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日本在华侨民一般是外交人员、公司经理、商店老板和建筑工人，其人数约有50 000人之多，绝大部分居住在北京和上海之间的沿海城市。此外，与日本拥有的殖民地相比，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越来越重要。中国为这个岛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谷物、棉花、化肥，还有矿产。中国庞大的几乎无法计数的人口为日本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日本的工厂、银行、贸易行很乐意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做生意。日本在华企业中，数量最多的是纱厂。其拥有的纱锭数清楚表明，对日本而言，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欧美国家。 在北京以北地区，日本声称其在满洲具有“特殊权益”。这项声明是基于《朴次茅斯和约》的有关条款和日本的所谓中国不再拥有长城以北地区主权的论点之上的。此外，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已经竭力将中国关东地区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移民迁往那里寻求声名和财富。那些从军事角度考虑的人，则将满洲看成一个不可多得的缓冲地带——一个新的“占据有利地形的前沿”。这使得人们再次想起山县有朋的观点——保卫朝鲜，最终将使帝国本土免受俄国熊的威胁。最终，日俄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回忆，以及乃木希典陆军大将和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得围绕着中国东北产生出一种贯注着普通日本国民情感的浪漫气氛。当时有一首流行歌曲是这样开头的： 这里是遥远的满洲里， 和祖国相隔十万八千里， 我们的同伴躺在这满布石头的旷野下， 沐浴着落日的余晖。 田中义一认为，日本在东北亚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日本和该地区的关系与该地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和日本一样，与该地区有着生死存亡的联系。从长远来看，田中义一认为，日本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一个重新统一在强大中央政府下的中国。统一后的中国将会限制与日本的商业往来，并收回满洲地区的主权。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后，中国便处于军阀混战的混乱之中。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的一个权力争夺者蒋介石在华南建立了一个局部政权；1926年他率领军队发起了所谓的北伐战争，试图将国民党的统治权扩展到北京附近的省份。 随着爱国主义热情的日益高涨，20世纪20年代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外货运动，并在各大城市举行反对外来侵略的示威游行。随着局势的不断紧张，愤怒的人们开始将日本侨民当作外来侵略的化身。1927年3月，就在田中义一担任首相的前夕，一些日本商人在南京的动乱中被杀害。于是，田中义一采取了派兵保护日本商人和侨民的政策。1927年5月28日，随着国民党军队推进到山东省境内，田中内阁决定从大连派遣2000名士兵赶赴青岛。日本外交部称这是“一项应急措施，日本政府是被迫自卫和保护侨民安全才这么做的”。1928年4月，田中内阁出于同样的目的，从日本本土调集5000人的军队来华。5月，这支部队和蒋介石的军队在济南发生冲突。这次流血事件造成几百名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死亡，一些关于日军令人发指暴行的报道，如阉割囚犯，挖去囚犯眼睛，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中激起了更加强烈的反日情绪。 “济南惨案”标志着一个十年的不祥结局。在这个十年的开始，日本曾经承诺要与中国展开两国间的合作，并且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币原喜重郎和田中义一两人所奉行的相互矛盾的政策，反映了尽管此时日本已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对于在一个仍然受到西方种族主义者支配的世界中如何安排自己的未来的问题，日本仍然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参与外交政策争论的有反帝国主义者和泛亚洲主义者，他们主张采取其他方式与亚洲邻居相互合作以维护日本的安全。关于日本国内前途命运的敏感问题则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新世纪为日本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在大正时代末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何克服工业化带来的挑战？如何公平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如何平息贫困者的怨恨？如何满足女权主义者和年轻人的要求？如何缩小城乡差距以促进两者间的和谐发展？如何建立一个既能容纳不同声音又能取得广大国民支持的政治体制，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公认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这些关于日本未来方向的辩论达到高潮时，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满洲地区敌对情绪的爆发与升级，使得日本这个国家左右摇摆不定，并最终走上了一条意想不到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