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大正时代农民的抗议活动取得了多重的效果。在绝大部分这类事件中，如表11.5所示，抗议者要么战胜并逼迫地主做出让步，要么通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使地主让步。从这一点来看，抗议者们已经取得了他们预先所设想的那种即时效果。然而，从长期来看，佃农们的这种运动仍在进行，他们开始对城市化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后果提出质疑，并且造成了一种危机感。这最终导致了政府对农村生活的干预。 愤怒的工人 在新世纪之初，日本的城市工人也表达了改变那种他们称之为不公平的恶劣工作条件的强烈愿望。纺织车间的女工们在那种臭名昭著的工作环境中挣扎着过活，而那些新兴产业里男性工人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19世纪劳动力的迁移，已经给工人们留下了一个整天酗酒、赌博，虐待家人的坏名声，人们往往认为他们道德败坏。对工人的这种看法使他们陷入了一种自我怀疑的境地。1913年，一位工人嘟哝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当我一身臭汗、全身油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都是肮脏的。我在怀疑，我们工人到底是不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 在重工业企业工作的工人往往没有什么自尊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大企业往往要求工人身着色彩单调的工作衫或是提供某种临时凑合的工作服，这与作为首要职工群体的那些西装革履的经理和技术人员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在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中，处于上层的那些现代企业对经理往往按年发薪，对技术人员则按月，而对普通工人则是按日计资，并且不向他们提供额外的福利，包括公司的住房、利润分红和医疗保健，而这些额外的津贴则开始作为那些中层经理和技术人员们薪水的组成部分。 尽管公众对工人的印象不怎么好，工人们和那些同情他们处境的人还是成立了各种团体以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并且为他们争取更好的工作待遇而与资方进行谈判。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以维护男工权益为宗旨的“友爱会”于1912年8月成立，目标是为其成员提供相互之间的帮助，培养他们的人格，改善他们的技能，提高他们的地位，并且注重促成工人们和管理层之间关系的融洽。1918年，有30 000人参加了这个团体，其中许多人向该团体的半月一期的简报提交了报告，这份简报提倡工人们过一种简朴、高尚、稳定的生活。友爱会哲学的核心是一种相互联系的观念，那就是工人们必须努力工作并且尊重他们的雇主，反过来，雇主们也必须承担善待工人的责任。一篇登载在友爱会公共刊物上的文章写道：我们工人天生软弱无力，并且生活条件也很差，“我们渴求强有力的保护者能够具有人性的温存，我们祈求您的父母般的关怀，而我们也会努力工作，像孩子般向您表示孝顺。” 在大正时代中期，许多工人和工人运动领袖给善待工人的观念带来了具体的目标，那就是要求雇主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并且要给予蓝领工人只有管理层才能享受的额外津贴。当一些公司未能满足工人关于更加善待他们的要求时，一些人放弃了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所推崇的那种含蓄方式，转而采取了更加充满暴力的直接行动。有的人直接放下手中的工具而离开工厂，就像明治时代那些失望的工人们所做的那样。1918年，纺织企业里只有不到一半的女工能在一家工厂连续干上一年。1905年至1915年间，钟纺株式会社的一家大纱厂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女工未经允许而离开工作岗位。在一些重工业企业，男工们经常跳槽，为的是寻求更高的工资和锻炼他们技能的更好机会。在这些企业里，人事变动率在20世纪头十年往往高达75%。 到20世纪20年代，越来越多愤愤不平的工人开始加入工会。在新世纪初，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已经规定，任何人使用暴力、威胁、公开诽谤、煽动和鼓动等方式，鼓励他人加入工会和参与罢工都是违法的。尽管该法案没有明文禁止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但它确实迫使工人们只能通过一些非暴力的友好团体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例如像友爱会那样的组织。不过，1919年原敬内阁以一种更加宽容的方式重新解释了该法案，允许组织和平目的的工会和罢工，随后，工会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表11.6所示。随着工会将普通成员组织起来，它们便开始以一种更加自信和强势的姿态提出关于工人权利的要求。甚至友爱会也更改了自己的名称，1921年改称“总同盟”（更正式一点，叫“日本劳动总同盟”，即日本劳工联合会），并且采取更加激烈的方式来争取工人们集体谈判提高工资的权利，以及努力寻求最低工资保障和禁止使用童工。 这些新的冲突导致了更多的罢工，如表11.7所示。各行各业的工人都参与到罢工中来了，例如，1921年3月，东京细布公司的女工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强烈要求公司增加她们的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废除夜班并且改善她们的伙食。在那年的夏天，大正时代最大规模的罢工爆发了。位于神户的两家名叫川崎和三菱的造船厂，有将近30 000名熟练工人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强烈要求管理层考虑给他们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的要求。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于1927年到1928年间在规模不大的野田酱品公司爆发，这家企业位于千叶县，所产酱油十分有名。 野田酱品公司的工人罢工表明了20世纪20年代的劳资纠纷是多么的激烈，弥合二者之间的分歧又是多么的困难。在此期间，工人罢工平均会持续30天，而在1919年则只有11天左右。野田酱品公司的劳资纠纷开始于1927年9月16日，当时大约有2000名工人要求厂主增加他们的工资，承认他们的工会，这个工会是日本劳动总同盟在当地的分支。然而，管理层却寸步不让。1921年12月，工人们成立了工会组织后，虽然野田酱品公司老板曾经满足过工人们一系列关于缩短工时、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但此时，厂主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将任何引起麻烦的工会势力清除出他们的工厂。1927年秋，作为对工人罢工的回应，管理层将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全部正式解雇，随后雇用了一些临时性的工人。于是事情便变得更加糟糕，被解雇的工人袭击了那些顶替他们的工贼，将硫酸泼在其中一人的脸上，导致那个人双目失明。随后，警察在某条罢工纠察线上殴打了其中一名工人，工人们则以威胁厂主相报复，这些厂主早已将他们的家与外界隔离开来，并把他们的家人送到远方的亲戚处。最终双方在一个调解小组的斡旋下同意坐下来谈判，这个小组是由德高望重的涩泽荣一领导的。1928年4月9日，野田酱品公司老板终于答应重新雇用三分之一的被解雇工人，并且向其余的人发放离职金，但最终迫使工人们同意解散了工会。 总的看来，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那些愿意转换工作、加入工会、参加罢工的工人，一般都会从他们的雇主那里取得不小的让步。据有关估计，20世纪20年代的劳资纠纷，一半以上都是以资方屈服于全部或很大一部分工人的要求而收场，就如野田酱品公司老板们所做的那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重工业企业里的工人，往往能够更加容易地迫使资方增加他们的工资，并且将这个工资水平保持到战后的萧条时期。此外，在大正时代，有相当数量的纺织企业和二重经济结构中处于上层的一些大企业，开始向熟练的蓝领工人发放相当可观的额外津贴。 随着一些公司转向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它们在面对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时，往往采取一种直接而又自觉的回应，并且劝说工人，使他们相信没有必要参加工会组织以改善自己的生活。钟纺集团率先在其纺织企业里实行家长式管理。此后，日本的一些公司领导层逐渐认识到：他们并没有源源不断的女工愿意冒受工伤甚至得肺结核的危险以完成5年期劳动合同。因此，这些公司开始实行各种计划以改善本公司的形象，使得公司在职工的心目中就像是一个家庭。为了促进工人们和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交流，钟纺集团在企业里设立了意见箱，工人们可以把自己关于如何改善工作条件的意见和评论投入该箱，此外公司还赞助了一份内部杂志，并且向女工们的乡人分发公司简报。对于未婚的员工，公司往往改善他们寝室的生活设施和为他们加餐。对于住在公司里的已婚员工，公司往往对消费者合作社、日托托儿所和职工幼儿园进行补助。对于全体员工，公司向他们开放各种文娱设施，并且为他们提供关于缝纫、社交礼仪、茶道、花道、书法、音乐等方面的夜校教育。 与此类似，在大正时代，重工业领域里的一些大企业开始向那些稀缺且难得的熟练蓝领工人提供补助金。1915年，友爱会在芝浦机器制造厂里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三个月后这家公司便建立了一个由职工薪水抵扣和公司捐款资助的共同互助社，并且开办了职工医务室，宣布任何受到工伤的职工都可获得一年的补偿。此外，该公司还实行了一系列的退休金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造船厂和钢铁厂也向职工提供了类似的待遇，以留住越来越稀缺的技术人员和阻止一些经验丰富的蓝领工人跳槽到别的公司。其他一些大企业纷纷效仿。在20世纪20年代，各种奖励计划一般都包括终身职位的许诺和基于工龄的加薪，以及季节性红利和根据工作年限的退休补助金，此外还有诸如健康医疗服务、公司内部培训和开办各种文娱设施，例如图书馆、康乐室和健身房等等。 就在各个公司的管理层相继采取一系列福利措施的同时，他们也充分利用早期工人们所熟悉的那种甜言蜜语，以便树立公司作为一个温暖的充满欢乐的大家庭的形象。在这个家庭里，工人们互相尊重、互相照顾。正如桂太郎首相第二个任期内的邮政大臣后藤新平所说的那样：“工人们应该像一家人一样互相照顾和鼓励。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服从家长的命令，做家长期待他们做的事情，并且要始终维护家庭的利益和荣誉。我将努力使我们的工人树立一种为了工作而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也十分推崇与人为善和相互信任的道德准则。”为了使这些空洞的说教具有实际的意义，许多重工业企业都成立了工厂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往往具有咨询的性质，他们将人数相同的经理们和工人代表们组织起来，讨论诸如生产力、工资待遇以及福利设施等一些问题。 由钟纺公司、芝浦机器制造厂所率先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企业所建立的一些理想化模式，最终都被纳入了日本的就业体系。尽管大正时代所引入的这些家长式做法在日本劳工管理实践的长期演变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工人们的天堂。事实上，只有小部分的蓝领工人和更少的不熟练劳工从这些新计划中受益。处在日本二重经济结构下层的那些小企业，往往缺乏那些大企业所实行的额外津贴计划的资金。此外，甚至重工业领域的一些大企业也往往未能向工人提供新计划中的全部补助，钟纺公司只是不同于其他纺织企业的一个例外。在那些纺织企业里女工往往占大多数，并且这些工人常常不能充分利用那些教育和娱乐设施。在工作了一整天后，钟纺公司里很少还有女工会有精力和意愿去学习茶道、插花以及其他一些中产阶级女孩所重视的才艺。 与普通工人们所享受到的那么一点点可怜的优待相比，雇主们却从这些计划中享受到了相当多的好处，即使在这些计划实行的初期也是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重工业领域的人事变动率急剧下降到只有每年15%到20%，这大大低于前十年，尽管在此期间，一些纺织企业，包括钟纺公司在内，发现要想留住员工是越发的困难。此外，更加稳定的劳动力为雇主们创造了更多的利润，因为他们用不着再从预算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新员工的招聘和培训。一些公司往往通过克扣那些非熟练工和临时工的薪水，来补偿用在留住那些待遇优厚的终身员工身上的开销。这些非熟练工和临时工往往没有享受额外津贴的权利，并且在经济衰退的第一时间就会被解雇。这些新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工人们参加工会组织的热情。那些终身员工和在工厂委员会里有发言权的工人往往同资方进行直接谈判，以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与此同时，许多雇主坚决不承认工会组织作为与他们谈判的合法对象，正如前述野田酱品公司的雇主们所做的那样。结果，在1931年，仅仅有8%的非农业工人参加了工会组织。即便是这样的比率，在20世纪30年代也还是继续下降的。 政治分歧的扩大 在大正时代参加工人运动的劳动者中，大部分人已经逐渐被纳入日本不断发展壮大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他们像农村家庭一样，也被动员起来争取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就像1918年的报纸关于“米骚动”所报道的那样。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19世纪一二十年代，其他日本国民都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信心。河上肇也认同这一点。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残酷剥削弱势群体，而且扭曲了人们在明治时代所怀有的梦想。在日本国民心目中，明治时代的生活是那么的美好和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