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开始鼓励妇女们投身到“普遍的无产阶级运动”中来。她在为“赤澜会”——一个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梦想的社团所起草的宣言中写道：“多少世纪以来，妇女们和工人们经历了无数的压迫。我们的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姐妹们沦为娼妓，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个人野心，夺走了我们亲爱的父亲、丈夫、孩子和兄弟。”正因为如此，她得出结论：赤澜会将“全力以赴向这个惨无人道的可耻可恶的社会宣战。所有想获得解放的女性都来加入赤澜会吧。社会主义是唯一能够将人类从受压迫和资本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的道路。姐妹们，为了正义和人性，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吧！” 就在关于新女性的大辩论显示出新的更加激进的倾向时，1918年12月，东京大学的一群男性大学生成立了“新人会”，即新男人会，并开始讨论关于社会改革和民主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为了与在其他50所大学里建立的类似团体保持一致，新人会的成员开始将人民大众理想化为日本社会中可以依靠的进步力量，并且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谴责那些已有的政党和政府并没有为广大农民和工人谋取福利。这些学生在新人会主办的第一期杂志中问道：“在我们迎接黎明的时候，谁应该承担改革当今日本社会的责任？是那些占据国家要职的特权阶级吗？是那些受过教育的阶级吗？是那些官僚、军阀、政客、资本家以及大学教授吗？”当然不是，学生们回答道。“他们的行为充满了邪恶、下流的记录，并且缺乏能够赢得民众信心的道义。我们对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信心”。于是，新人会的组织者得出结论道：“改革的动力必定来自青年自身，青年人具有纯洁的良知、敏捷的思维和旺盛的激情。青年人的血液是无瑕的，立场是公正的，思想是高尚的。谁能说我们青年人的出头之日不会到来？” 统治阶级不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公正对待日本的普通民众。这一观念激励着那些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一些人将西方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翻译过来，并且组织各种公开演讲和巡回讲演团以致力于社会进步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新人会中的很多积极分子都成为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甚至将友爱会引向了更为激进的方向。此外，还有一些人参与了农会运动。随着20世纪20年代各种激进运动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许多新人会成员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并秘密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致力于用革命的手段来治疗大正时代的经济和社会顽疾。 少数民族的声音 20世纪20年代中，日本的少数民族和异教徒也要求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公平。在德川时代，阿伊努人经常遭受那些大名领主和幕府官员的压迫；近代以来，他们继续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尽管明治政府已经赋予了他们日本国民的资格，但政府在官方统计中将他们列为“前土著居民”的做法，还是使他们的文化与日本的主流文化显得格格不入。此外，随后开展的同化运动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仅仅剥夺了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将他们隔离在孤立的小村落和城市贫民窟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日本逐渐显示出其殖民力量，种族身份的观念与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开始形成，对这一点那些来自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移民深有感触，而这也强化了对阿伊努人扭曲的看法。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不把阿伊努人看作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风俗的少数民族，而是将其视为与世隔绝的劣等种族。1912年，在东京大学主讲殖民政策的新渡户稻造教授将那种观点表达得很清楚。他写道：“阿伊努人是一个与拉普人有着很近关系的种族，还没有从石器时代进化出来，并且除了掌握一些原始的园艺之外，没有什么文明可言。”与此类似，其他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将阿伊努人形容为全身长毛的未开化的野人部落，是一个不能融入现代文明的即将灭亡的种族。 由于缺乏教育，为贫困所困扰并且居住在与外界隔绝的分散小村落和城市贫民窟里，阿伊努人并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改变人们对他们所持有的态度，也没有能力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有鉴于此，在大正时代，一些重要的阿伊努人发言人开始寻求融入日本的主流社会。1930年，他们成立了“阿伊努人会”，那是一个受到北海道社会事务部门监管的组织。此后，他们开始游说一些国会议员，以通过一些保障他们福利和公平待遇的立法。阿伊努人的其他一些成员则开始保存一些过去的民间故事和英雄神话，以一种看似消极的做法，努力抵抗对他们文明的同化，扭转本民族传统的日渐式微。1915年，一位人类学家记录下了一条据说是“长久被人遗忘”的传说，说的是阿伊努人进攻古代日本的首都，并且绑架了一名贵族少女。在1922年去世之前，19岁的知里幸恵编纂并出版了一套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集，包括现在著名的《猫头鹰神之歌》。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男孩“曾经富有但现在很穷”，但是他的高贵气质得到了猫头鹰神的青睐，神灵看出了这个男孩衣衫褴褛的外表下的真实身份，帮助他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地位，凌驾于“那些过去很穷但现在富裕的人们”之上。 大正时代，日本一些被社会所排斥的群体也发起了一系列反对歧视的运动。四十年前，即1871年，明治政府废除了一些侮辱性的词汇，如“秽多”和“非人”，并颁布法令，规定“从今往后，必须在就业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对属于这些阶层的人民一视同仁”。然而，这一解放敕令却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双重作用。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条法令废除了在居住和婚姻方面的一系列限制，但同时也正式消除了屠宰业和皮革制造业的垄断，因而损害到许多“部落民”的生计。这些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喜欢称呼自己为“部落民”。 日本的“部落民”有800 00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到2%，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由于害怕这些所谓的贱民会给自己的社区带来“污染”，许多普通国民反对政府的法令，甚至攻击这些部落民所居住的社区。在1873年5月一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有29名部落民死伤，他们的300座房屋被毁。在明治时代，这些部落民很少能在工厂里找到活干，除非他们向雇主隐瞒自己的身份。学校的老师也将部落民的孩子安排在班级座位的最后几排，并且当学生在操场上玩耍时，也将他们分开，以防止部落民的孩子和普通孩子有身体接触。公共浴室和理发店也拒绝接待他们。直到1902年，广岛的一位地方法官还支持一位非部落民妇女与她的部落民丈夫离婚，理由是他来自一个“劣等种族”。 在新世纪之初，一些部落民成员开始组织自我改良的社团，鼓励部落民接受教育,移风易俗，以便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当这些努力收效甚微时，一些忍无可忍的部落民成员开始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认识到，主流社会永远不会给予他们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机会。于是在1922年汇聚京都，成立了水平社，发誓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彻底的解放。水平社在全国成立了200个分社，发起了一场“部落民解放运动”，要求任何歧视部落民的人做出公开道歉。这些举措确实收到了不少成效：在大阪府，一些地主开始向部落民出租田地和房屋；在广岛县，公共浴室也向部落民敞开了大门。 水平社所取得的这些不大不小的胜利，并没能使所有部落民成员感到满意。他们相信，只有整个工人阶级实现了解放，他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1921年，一位新人会的活跃分子(192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号召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鼓励部落民与其他工人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受害者联合起来。由于水平社没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令人感到失望，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越来越多的部落民成员开始与一些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联合起来，有些还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政党。 同样生活在社会政治和经济边缘的是那些来自朝鲜的移民。从法律上讲，日本对朝鲜的吞并使得朝鲜人民自动获得了日本国民的资格，因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数以千计的朝鲜人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而移居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越来越多的来自朝鲜南部农村的穷苦男青年涌入日本寻求就业机会，因为像东方拓殖会社这样的日资农业垦殖公司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使他们全家沦为佃农。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后,许多人最终有了回国的念头，但仍有相当多的朝鲜人留了下来，使得在日本的朝鲜人数量由合并之初的1000余人上升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300 000余人，如表11.8所示。 除了为数不过数千的学生以及一小部分餐馆老板和店主之外，20世纪20年代里，绝大部分朝鲜移民从事的都是矿工、建筑工以及低级企业里的非熟练劳工等职业。由于没有什么资金可供他们创业，许多朝鲜人无奈地接受了贫苦不堪的事实，他们的薪水通常要比从事同种工作的日本工人低得多。更为糟糕的是，这些移民劳工经常要忍受各种无端的指责，说他们从日本国民手中“偷”走了工作岗位，说他们接受低薪水的工作从而压低了工资水平。因此，在日本的朝鲜移民发现他们往往成为社会歧视的牺牲品。报纸上经常把他们说成是没出息的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很少有房东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一项政府研究报告也认为：“在社会习俗上，朝鲜人和日本人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极度肮脏无序，他们遭到居住在附近的日本国民所唾弃是理所当然的。朝鲜人往往心胸狭窄，疑心病很重，并且嫉妒心很强，也容易误会别人。此外，在日本国民中有一种将他们看成劣等民族的趋势。” 面对持续升温的敌对情绪和社会歧视，朝鲜移民逐渐迁居到了诸如东京、横滨、名古屋、神户和福冈等一些工业中心城市附近的贫民窟里。最大的朝鲜人居住区位于大阪。1930年时，这个城市10%的人口是外来移民，这些移民的居住条件和那些部落民相差无几。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这些贫民窟的居民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应对手段，一些人通过犯罪来发泄对日本人的不满。这并不是这些移民忍无可忍的反常回应，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他们都受到了主流民族的歧视。其他朝鲜移民则开始选择一些政治性的斗争，例如在大杉荣的帮助下，1921年11月，一群朝鲜学生成立了黑浪社,以开展政治革命,争取最终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性别和国籍差别的平等社会。与此类似，还有一些朝鲜人开始成立劳工组织，其中有一些通过了激进的纲领。朝鲜劳工大阪联合会的创立者发誓，要“保卫阶级斗争的胜利果实”，并且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一些温和派的朝鲜移民领袖担心，政治性对抗和工人运动只会招致日本当局的敌对政策。1921年12月，他们成立了“互爱会”,以改善移民社区的形象和增进朝鲜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友谊。互爱会是一个调和性组织，它将殖民主义当作无法回避的事实，谴责激进行动是自取灭亡的做法。在东京和其他大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之后，互爱会开始发挥互助社的功能，以帮助朝鲜劳工寻求工作机会，并帮助他们解决劳资纠纷，还为失业者提供食物和住处，并为他们治疗疾病。互爱会得到了在日本的朝鲜移民的热情支持。到大正时代末期，它的在册会员数已经将近100 000人。 纷纷成立的各种新的宗教组织，为某些日本社会的失意者提供了庇护所。1924年日本政府的官方统计，将98个团体归类为“新出现的宗教”。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个数目翻了四番，同时，新的教徒数量也达到了几百万人。与德川时代后期成立的新宗教组织一样，20世纪的群众宗教运动往往都鼓吹他们的教宗拥有神授的神奇力量，可以帮助那些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失意的人战胜生活中的苦难，并最终建立一个充满希望的乌托邦社会，因此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大。 在这些新的宗教组织中，最突出的要算是大本教。它是由一名老年寡居农妇建立的，她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和许多其他在新千年成立的新教派的建立者一样，这位老年农妇过着一种极端贫困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存在“地狱之火烘烤的大锅里”。1892年，65岁的她突然进入了一种神奇的幻觉状态，在清醒后宣称她的身体已经具有某种强大的神秘力量，因此可以治愈他人的苦痛，对各种问题，从一般的婚姻障碍到生存危机，都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大本教的大发展是在1898年，当时，农妇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能够有效地对农妇的宗教想法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后来，年轻人娶了农妇的女儿，成为该教的领袖。他具有引人注目的坚强个性，经常身着那种日本妇女才穿的明亮和服去为他的教徒们祈福，并常常骑在一匹白马上检阅教徒们的公开游行，而这往往是日本天皇在检阅帝国军队时的惯常姿态。在位于京都的巨大朝圣中心外面，大本教的教宗谴责日本社会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抨击资本家和地主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痛苦。他还创立了一套严谨的“末世论”，预言所有罪恶将会受到惩罚，社会财富将会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