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河本末守中尉小心翼翼地将42包黄色炸药埋好，1931年9月18日晚上10时刚过，他便引爆了炸药，炸毁了穿过奉天北郊的南满铁路的一截铁轨。河本末守和他的同伙打算使几分钟后经过的快车脱轨，然后嫁祸于当地的中国军阀张学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火车通过那段被毁坏的铁轨时，它仅仅轻微地摇晃了几下便安全通过了。河本末守不慌不忙地给总部发回了一份事先拟好的电报：“与铁路沿线破坏铁轨的支那军队发生冲突”，声称为了对那起无端的侵犯给予回击，一部分日本关东军立即进攻张学良位于奉天和长春的兵营。不到48小时，关东军就占领了那两座城市。一位名叫土肥原贤二的关东军大佐设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来接管奉天，使得那座省会城市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统治。 当满洲的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日本正陷于经济萧条的泥潭。1929年10月23日，纽约证券市场崩溃了，东京立即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冲击。1929年至1931年间，日本的出口额下降了一半，GNP则下降了18%，企业和设备投资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在一些中心城市，上百万的男人和女人加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大企业开工不足，中等企业迅速破产，那些小企业的业主们则拖欠工人工资，甚至携余款潜逃。由于工资微薄，工作也不好找，许多年轻工人打算回到乡下的老家以躲避这场大危机，结果却发现他们亲戚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1930年，随着世界市场对日本生丝需求的一落千丈，许多养蚕农户的收入只有1929年的一半。米价下跌得如此之快，在一些地区种粮农户卖米的收入还抵不上种植的成本，农业整体收入指数由1926年的100下降为1931年的33。当1931年和1934年日本北部地区两度遭受农业歉收的时候，人们的日子更加艰苦了。一些在日本旅行的人报道说，食物是如此稀缺，以致一些农户在冬日只好啃树皮充饥，数以千计的农村家庭将他们的女儿卖给城里的妓院。即使是逝者也受到了牵连：在一些地区，村民们想尽各种借口避免参加邻居的葬礼，就是去了的人也没有向死者家属留下传统的香典费，而只是一张欠条，还解释说“等经济状况好转后我就会送钱来”。 满洲事变和大萧条——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共同困扰着日本的两场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效率和日本内阁处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质疑。显而易见，每个人都承认日本已经进入了一段“国家紧急时期”，并且不断迫使人们对日本将要何去何从这一问题提供新的答案。 满洲事变 满洲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是石原莞尔，此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届的毕业生。这位二等中尉在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前曾在朝鲜服役过一段时间。1918年他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士官学校，此后军阶便一路升迁。随后，他在中国服役了一年，并且在德国呆了三年，在那里他从事研究工作和语言学习。1925年，石原莞尔回到了日本，以一名少校的身份在士官学院主讲战争史。 作为一名堂吉诃德式的试图打破因循守旧传统的思想家，石原莞尔在他的授课中对未来进行了一番具有“圣经启示录”意味的描述。要学习的课程是很简单的，他解释道，战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血腥，规模也更大。那些致命的毒气和不可战胜的坦克的发明，以及如今出现的那些具有远程投射弹药潜能的可怕飞机，意味着未来的战争将会把所有人都卷入恐怖的旋涡，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无辜的女人还是儿童。石原莞尔使用德国军界很流行的观念来警告人们，如果下一场战争到来的话，它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它的破坏程度将会超出人们的想象，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了全面动员它的物资、人员和精神资源的能力，才有希望在这场大浩劫中生存下来！ 石原莞尔警告说，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想象成人类历史上的终极战争也是愚蠢的。作为一名武士道精神的信徒，石原莞尔接受了该精神的基本信条：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世界大战最终将会爆发，战后，和平将会在世界范围内永驻人间。石原莞尔对武士道精神的信奉，使他认为这场灾难性的大决战将会在他的有生之年爆发；而他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系列战略性态势的感知也使得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两个各自代表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宗教传统的新世界强国将会是那场大战的核心。在太平洋的东岸，石原莞尔向他的听众说道，美国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代表，而大洋彼岸日本则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亚洲文明的领导者。他预言道，在不久的将来，这两个代表互相敌对意识形态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场全面的终极战争中相遇，最终只有一个能够生存下来，以主持世界和平的新纪元。他认为日本必须立即为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做好准备，那就意味着日本必须统治东亚，在满洲则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基地来获取必需的资源和工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赢得那场与美国一决雌雄的大战。 1928年10月，石原莞尔想方设法进入了关东军。从登上旅顺港的那一天起，他就竭力鼓吹日本必须控制这个地区。他迅速与其他一些年轻军官建立起友谊，他们都想在满洲省份拓展日本的“特殊权益”，从而建立一个抵制苏联势力膨胀的缓冲地带，并且可以为那些贫困的日本移民获得广袤的肥沃土地。这些年轻军官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如果他们能够扫除张学良的势力并且占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他们就会对日本的历史使命做出无比卓越的贡献。“帝国军队对满洲和蒙古的占领，”1931年4月，石原莞尔写道，“不仅仅对未来的战争至关重要，而且将会影响大日本帝国今后一百年的发展轨道。” 1931年春天，石原莞尔认为，关东军采取单边军事行动占领满洲的千载难逢时机已经到来。而在日本国内则不断有批评的声音，谴责民政党内阁没能解决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那些右翼势力也谴责首相已经使得国家的未来危机四伏，因为他在前一年召开的伦敦海军会议上同意延长对日本海军军备的限制。国际上，石原莞尔相信，没有哪个国家准备对日本突然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干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深陷大萧条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苏联正在全力以赴完成它的五年计划。而蒋介石的北伐也仅仅取得了部分成功，这使得他只能集中精力来巩固在南中国的统治。1928年10月，蒋介石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所有这一切，石原莞尔在1931年春得出结论道，已经为关东军对满洲占领的合法化提供了再合适不过的时机。 9月18日午夜至19日在满洲爆发的军事冲突震动了东京的日本政府。上午10时30分，惊魂未定的若槻礼次郎首相立即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外相币原喜重郎开始怀疑，挑起事端的实际上是关东军而不是中国军队。在意识到严峻的形势后，他要求陆军大臣南次郎做出“不会允许事态进一步扩大”的保证。若槻礼次郎首相也对关东军的这次军事冒险感到惴惴不安。他和币原喜重郎外相都相信，与西方国家展开合作并且不干涉中国内政是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因此他要求陆军大臣南次郎“命令关东军的首脑不得扩大军事冲突”。 南次郎和其他日本军部的高级将领并不是对这些少壮派关东军军官们的行动无动于衷，他们也没有摒除日本应该在满洲进一步扩张势力和扩大影响力的信念。然而，这些军部高层人物还有其他一些顾虑：一些将领担心如果日本打破华北的现状将会招致苏联的干预；其他人则不愿违反一条心照不宣的协定，那份协定形成于三十年前日本干涉中国义和团运动之后，那就是在没有得到内阁批准和帝国命令之前，日本军队不得向海外派兵；还有一些人担心军队的过激行动将会得罪那些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和日本国会。因此，9月19日中午刚过，结束紧急内阁会议的若槻礼次郎首相就向等候在外的记者们宣布了他的不将敌对行动扩大化的政策。南次郎则回到军部给关东军司令官发了一封电报，命令他维持目前的态势，不准采取进一步的敌对行动。 来自日本政府和军部首脑的这些命令并没有对关东军的年轻军官们起到什么约束作用。石原莞尔和周围的人对他们这次行动的正当性充满信心，他们以行使“前线命令特权”作为借口来为此次行动进行辩护。这种权力在日本国内具有悠久的历史因而受到军界的默认，地方军事长官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必等待中央军事总部的命令而采取行动。因此，在奉天和长春的事端刚刚发生之后，石原莞尔便派遣一个密探去吉林煽动骚乱，从而给人一种这个省会城市中900多名日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正处于危急状态的假象。利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微小事件为借口，9月21日，石原莞尔和他的同僚们开始怂恿关东军司令官向吉林这座所谓被围困的城市派遣军队。然而，司令官拒绝了他们的意见，还拿出陆军大臣的命令给他们看。随后，这些年轻军官们对他们的司令进行了一整夜的游说工作，最终，这位精疲力竭的老长官终于在黎明时分向他们妥协，并且下达了派兵的命令。这些阴谋家们随即迅速采取行动，第二师团兵不血刃占领吉林，并且宣布周围省份已经脱离中国而独立。 随后发生的这些既成事实，使得若槻礼次郎首相和东京的将军们所面临的形势更加扑朔迷离。首相发现绝大部分的日本民众支持关东军的这一武断举动，尽管他自己对关东军（以及驻守朝鲜的日本军队，他们跨过鸭绿江支援关东军）的行为和将军们迟迟没有处分那些违反命令的校级军官的做法不满。从9月21日晚开始，一连好几个晚上，激动的人群开始拥塞大阪的一个公园。一家广播公司传来的关于奉天战事的消息让这些民众兴奋不已。此外，日本的大众媒体也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中国最先挑起事端的指责。9月20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报道说，奉天的军事冲突“仅仅是对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的还击”。这篇社论强调道，中国“必须承担此次事件的全部责任。面对这次对我们在满洲和蒙古权益的严重侵犯，严峻的事实就是日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它的权益”。 面对日本公众如此高涨的爱国情绪，若槻礼次郎首相发现要想对关东军的行为加以管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9月24日，首相重新召开内阁会议，批准了关东军对吉林的占领。随后日本外务省起草了一份政府公报，以表明日本政府的姿态。日本采取行动的目的，若槻礼次郎政府向世界解释说，仅仅是保护满洲日本侨民的“合法权益”。日本，这份公报继续提到，没有“领土打算”，并且日本政府已经准备和中国政府展开合作，以避免目前的事态进一步恶化以致酿成灾难性的后果；日本还会制订出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计划，以杜绝今后双方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然而，“建设性的计划”只是一张空头支票。1931年秋，擅作主张或不听指挥的事件在满洲时有发生，东京的日本政府只是一味重申自己的不满，却往往默认这些事件的发生。石原莞尔已经下定决心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10月8日，他穿上飞行服率领5架战斗机突袭位于奉天西南方向的锦州。这起对一个没有设防的城市进行无端袭击的事件震惊了外界；然而东京的决策层再一次默认了眼下的既成事实，只不过给关东军发了另外一份电报，命令他们放弃任何扩大敌对行动的设想，以此来作为补救的措施。然而，一周后，石原莞尔又抓住另一起事件小题大做：中国军队炸毁了齐齐哈尔附近的一座铁路桥，并且还火攻日方的维修人员。这次，东京的军部高层电令关东军派遣一支小分队保卫这些铁路桥，石原莞尔则以此作为占领齐齐哈尔的正当理由。到了当年秋末，关东军已经控制了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三个满洲省份的省会。 就在关东军扩展势力范围的同时，那些胆大妄为的年轻阴谋家们制订了一份全新的计划，幻想将满洲改造成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就像他们反复鼓吹的那样，满洲将会是“该地区所有民族的天堂”。按照土肥原贤二大佐的构想，该计划要求成立一个由中国的精英分子来治理的共和国；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人只是日方的傀儡，一切关乎国防、外交、交通运输、通讯的责任都将由关东军来承担。土肥原贤二打算让溥仪出任行政长官来为该政权增添一丝合法性，因为他是满洲人，并且是中国的末代皇帝。 尽管日本国内政要们反对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在疲惫不堪的若槻礼次郎首相于1931年12月辞职之后，满洲的这些阴谋家们继续推进他们的计划。若槻礼次郎的继任者犬养毅是一位具有温和立场的政治家，他是政友会的总裁。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忠实拥护者，犬养毅早在50年前的1882年便帮助大隈重信建立了宪法改革党，并在1890举行的第一次普选中赢得一席之位，此后在众议院连续做了18年议员。1931年犬养毅开始组阁的时候，这位年事已高的政治家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满洲事件。然而由于年迈多病，他采取的措施总是要慢于形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