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在认识到财富和权力往往结合在一起之后，一些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鼓吹诸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其他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了左翼政党，以图改善自己同胞的生活状况。 在日本，社会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几乎是同时开始传播的。早在19世纪90年代，一些人，如作为作家和大学教授的安部矶雄就鼓吹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的严密监管更符合广大日本国民的利益。1901年春，安部矶雄和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这是日本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存在的时间很短。该党纲领中所阐明的一系列非经济的社会问题，在新世纪初激发了日本左翼分子的思想：反战主义、军备的削减、贵族院的废除，以及实现公民的普选权。 其他左翼分子则提倡更加激进的社会变革。幸德秋水和菅野须贺就是日本早期最具影响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菅野须贺是社会民主党的发起人之一。一开始他主张通过宪法程序将政府从政客、股市操纵者、军国主义者和贵族手中转移到人民的手中。他认为，“这个进程的第一步应该是将政治权力分配给全体国民，最终我们将废除土地和资本的私有权，把劳动果实还给生产者”。1905年至1906年，在旧金山与一些美国激进主义者商议之后，菅野须贺回到了日本。此时他认为，只有通过直接手段，如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才能推翻政府，并最终将政治和经济权力归还到工人阶级手中。 当幸德秋水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时，她就以对政府的尖锐批评而闻名。在1909年与菅野须贺同居之后她便鼓动他反对政府。她自认为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宣称：“煽动骚乱，从事革命行动甚至暗杀活动，对于唤起民众的觉醒是必要的。”随后不久，她便认为明治天皇“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他必须得死”。1910年，她和菅野须贺等参与了“大逆事件”。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暗杀天皇的事件。在被警察抓获并审判之后，1911年1月，幸德秋水、菅野须贺还有其他十名参加者被处以死刑。在被处死的前夕，幸德秋水在囚犯记事本中写道：“鹅毛大雪盖住了松柏的枯枝，整夜的大雪使这个世界一片银白。雪啊，你下吧，下吧！越来越深，直到盖住东京这个罪恶的城市，犹如整个大地埋入灰烬。” 有人将“大逆事件”比作日本激进主义者的“严冬”。然而，大杉荣很快再次振作起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他在自己主编的一些刊物中阐述了自己的哲学。在他的眼里，整个社会只包括两个阶级，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事实上，所有的社会结构，从政府到宗教，只不过是压迫人们的工具。“社会在进步”，大杉荣写道，结果是“压迫人们的工具也在不断发展”。他接着指出：“政府！法律！宗教！教育！道德！军队！警察！法院！国会！科学！哲学！艺术！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的社会机构，都只不过是暴力和欺骗的手段！” 作为一名自我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大杉荣竭力反对一切通过国会所推行的改革，认为只有通过发动工人罢工以及其他一些激进的手段，才能推翻国家机器，颠覆资本主义制度。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反对一切社会习俗的偏好相得益彰。1916年，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情人，那位情人名叫神近市子，是一位著名的记者，转而和著名女权运动者、无政府主义者伊藤野枝同居在一起。这件事情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愤怒的神近市子行刺了大杉荣，当时大杉荣正和伊藤野枝在海滨胜地度假。 1925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成人普选权法案，为那些左翼分子在宪法框架内寻求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新的契机。这项法案是在加藤高明首相及其宪政会同事的支持下通过的。这一举措废除了将公民所缴税款和选举权挂钩的做法，将选举权普及到所有年龄超过25岁的男性青年。从某种意义来说，加藤高明首相的这一举措是基于以下考虑的，即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日本想要跟上其他先进国家的步伐，它就必须这么做。然而，对于日本国民进一步扩大他们政治权利的要求，宪政会也做出了回应。多少年来，吉野作造和其他一些自由刊物的投稿人，一直致力于在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活动，以促进公民选举权的普及。这些活动与“米骚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战斗性的增长，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对暴力革命的号召一起，促成了那些立法者即使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开始将公民普选权作为抑制大规模骚乱的手段。 当这项法案墨迹尚未干时，日本全国各地便涌现出了许多以维护佃农和工人利益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些新成立的政党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劳动农民党。它是由一些劳工领袖和同情他们的左翼政治人士，如安部矶雄等，在1926年3月成立的。此外，就是成立于1926年12月的日本劳农党。这两个政党相对来说都比较温和，主张通过议会选举和采取民主手段来改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劳动农民党的成立宣言中，其成员“打算取代现有政党”，比如政友会和宪政会，“因为他们仅仅代表了特权阶级的利益”，并且要“通过合法手段”改革“不公平的土地和产品分配制度，以实现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解放”。尽管具有这些雄心壮志，但在1928年的日本国会选举中，只有两名劳动农民党候选人和一名日本劳农党候选人取得了议会的合法席位，虽然这在成人普法权法案颁布以来尚属首次。 在这些政党中，比较成功的还是成立于1926年12月的社会民主党，该党最初是由安部矶雄领导的。该党的成立宣言不承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这不符合社会大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体系损害了人民大众的生计。该党誓言要通过“正当手段”，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利益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该党在1928年的国会选举中成功地取得了四个合法席位，并且向国会呈交了一份纲领，号召将基础产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将田地重新分配给那些佃农家庭，通过福利法案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废除对民权解放的一系列限制，将普选权扩大到妇女。 这些左翼政党的鼻祖是1922年7月15日秘密成立的日本共产党，最初是由一些受到俄国革命鼓舞的记者和政治活动家所组成。由于政府的取缔和内部的派系斗争，该党于两年后解散，直到1926年12月才重新组建，并以地下活动为主。日本共产党主要致力于一些宣传性和教育性活动，影响甚微，然而它仍然团结了一些著名人士，如河上肇。他于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加入日本共产党的还有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些人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分析日本社会的系统方法论。此外，马克思主义也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国家如何经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又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强有力解释；并且马克思主义以全人类的幸福为出发点，号召人们采取革命行动，而这一点正与河上肇那些人心目中与生俱来的人本主义情怀相一致。 “移山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大正时代，一些女权主义者和学生参加了当时的社会大辩论。这些渐渐强大的声音，表达了对许多领域正在开展的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公平斗争的急切关注。它们所表达的对未来的希望，往往与那些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所提出的现代化观念相冲突。在这些新的社会活动分子中，有许多人是单独展开活动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与那些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相联合，而其他人则参加了一些刚刚成立不久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往往都是服务于各自所代表的团体利益。这些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更增添了那个时代的多元化气息，使得20世纪20年代充满了狂乱和骚动。 1911年秋，在观看了松井须磨子在《玩偶之家》这出戏中的精彩表演之后，一位评论家认为，娜拉这一虚构人物可以激励日本的“新女性”重新定位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一场关于“新女性”应该承担什么样理想角色的激烈辩论，出现在一本叫作《青鞜》（青鞜，即“蓝色长袜”。——译注）的杂志上。那份刊物于1911年9月由平冢雷鸟创办，她为自己的杂志取了一个和国际女权运动紧密联系的名字。为了将读者们的注意力吸引到20世纪妇女们的悲惨境遇上来，河上肇在这份杂志的发刊词中引用了一个关于日本太阳神天照女神的优美典故： 世界之初，女人是太阳。是一个真正的人。如今，她只是月亮。依靠他人生活，只能反射他人的光芒。这是一弯只有病态苍白容颜的月亮……现在，《青鞜》这份由日本妇女创办的杂志，凝聚着当今妇女的心血和劳动，第一次发出了她们的声音。 平冢雷鸟的杂志充分反映了日本妇女的心声。她们给这份杂志寄来了数以千计的表达良好祝愿的信，还有请求解答她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意见咨询。 在这份杂志的第一期上，有一首很特别的诗，由一位名叫与谢野晶子的著名诗人所写。她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为了激励日本和各国的女性姐妹： 移山的时刻已经到来。 虽然我这样说没有人会信。 曾几何时大山们沉睡不醒， 但很久以前它们即已与火共舞。 不管你相信与否都无关紧要， 我的朋友，只要你相信： 所有沉睡中的妇女 如今正觉醒并行动起来！ 作为一个经常给《青鞜》和其他权威杂志投稿的多产作家，与谢野晶子拒绝生活在一个基于男性权威的世界里，厌倦过一种周围充满了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说教的生活。与此相反，她强调对于新女性这个概念来说，摆脱外界的控制十分重要。作为一个名气不如自己的诗人的妻子和11个孩子的母亲，与谢野晶子认为妇女承担了许多角色——女儿、妻子、母亲、他人的朋友、国家的公民、地球的人类，她们必须在这些角色中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她相信，每位妇女都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但这只有在她们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教育和就业机会上的平等以及法律上的公正之后才能成为现实。同与谢野晶子对个人主义毫不妥协的强调相比，其他女权主义者往往倾向于通过全社会范围的奋争以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在大正时代，许多县份都成立了当地的妇女协会。它们创办了一系列的女权刊物，关注的范围很广，从扩大妇女的政治权利，到废除娼妓的合法化，再到通过立法禁止患有性病的男人结婚，等等。所有这些，都以增进妇女的福利和争取两性间的平等为目的。到1927年时，日本最大的妇女协会是早于1919年在大阪成立的拥有300万会员的关西妇女组织联合会。 20世纪20年代中，一些妇女关注的焦点是选举权。她们认为，如果妇女们想要完全取得男女之间的平等，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在家中作为母亲的地位，选举权是必不可少的。1920年3月，平冢雷鸟与一位来自名古屋的前记者市川房枝，合作成立了“新妇人协会”。市川房枝曾经协助友爱会成立过一个妇女解放组织。仅仅两年后，新妇人协会就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它劝说日本国会废除了1900年《治安警察法》中关于禁止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条款。在此之后不久，新妇人协会宣告解散。1924年12月，市川房枝组建了“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会”，以继续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事业。1931年，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会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因为立宪民政党内阁同意支持一项关于允许妇女在当地选举中投票的立法，甚至只要他们的丈夫同意，妇女们还可以在当地取得公职。尽管贵族院否决了该法案，但不管是政府还是女权主义者都相信，妇女的选举权最终将会实现。 然而，并不是所有女性都相信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能够解决她们的问题，于是她们转而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以图将所有的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从那种由自私自利的社会精英所建立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中解放出来。山川菊荣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她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写作，认为采取革命行动对于所有阶层的妇女都是有利的。在她看来，普选权、个人权利以及扩大的受教育机会仅仅有利于那些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妇女，而她的心是向着那些正在奋争的工人阶级女性的。在一篇文章中，她回忆起了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和一群年轻女工的相遇。那些女工们衣衫褴褛，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少得可怜的食物，一边奔向一个肮脏不堪的机器轰鸣的车间。在山川菊荣看来，这些女工是介乎机器、人和动物之间的混合物。此情此景使她联想起了曾经参观一个工厂时的感受：“我真的想向这些女工们道歉，并跪倒在她们面前进行忏悔。我想这样做的原因是我感到十分的愧疚。我——我们这些人正在折磨她们，欺骗她们，伤害她们。因此，我想向她们道歉，想对她们说我是她们的朋友。当她们跪在地上，赤着双脚，在没有暖气的车间劳作时，我没有一丝鄙视她们的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愧疚和苦痛交织在一起的情感。” 只有来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山川菊荣说道，才能在日本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