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第十二章 “国家危急时期”
此外,新任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是一个精力旺盛的顽固军国主义分子,他公开支持那些年轻的校级军官,以建立一个日本控制下的独立新国家。在12月末,关东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满洲的西南部。1932年2月,日军又占领了哈尔滨。紧接着,3月1日以溥仪为行政长官的伪满洲国正式成立。
国内激进的右翼势力和恐怖主义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政治是左翼派别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初期,那些激进的右翼势力渐渐有了发言权。像他们的左翼表兄弟一样,那些右翼派别的学生、乡村激进主义者和军官们声称:一些特权集团,特别是那些政客和大公司头头们的阴谋诡计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然而,鉴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们和年轻学生们在实践“新人会”思想(幻想建立一个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乌托邦)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那些激进的右翼分子号召再来一次由天皇主导的“昭和维新”。尽管绝大部分右翼激进分子对“昭和维新”具体能够实现哪些目标仅仅怀有模糊的构想,但是他们几乎全都认为,日本现政府无力解决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同19世纪60年代的那些“志士”一样,应该由他们来推翻这个腐败、无能的政权。他们认为随着旧政权的倒台,新的领袖将会脱颖而出,就像他们在明治时代所做的那样来执行帝国的意志,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日本。
樱花会是1930年夏由桥本欣五郎大佐建立的社团组织,其成立纲领堂而皇之地指出了那些右翼派别的关心所在,以及他们对于“昭和维新”的目标所在:
审视当前社会形势,我们发现高层领导人道德败坏,政党贪污腐化,资本家和贵族对人民大众漠不关心,农村家庭正在忍饥挨饿,失业和经济萧条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我们观察日本的对外关系,会发现统治者们为了博取外国势力的欢心,置国家的长远利益于不顾,而且对向外扩张毫无兴趣,这说明明治维新后那个时代的积极进取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我人民渴望一个真正基于民众利益,以天皇为中心,强有力的廉洁政府的出现。我们虽是军人,不应直接参与政治,但我们为国家牺牲的决心会随着时势的发展和时代要求而愈益彰显。我们将会为了改造统治机构,扩充国家实力而奋斗终生!
这个由一百来个平民和年轻军官组成的樱花会,不仅关注大萧条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危机,他们也认同石原莞尔对民政党内阁所奉行的对华“软弱”政策的蔑视。然而,石原莞尔可以通过在中国内地采取直接行动来发泄心中的愤懑,桥本欣五郎和他的同僚们则只能密谋在国内采取革命行动。他们将1931年3月20日定为行动的日期。对这次行动的精心策划,几乎达到了戏剧性的夸张境地:樱花会的成员将会率领一支由一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包围国会;“敢死队”将会用炸弹袭击一些主要政党的办公地点以及首相官邸;那些领头的将军们将会要求内阁全体辞职,并且任命宇垣一成,一位著名的政党政治的批评者作为日本的下一届首相。但是,宇垣一成拒绝与那些造反者同流合污。他担心起义的失败将会玷污军队的名誉,更重要的是,他坚守一条在大部分军人中直到现在还毫不动摇的信念:军队不得在违宪的情况下干预国内政治。当宇垣一成觉察到正在酝酿中的暴动时,他迅速地阻止了此次阴谋。
几个月后的1931年秋,关东军的大胆行动重新唤起了樱花会成员的激情,他们开始密谋第二次行动。这次的计划比春季的那次更加夸张,设想采取空袭的办法一举歼灭日本内阁。这些阴谋家们异想天开地认为,起义成功后荒木贞夫将军将会出任下届首相,而樱花会的领导人则会在他的内阁中担任重要职务。然而,高层将领们再一次否定了“昭和维新”的计划。10月16日晚,荒木贞夫将这次起义的头目传唤至一个艺妓馆,严厉训斥了他们。翌日,军警拘留了桥本欣五郎和他的同伙,随后命令樱花会解散。
血盟团,一个由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和青年农民所组成的激进组织,其展开的一系列暗杀行动增添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危机气氛。在大萧条的直接刺激下,该组织将“不成功便成仁”作为自己的口号,发誓要除掉那些政界和商界领袖,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领袖采取不公正的手段,以牺牲日本农民和贫苦工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中饱私囊。1932年初,血盟团拟定了一份黑名单,该名单上列有22位显要人物,包括前首相若槻礼次郎、元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以及三菱家族的头面人物。2月9日,一名只有23岁的血盟团员枪杀了前大藏大臣,因为他谴责这位大臣所奉行的政策给日本农民带来了灾难和饥荒。3月份,另一名血盟团员又枪杀了三井实业会社的一位经理,当时他正站在位于东京中心街区的公司总部门口。
1932年5月15日,日本政界极为恐怖的一天终于到来了。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群年轻的海军军官冲进首相官邸,刺死了首相犬养毅。其他一些被锁定为目标的政界领导人侥幸逃脱了那天的暗杀行动。然而,随着那些参与阴谋的起义者们向首都警察署、日本国家银行、政友会总部,以及一些发电站投掷手榴弹,东京笼罩在一片恐怖阴影之中。“5·15”事件的参与者们发布了一则声明,深刻表明了那些起义者们要求“昭和维新”的愤怒情绪:“睁开眼睛看看你的祖国——日本的现状吧。我们敢问,你能找到一丝对帝国真正热爱的痕迹吗?那些政党正在贪婪地追逐权力和一己私利,那些掌握大企业的家族和政客们勾结起来拼命吮吸日本民众的血汗;官僚和警察则忙于维护腐败堕落的政治—产业联合体制。民主岌岌可危,教育腐败透顶。现在是开展激烈革命行动的时候了,起来,同胞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吧!”
满洲事变和1931年至1932年日本右翼所发动的一系列暴力行动,标志着日本外交和内政的一个180度的大转折。在中国内地分割中国领土建立一个由日本军队控制的新国家的设想使得中日关系降到冰点以下,也开启了日本与一个愤怒的西方分道扬镳的进程。西方国家将日本的行动视为赤裸裸的侵略,这将会促使这个岛国沿着一条可能采取进一步危险对抗行动的轨道继续前进。在日本国内,一系列暗杀活动暴露了这个国家政治结构的脆弱,也导致政党政治的威信每况愈下,从而激发了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传统,建立一个新政权的思想体系的诞生。
一意孤行
也许,石原莞尔和日本军界高层的一些将领认为日本在东北亚的所作所为是正当合法的。但除了这个岛国之外,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人民认同这种看法。绝大部分中国人更是义愤填膺。在外交前沿,1931年9月20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请求国联出面干预,此时日本正准备出兵吉林。在日本,数百名中国留学生收拾行囊返回祖国,而此时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10月5日,数千人的游行队伍表现了广州市民的悲愤,而12月10日,又有大约一万名学生走上广州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在上海,抵制日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以致上海市政委员会于1932年1月28日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许多西方国家接连谴责日本的行为,其中批评最激烈者当属美国。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斯汀生宣布美国不承认日本对中国军事占领的合法性,因为日本违反了现行的国际条约并且无视通行的国际惯例。为了进一步推行“不承认主义”,美国总统胡佛命令一支太平洋舰队从西海岸出发,进驻珍珠港海军基地。当日本以保护其商业和侨民为借口,派遣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时,西方国家愈发愤怒了。不久,日军和国民党第19路军交火,当时该军正驻守在上海的一个穷人社区。1932年1月29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周围城区,许多无辜的中国平民在轰炸中丧生。随后日本继续向上海增兵,在5月双方最终同意签署停战协定前,已经有超过两万名中国平民伤亡或失踪。中国民众所遭受的蹂躏震惊了世界,中国人民开始被视为英雄,勇敢顽强地和凶狠残忍的敌人做斗争。
世界舆论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国联开始置身其中。1931年11月,国联任命了一个由英国政治家李顿勋爵主持的委员会来对中国的形势进行详细的实地调查。1932年2月29日,李顿和他的同事抵达日本,就在几天前,血盟团刚刚刺杀了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前大藏大臣,而当李顿一行人抵达日本后仅仅数小时,伪满洲国正式宣告成立。到1932年10月,该委员会结束了调查工作并编写了一份报告。尽管该报告的措辞充满了大不列颠式的含蓄与克制,但仍然清楚地否定了日本关于其在满洲的军事干预仅仅是正当而又必要的自卫行为的申明。“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李顿报告得出结论道,“大片毫无争议的属于中国的领土被日军强行夺取和占领,随后这些领土被分割并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
1933年2月,已经下定决心的国联终于和一意孤行的日本摊牌。此时,这个国际组织正在讨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出席国联大会的日方代表是松冈洋右。1880年,松冈洋右出生在日本西部一个并不起眼的港口小城。13岁那年,他和表兄前往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了他们。松冈洋右在西海岸完成了中学学业,在获得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法学学位后,他回到日本开始了公务员的生涯。在外务省供职的17年里,松冈洋右先后在中国、俄国和美国担任过外交官。作为一个志向远大的人,松冈洋右于1921年加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起先是担任主管,然后又出任副总裁。1930年,松冈洋右作为政友会的候选人进入日本众议院。1932年春,日本政府派他去中国谈判以解决上海事件。年底,他作为日本首席代表出使国联。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登上了日内瓦的国联讲坛。作为一名精通英语的有感染力的演说家,他在演说中极力为日本在满洲的所作所为辩护。他说,中国缺少一个能够维护法律和维持秩序的合法政府;那是一个贫弱、落后的国家,“正处于四分五裂和困苦不堪的境地”,在那个国家“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由于两败俱伤的军阀混战、暴政、匪患、洪灾和饥荒而命丧黄泉”;与此相反,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已经是并且永远是维持远东和平与进步的中流砥柱”。在一片毫无生机的混乱地区,松冈洋右争辩道,日本已经将满洲改造成了一片稳定、繁荣的乐土。为了发扬新世界公民的精神,他的国家也准备和中国友好相处。“我们现在对满洲国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得出结论道,“最终有一天会实现日本帮助中国的愿望和责任。对这一点,我是满怀信心的。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考虑我们的申诉,并信任我们。”然而,松冈洋右的雄辩口才最终没有说服与会者,国联大会以42比1(日本)的结果表决通过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内有泰国弃权)。当松冈洋右率领日本代表团退出会场时,他的身后是一片寂静。
1933年3月27日,在经历了“许多不眠之夜”后,日本天皇终于发布了日本正式退出国联的公告。日本政府着手有计划地废除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华盛顿会议上所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协定。在日本天皇发布公告整整一个月后,松冈洋右返回到日本,此前他曾在波特兰停留,并在其“美国母亲”的墓前立了一个墓碑,还种下一棵树。当松冈洋右的船抵达横滨港码头时,新闻飞机在他的头顶盘旋,数以千计的日本市民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拥上码头来一睹这位新“英雄”的风采,日本广播公司则对此进行实况新闻报道。这一切都表明,日本一意孤行的做法得到了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
保卫伪满洲国,扩大敌对行动
在日本领导人的心目中,与国际社会的背离强化了他们的这一信念:这个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它在亚洲霸权的确立及日本政府加强与其卫星国——伪满洲国的联系。1932年9月,日本与伪满洲国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扩展了日本在外交上对伪满洲国的正式承认,并且使得日本承担了维护伪满洲国内部稳定及巩固其防务的义务。1934年3月1日,溥仪废除了行政长官的头衔,举行盛大、隆重的仪式加冕为伪满洲国的皇帝。然而,龙袍加身的溥仪并没有掌握什么实权,因为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并在幕后掌控一切。这位关东军的首脑掌握了伪满洲国人事任免的一切大权。在他的严密监视下,一个理事会在每周三举行会议来讨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然后提交“国民议会”进行掩人耳目式的表决通过。日本对这个新“国家”的支配是显而易见的:理事会的主任总是日本人,而在政府机构中,绝大部分部门的领导也是日本人。
尽管关东军迅速掌握了伪满洲国的军政大权,但保卫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从战略上来说,东京的那些军界高层仍然将苏联视为日本的头号敌人。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一再鼓吹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必要性。他还声嘶力竭地警告日本国民,他所说的1936年大危机行将到来,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