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他的预言在日本的女工、非熟练劳工、小店主和小商贩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些人往往迫切需要关于新世界的精神寄托，以帮助他们减轻工业化和城市生活所带来的苦痛。根据官方统计，在大正时代末期，大本教已经拥有大约40万名教徒，而据该教派自己宣称，则达到了差不多300万人。 “国民的羊倌” 对于日本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个国家似乎正分裂成形形色色的群体：暴跳如雷的佃农、愤愤不平的工人、勇往直前的女权主义者、激进的学生，愤怒的少数民族、部落民阶层，“摩登女孩”和“摩登男孩”等叛逆人群，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混乱状况——各种新思潮的吸引力、工业化所带来的骚乱，以及伴随新的生活方式和帝国主义扩张而产生的紧张压力，都在持续冲击着这个国家。20世纪20年代的混乱局面使许多政府官员和主流社会成员感到震惊。一直以来，他们都在寻求控制那些危害国家生存的激进主义的妙药良方。 一些官员往往采取暴力手段来镇压所谓的敌人，并管束那些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1923年9月1日中午，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一位目击者写道：“东边的天际上空，死亡的征兆十分明显”，地震使得大地成了“红色的荒漠和火葬场，河流和运河上漂满了成千上万的尸体”。在接下来的混乱状态中，关于朝鲜人在井水中投毒的谣言开始四处传播，警察局竟授权广播电台警告说：“那些朝鲜人正在焚烧房屋，屠杀居民，盗窃财物”，警告日本国民“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警察的这种做法加剧了日本国民的恐慌，尽管这些谣言毫无事实根据。一些预备役军人和民众武装开始在东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街头巡逻，甚至在混乱状况平息以前袭击并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朝鲜移民。在随后的日子里，警察逮捕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一些政治活跃分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监狱里遭到杀害，其中就有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伊藤野枝，他们是被一名警官绞死的。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除了暴力之外，政府更多的还是依靠法律手段来镇压那些激进活动。就在成人普选权法案通过的同时，日本国会还通过了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该法案是由司法部的官员起草的，它规定：“任何以颠覆国家体制、废除私有制度为目标的团体，或任何明知故犯参加这一团体的人”，将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三年后该法案修改，进一步规定，参与上述活动的公民将会被处死。1928年3月15日，警察逮捕了1600多名被怀疑是共产主义分子的人士和一些激进学生。“3·15事件”发生后，政府以支持颠覆分子为名，取缔了劳动农民党，大学的校长们也逼迫解散了新人会。 与这些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的强制性手段相比，日本统治集团里还有一些人倾向于采取说教的方式来平息不同政见和将各种利益群体纳入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因此，“国民的羊倌”——一位日本内务省官员对他自己和同事的称呼，就是要谨慎制定各种政策以引导国民远离那些激进思想，并解决日本的各种“社会问题”，克服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分裂和纷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一些政府官员经常深入各种社会团体。那些利益团体的领导人也不时地和政府当局合作，以控制其普通成员的活动，因为这么做通常给予了这些团体促进其自身利益的机会。 1919年，正当日本的工人和农民运动组织酝酿暴动的时刻，政府为了平息部落民阶层中所存在的激进情绪，举行了一次联合大会。在那次会议上，各少数民族的领袖、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们讨论了部落民所遇到的困境。会后不久，内务省就向那些对于社会边缘人群来说十分重要的公共工程项目追加了拨款。对于朝鲜移民的问题，政府亦已开始向一些温和的社团如互爱会，提供财政支持。这些社团可以利用这些钱来发展自己的福利事业，转而扩大自己的团体。作为交换条件，互爱会的领导人必须与警方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举报犯罪行为和团体活动。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互爱会甚至组织朝鲜移民帮助东京进行清理工作，以图缓和朝鲜移民与他们的日本邻居之间的敌对情绪。 为了缓和劳资双方的紧张状态，内务省的一些官员开始游说那些大公司提高工人的薪水，并扩大各种福利措施。1919年，日本政府成立了“和谐会”。这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组织，由各大公司的领导和内务省官员主管，目的是促进劳资双方的合作与谅解。这个组织的成立宣言说道：“和谐”意味着尊重他人的权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而相互谦让，以及通过互相合作以促进产业的发展。具体来说，该组织的任务是在必要时仲裁劳资纠纷，开展关于工人问题的研究，以及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建议。当该组织在一些问题的解决中显得力不从心时，日本政府又在内务省下面成立了一个特别劳工事务署，并且还派遣训练有素的调解人员深入到各县的警察局。在1926年，这些官方和私人性质的调解努力平息了40%的工人罢工。 农村地区为那些农民和政府机构之间新纽带的成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许多农民家庭开始担心农村经济的变化无常和大规模工业化带来的可怕后果。东京大学的一位农学教授横井时吉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农民反城市化、反工业化的倾向。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富裕的城市和贫困的农村之间的分化。尽管农民阶级是唯一“诚实的阶级”，但他们当中许多不幸的人往往遭受富人阶层的残酷压迫。富有的资本家不惜一切手段剥削穷人，而城市居民也损害了这些农民的利益。 同样，一些农民对那些渴望冒险的青年、所谓的新女性和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感到厌恶，因为这些东西始终不懈地强调个人主义、商业主义和享乐主义带来的自我满足。“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头发剪得很短，涂了胭脂，抹了口红，画了眉毛的妇女，”1928年，一位农民写道，“然而当我打量她的衣着时，发现并不与她的发型和打扮协调。她看来很得意于别人对她的注目。我也觉得她很摩登，但我对她的行为感到羞耻！” 在20世纪初期，一些农民家庭抱成团来抵制现代化带来的冲击。他们采取的一项措施是维持农村地区固有的经济条件。1900年至1914年间，许多农村社区都建立了农业合作社，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农具和种子，还引进了新的农业科技。另外一项措施涉及农民在精神上的防御。很多农村地区都成立了“报德社”。该组织以德川时代的农学家二宫尊德的思想为指导，强调农村的道德观念应该建立在以下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家庭和睦、社会责任、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努力工作和勤俭节约。 许多政府官员也同意这样的看法：日本的未来发展，巩固刚刚赢得的世界级帝国和经济实体地位的能力，必须建立在一个稳定、发达的农村经济之上。他们也时常倾听横井教授的警告：“关爱弱者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责任。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制订各项计划，以促进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共同发展。”于是，内务省官员努力推进农业合作化前进的步伐，并且将报德社整合为一个由法务省领导的全国性组织，鼓励其进一步发展。此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萧条开始威胁日本农村时，政府又于1924年颁布了《租佃调停法》，建立起协调地主和佃农间纠纷的机构；两年后又颁布了《自耕农法》,将低息贷款提供给符合条件的农民家庭。 日本何去何从 在1921年至1922年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币原喜重郎赞同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自由贸易、平等竞争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停止帝国主义扩张的观点。他还认为，世界强国之间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国际局势的稳定，并通过签署诸如《九国公约》这样的多边协定来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列强想要维持亚洲和平的话，就必须停止进一步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从1924年6月到1927年4月，在担任由加藤高明和若槻礼次郎为首相的宪政会内阁的外务大臣期间，币原喜重郎有了实践这些外交思想的机会。然而，这些外交思想始终遭到反对，并且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与中国之间外交危机的产生，更使日本的外交政策备受怀疑。 在币原喜重郎的批评者中，有一些是日本的反帝国主义人士，他们当中很多人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是从哲学层面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在他们眼里，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工人阶级的一种形式。其他人则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谴责帝国主义，他们认为，殖民地并没有给日本经济起到什么好的作用，殖民地扩张只会招致日本的亚洲邻国的敌对情绪。此外，还有一些日本人对他们的国家给别国带来的苦难感到十分内疚。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在东京大学担任此前一度由新渡户稻造担任的殖民政策教授一职，他强烈抨击朝鲜被吞并后其国民在经济上的不稳定、精神上的痛苦和政治上的无助。他质问：“为什么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没有认识到朝鲜人民独立自主的迫切愿望？你们去朝鲜看看吧！”他写道：“路边的每颗石子都渴望获得自由！” 币原喜重郎与西方展开合作的建议，并没有在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中引起什么反响。这些人强调亚洲是日本的根基，并且时常拿东方和西方做比较。冈仓觉三，日本最知名的美术院校的建立者和后来的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亚洲展馆的馆长。在其20世纪初出版的《东方理念》一书中清楚地突出了这一主题：“亚洲是一个整体，喜马拉雅山是分水岭，凸显了两个强大的文明。然而那白雪皑皑的高山屏障最终没能阻隔爱在全世界的传播，而那是每个亚洲种族与生俱来的信仰，使得他们能够创造出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使得他们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民族截然不同。那些民族乐于详尽研究细节问题，注重寻求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在乎生活的最终真谛。” 在大正时代，许多泛亚主义者将这种情感理解为：如果日本想要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就必须尊重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国家的历史，并且和邻国特别是中国，保持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为了促进日本和邻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一些泛亚主义者建立了诸如“东亚同文会”之类的组织。这些组织在上海开办了一所可以让在华日本侨民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校，同时在东京也建立了一所预备学校，中国学生可以在那里学习，以便进入日本的大学。 在赴巴黎参加和会的日本代表团中，有一些人是泛亚主义者，这些人对西方的不信任情绪尤为高涨，德、法、俄三国干涉“还辽”的回忆以及过去西方对日本的种族侮辱久久萦绕在这些代表团成员的心头。他们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新世界秩序充满了惶惶不安的情感，他们尤其担心西方会操纵国联来永远维持白人种族对世界的支配。近卫文麿是日本皇族成员、贵族院议员和参加巴黎和会的日本代表团全权特使，他的父亲则是“东亚同文会”的创立者，他写道：“我们真正的担心是国联有可能会使那些强国在经济上统治弱国，并使得后进国家永远屈服于那些先进国家。” 由于对西方歧视亚洲的忧虑极为强烈，参加巴黎和会的日本全权代表起草了一份有关种族平等的条款，以图写进国联公约。那份提议是一项措辞友好的申明，认为所有的国家都不应该基于种族、民族而互相歧视，而应该“尽可能做到在法律上对本国公民和外国侨民一视同仁”。一些观察家认为，日本的这份维护反种族歧视事业的提议是虚伪的，使得自己与朝鲜关系的历史充满了争议。然而，大部分日本公众都将是否支持种族平等作为对西方诚意的一次考验。毕竟，如一家报纸的评论文章所写的，国联只有在各个国家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地促进国际合作和公平的经济竞争。然而，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支持该项提议，失望的日本代表团只好将自己的一场关于种族平等的演讲写进和会的会议记录来进行自我安慰。 币原喜重郎的最大对手是另一些人，这些人像泛亚主义者一样，相信日本的未来在亚洲，但是他们反对与亚洲国家合作以促进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权利和利益。也许，积极外交政策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是田中义一。他是一名职业军官，在山县有朋的提携下晋升为将军，1925年应邀担任了政友会的总裁，两年后，1927年4月他担任日本首相兼外相。作为一名铁杆的保守主义者，田中义一憎恨在日本出现的政治激进主义。1928年3月15日，田中内阁批准了对日本共产党和其他左翼人士的大逮捕。在外交政策方面，田中义一和他在政友会的支持者认为，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其地区安全势必时常会与英美这些西方国家的利益相冲突。 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事件吸引了田中义一的注意。到大正时代末期，日本在华侨民占到了各国在华侨民总数的大部分，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在华侨民人数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