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作为对这些言论的警惕和对于一个新的充满敌意的“国家”在自己眼皮底下出现的反应，苏联在满洲事变爆发到1935年底之间，几乎将其驻扎在亚洲地区的作战师的数量翻了一番，从8个增加到14个，作战飞机的数量也从200架增加到940架。 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也给日本和伪满洲国的领导人制造了很多麻烦。那些游击队经常伏击日军巡逻队，并且时常袭击日军在长城以北的哨所。在中国人眼中，这些游击队正在进行抵抗外国侵略的令人尊敬的事业；与此相反，日本的媒体则将他们报道为“暴徒”和野蛮残忍的“亡命之徒”。事实上，这些反抗的队伍主要包括一贫如洗的农民和张学良的支持者。此时张学良已经将其部队的主力向西开进了热河省。在1932年春，那些游击队差不多有350 000人。那些驻扎在满洲里边远城镇和铁路沿线的日本士兵时常觉得他们被一片愤怒的中国人的汪洋大海所包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支持者们也给关东军制造了新的麻烦。1935年10月，中共抵达长征的最后一站，在中国西北部的陕西延安地区安定下来，并开始组织抗日运动。 面对苏联势力的膨胀和中国人民顽强的抵抗，东京的日军总部和日本政府开始急剧扩充关东军，如表12.1所示。为了执行“剿匪”和在伪满洲国周围建立非军事缓冲区的命令，关东军于1933年1月进入热河省，在那里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与此同时，国联正在讨论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日本对热河的猛烈进攻对推进其与国联谈判的目标并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然而，在3月中旬，日军已经抵达长城，事实上已经将整个热河置于伪满洲国的统治之下。 然而，日军不久就发现，建立缓冲区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山县有朋那套新奇国防理论的终极逻辑是为了保卫帝国所获得的所有权益以及应付一系列军事对抗，这就要求尽可能远地拓展安全线。结果，当热河成为伪满洲国西面的屏障时，为进一步确保其卫星国的安全，日军又迫切需要扫除长城南面的“土匪”和中国军阀的威胁。1933年春，由日军训练和指挥的伪满洲国军队开进了河北省。随后，策划了一系列军事和心理攻势——贿赂当地军阀，通过电台向中国将领发送假命令，派飞机盘旋在北京上空以恐吓城中居民，这一切迫使中国守军开始南撤到天津和沿海地区。由于士气低落，中国军队请求和解。1933年5月31日，双方开始在一个叫塘沽的海滨小城谈判。在日军战列舰和驱逐舰编队的威胁下，中方被迫接受了日方所强加给他们的丧权辱国协定。《塘沽停战协定》建立了一个从长城延伸至北京—天津地区的非军事区，使得日军控制了具有战略地位的山口关隘，这足以“保卫”直达北京的伪满洲国东部边境。该协定同时规定，中国必须“严厉控制构成中日冲突焦点的抗日活动”。 尽管日本的确在关内站稳了脚跟，但他们仍然未能获得做梦都想得到的安全。1934年秋，中国军队开始狙击天津附近的日军巡逻队；1935年1月至5月，当地官员也策划了50余次反日事变。作为对上述事件的反应，土肥原贤二发起了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那是一起精心策划的企图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手中割占华北五省的阴谋，目的是建立一个以顺从的中国人为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亲日、亲满的所谓“自治”政权。这起阴谋使得土肥原贤二不辱其“满洲里的劳伦斯”这一绰号。“剿匪行动”和土肥原贤二的阴谋导致了另外两份中日之间的协定，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在华北的势力。第一份协定签订于1935年6月10日，日中双方的代表分别是关东军的梅津美治郎将军和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军事代表何应钦将军，该协定规定国民党及其军队必须撤出河北省。第二份协定签订于两周之后，双方代表分别是土肥原贤二和秦德纯，该协定对毗邻蒙古的察哈尔省作了类似于河北方面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