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930年，对于那些希望能有一个晚上忘掉迁延日久的大萧条的人来说，电影仍然提供了一种暂时的喘息机会。那些描写悲伤与欢乐交织的都市生活电影继续令观众们着迷，通过《办公室的故事》《开心生活》和1932年上映的《醉生梦死》（描写两个外地男孩在东京适应新社区、新学校和新伙伴的经历，带有严肃的弦外之音）等经典喜剧影片，“无意义电影”（Nonsense Films）提供了一种更为彻底的逃避现实的方式。这种类型影片的典型是那些色情闹剧。比如在一位令人感兴趣的年轻导演成濑巳喜男号称“新婚夫妇编年史”的《新婚记》和《催情布丁的骚动》等影片中，银幕上嬉闹的人物时不时地撞上滑稽的尴尬处境和浪漫的意外事件，影片对情节和人物的塑造则几乎不予重视。 1937年夏，日本在亚洲北部的军事冒险上升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很快，这个岛国就派出了100万年轻人投入战斗。随着日本集结力量准备在中国内地进行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日本政府发出了建立“新体制”的号召。它要求将政治权力置于专家治国论者和正直廉洁之人手中，更为有效地组织国家的经济资源，将殖民地合并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有能力确保胜利的地带，并激发国民支持战争的心理和道德方面的能量。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1939年颁布的《电影法》呼吁“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换句话说，这意味着那些轻松无聊的色情影片和那些关注复杂社会问题的影片将会受到禁止。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正如一份内务省指令所规定的，制片公司出产的影片应能“提升国民意识，树立公众道德，端正对国家内外政策的理解，以及以其他方式为增进公众福利做出贡献”。20世纪30年代末期，每年掏钱看电影的观众多达4亿人次。无论是否喜欢，他们都必须面对一张严肃的描写现实战争的节目单，比如《五个侦察兵》（1938年）、《泥浆与士兵》（1939年）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迫使统一思想和努力支持战争的企图并未能平息与中国的冲突，最终只是使其对其他假想敌的态度更为强硬，其悲剧性结局是1941年日本发动了对美国的战争。 滑入战争 当在中国发生最新事变的消息刚传到东京时，无论是军队的参谋本部还是新任帝国首相近卫文麿，都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双方的冲突看来只不过是又一次能够得到迅速的例行公事般处理的小乱子而已。1937年7月7日夜间，一连日本士兵，根据《辛丑条约》的有关条款驻扎在北京附近的几支国际部队之一，在点名之后借口有一名日本军人失踪，连指挥官要求进入附近的宛平城搜查，但中国人对这一要求犹豫不决。日本人企图强行进入居民区，于是发生了小规模战斗。其后，即使那位行为不端的士兵已经平安回到了连队，双方仍急忙各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赶到冲突现场。 到7月11日，现场的中国军队指挥官也已做出了妥协姿态。不过，很令东京感到失望的是，蒋介石拒绝对谈判给予支持。此前，这位最高统帅已经默认了许多地区与日本军队达成的停战方案；但在1937年夏天这一时刻，他却在平津地区反其道而行之。蒋介石之所以敢于冒险采取这一大胆行动，是因为他的国民党政府（由于国民党支配着国家事务，所以这个政府也被称为国民党政府）正处于比十年前更好的军事与经济状况。蒋介石于1928年就任新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首脑，他的言行不断地增加着分量。中国人民正在采取越来越好斗的反日态度，几乎无人愿意接受对他们国家主权的进一步侵犯。所有这些都增强了蒋介石的勇气。另外的压力来自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敬，他们呼吁蒋介石结束内战并加入他们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得到了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如果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雄心，使国民党政府成为每个中国人都接受的合法政府，他就必须紧紧抓住中国民族主义的衣钵，放弃他一面对日妥协，一面动用资源进行“剿共”战争的两手政策。张学良在退出热河后，已在西安建立起自己的新基地。他使这一点在1936年12月变得明朗化了。当时，蒋介石来到张学良的司令部，责骂他这位长期的盟友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影响。令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位盟弟逮捕并软禁了他，并拒绝在他同意“统一战线”的战略之前释放他这位国民党领袖。 卢沟桥事变的那天清晨，共产党人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呼吁：“抵抗日本新的侵略行动。”几天之内，蒋介石也表现出他对“西安谈判精神”的承诺，命令北平地区的军事将领拒绝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同时，蒋介石开始调动他最精锐的四支部队北上进入河北省，公开违反《何梅协定》和《塘沽停战协定》。在事变爆发后的第十天，7月17日，蒋介石站在他的庐山避暑地门廊前，发表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开演讲，宣布如果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的主权，就不可能得到和平的协定。“如果我们再让国土多沦丧一寸，”蒋介石最后说，“我们就会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近卫文麿又决不愿意允许日本示弱，与蒋介石7月17日的高调演讲一样，近卫文麿也举行了磨刀霍霍的记者招待会和广播演讲，要求蒋委员长为“非法的反日行动道歉”。那些重要将领们，比如东条英机、小矶国昭等，则讨论采取何种行动给予蒋介石以沉重一击。他们赞成一些同僚的意见，认为苏联是日本安全的最大威胁，但他们也坚持对国民党军队不屑一顾，相信只要一次迅速、勇猛的攻击就会令蒋委员长屈膝归顺，便可使军队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苏联。由于预期显示武力的结果将会迫使蒋介石退让，7月27日，近卫文麿内阁正式批准陆军派遣三个师团前往中国。次日下午，卢沟桥附近再次发生小规模战斗。到8月初，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已经占领了北平。 很快，日军犹如闪电撕裂了中国大地，南方的上海也燃起了战火。8月初，蒋介石调集近十万军队进入1932年上海事变期间建立起来的非军事区。局势十分紧张：日本军队在这一区域只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而连居住在上海的日本平民都知道，当战火吞没北平附近一座省城的最初11天里，曾有大约200名日本侨民死于非命。因此，当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于8月9日被上海的中国保安队击毙时，海军高级将领便要求东京迅速增派援军。8月14日晨，日本内阁批准增派数个师团前往中国大陆。在发布的政府文告中，近卫文麿指责中国对待日本的“傲慢无礼”态度，表示日本政府别无选择，只有“诉诸断然行动”，以“严惩”“凶暴”的中国人。当天下午，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飞临上海外国人居留区，轰炸了日本海军设施，给了近卫文麿一记耳光。几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命令进行战争动员，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这样，卢沟桥事变扩大为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虽然此刻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未宣布两国进入交战状态，战争仍然持续了漫长的八年零一天。 在中国的僵局 石原莞尔曾经警告那些“战争扩大派”，绝大多数日本的战略制定者们都会预期在中国轻易获胜，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所鄙视的对手。通过迅速夺占重要城市和铁路沿线——军事学上称为“点”与“线”，他们就可以逼迫蒋介石早早屈膝求和。但是，事实令他们感到惊恐不安，日本帝国的军队发现他们严重地误判了国民党政府的决心。中国投入了将近50万军队用于上海的防御作战，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上演了将近三个月的残酷肉搏。只是在日本增派援军于上海南面约48公里处一个不设防的海湾（即杭州湾——译注）实行登陆，对中国军队进行侧翼攻击之后，日本人才好不容易取得胜利。如今，已有60多万军人投入中国战场，日本军队急速西进，攻击中国的首都南京。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攻占并劫掠了这座城市，但蒋介石已经迁往大约960公里之外、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他仍然坚决拒绝日本做出的所有外交谈判的建议。 1.苏联 2. 蒙古 3.中国东北 4.察哈尔 5.沈阳 6.宁夏 7.绥远 8. 北京 9.朝鲜 10.旅顺港 11.河北 12.青海 13.甘肃 14.山西 15.山东 16.日本 17. 陕西 18.河南 19.江苏 20.徐州战役 21.南京战役 22.上海战役 23.西藏 24.四川 25.汉口战役 26.安徽 27.湖北 28.重庆 29.浙江 30.湖南 31.江西 32.云南 33.贵州 34.福建 35.台北 36.台湾 37.广西 38.广东 39.广州战役 40.香港 41.缅甸 42.河内 43.法属印度支那 44.海南岛 1938年初，近卫文麿宣布他不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日本的将军们则仍在艰难地寻找给予蒋介石政权沉重一击的机会，他们决定进一步扩大战争，增派8个师团前往中国。5月，日本军队突破了部署在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队100多个师的防线，攻占了这座南京北面的古城。多少世纪以来，这座城市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蒋介石仍然拒不考虑投降。日本军队加倍苦战，10月21日占领广州。10月27日，在历经长达五个多月的大小战斗，约有20万中国和日本军人抛尸沙场之后，日本军队才精疲力竭地进入了汉口，但等待着他们的只是一座空城。蒋介石已将工厂、学校和医院拆迁一空，装船西运至著名的长江三峡上游的重庆——位于中国广袤西南内地深处的国民政府新首都。 到1938年底，受挫的日本人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僵局。即使在华军队人数已经接近85万人，在中国南部的日本军队也根本没有能力向重庆推进。而在中国北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钳制着日本军队的一举一动，他们伏击掉以轻心的日军巡逻队，甚至在较大战役中歼灭了更多的日军部队。随着这场消耗性艰苦战争无情地向前推演，到1941年，阵亡的日军士兵已经增至将近30万人，战死沙场的中国军人据说也已达到100万，而战争的结束仍然遥不可期。石原莞尔关于日本在中国深陷泥沼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日本皇军几乎控制着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但是他们既不能击败国民党军队，也无法歼灭共产党游击队。近卫文麿早就放弃了努力诱使蒋介石来到谈判桌前的方案，而国家的荣誉又不允许日本从中国撤军。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拿破仑梦魇”，战争不知何处才是尽头。 日本的新闻媒体热衷于大张旗鼓地报道日本军人的勇猛善战，并充满热情地预告每场新的胜利，但是，严密的政府审查网络使得在中国进行战争的另外一面却不为公众所知，其中包括降临于无辜平民头上的战争暴行。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和平岁月里，日本军人也认为他们凌驾于其他亚洲人之上，这些亚洲国家由于未能像日本那样迅速实现现代化而被视为非常“落后”。这样一种观念，与面临在充满敌意的外国土地上进行战争的焦虑交织，加上日本的军人操典漠视敌国人民的权利，就会导致日本士兵可能对普通中国人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最为臭名昭著的战争暴行是“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军队于1937年12月占领这座城市之后，纵火焚掠，兽性勃发，强奸妇女，肆意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样的暴行持续了几个星期之久。南京和周围村镇居民遭受的伤害难以计数。当时的外国观察家估计死亡人数在40 000人左右；其后的历史学家们修正了这一数据，上升为大约200 000人；今天的“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则记载有数万人遭到强奸，共有300 000人惨遭杀害。 南京并不是日军施暴的唯一场所。在中国各处，日本军人都在劫掠中国人的财产，射杀农家的牲畜，强奸各种年龄的妇女。在北方那些共产党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似乎每个村庄看起来都存在着敌对的游击队员，日本人严刑拷打和肆意虐待农民是家常便饭。他们用苯毒害村庄，或干脆付之一炬；他们刺杀怀孕的妇女，并迫使儿童走进可能的布雷区。在哈尔滨郊外，日本军队驻有罪恶的731部队。这支部队以防治传染病和供应可饮水这样的无害名称作为掩护，实际上进行着细菌战研究，以人的活体进行实验，将淋巴腺鼠疫、肺炎、伤寒、梅毒及其他传染病菌注入中国人的体内，以便产生出更为致命的细菌种类和更为有效的运载手段。731部队的一个成员承认，他曾解剖过极度惊恐但仍有知觉的人体，从其体内器官中提取疫病细菌。他吐露说：“如果我们没有种族优越的观念，也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到战争结束时，已有数千名中国人死于细菌战研究项目，虽然日本政府从来未正式承认731部队的存在。 随着疲惫不堪的日本士兵在中国广袤国土上蹒跚而行，日本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寻求对这场以“膺惩”蒋介石为名而发动的战争做出解释，并赋予其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