教育的经历，激发了对诸如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公正性这些话题的兴趣，同时，报纸和杂志的普及也给他们带来了俄国革命在观念上的冲击，激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和农民所普遍遇到的困境这些话题的讨论。 20世纪20年代收入的下降，对于居住在那些经济边缘地区的贫苦佃农家庭来说，增加了对真正困境的恐惧。与战前相比，很少有自耕农家庭具有灾难性的经历，但他们抱有的新世界主义的观念和20世纪头十年的繁荣使他们对于生活到底能向他们提供什么怀有很大的期望，并且促使他们不愿接受生活水平下降的事实。所有地区，特别是在那些商业性农业发展很普遍的地区，自耕农和佃农团结在一起，同地主在农会里展开集体性的讨价还价。在明治时代后期，地主和佃农之间的争执只是偶尔发生，但这种对抗的次数在20世纪20年代急剧增加。官方统计数字表明，大概有18 000起这类事件在这一时期发生，如表11.4所示。 在20世纪20年代，佃农家庭提出的抗议声明有四分之三是以减租为目标的，并且他们的抱怨主要是表达对离乡地主的不满。传统上，乡居地主在佃农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是通过诸如调解土地纠纷、安排婚礼、主持节日宴会、赞助本地节日庆典等活动来施加的。此外，乡居地主还常常为那些家道不幸的佃户提供生活上的基本保障，在农闲季节提供诸如修理农具、清理仓库等活计，并且在收成特别不好的年份还给予佃农一定的减租。然而，在大正时代，许多地主，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几乎有一半左右，抛弃了依附于他们的佃农而涌入城市，靠收取田租过活。他们有的找到了新的职业，充分享受城市生活带给他们的快乐。这种举动割裂了那种传统的使地主与农民结合在一起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之间的责任义务，使得那些城居地主备受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