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1937年9月，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正式申诉，指出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地地道道的侵略行为，而广田弘毅外相却辩解说是“自卫行动”。他解释说，日本只不过想要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其反日活动而已。1937年秋，精力充沛的诡辩家松冈洋右就任由公众头面人物组成的内阁参议。他试图把中国的政治领袖妖魔化成不仅给日本，也给全亚洲带来危害的恶棍。他写道，“纵酒淫乐的中国军阀”和“赤色共产主义”，已经合并生成为一颗深植于“东亚母亲胸前的痈疽”，他们将“带来确定无疑和不可避免的毁灭”，如今已经威胁到了“所有亚洲国家”。他的结论是，日本必须“拿起手术刀”，实施时代所赋予其的“英勇的外科手术”。 从年轻时就信奉泛亚主义的近卫文麿首相，则清楚地表达出日本作为亚洲新秩序合法领袖的更为远大的目标。从他年轻时的巴黎之行起，近卫文麿就是《华盛顿条约》体系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指责《华盛顿条约》体系是西方国家企图冻结各国的国际地位，以确保白种人能够继续支配世界的粗暴行径。他认为，西方国家可能会在理论上认可日本的一流强国地位，但实际上，在一个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支配的世界里，岛国日本仍然是一个资源贫乏的经济体。由《华盛顿条约》所建立并经伦敦会议所重申的军备限制，仅仅是为了使日本屈从于西方列强，特别是屈从于美国和英国。据近卫文麿所称，只有当日本获得了经济自立，并且颠覆了这种把亚洲国家贬低为世界事务中二流公民的带有种族偏见的恶毒国际体系，日本民族才可能获救。 1938年11月3日，近卫政府在举行庆祝攻占广州和武汉的仪式时，正式宣布了所谓的“亚洲新秩序”。当晚，近卫文麿首相在无线电广播中郑重宣告：“日本所追求的是建立一种确保东亚长久稳定的新秩序。我们发动军事进攻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新秩序的建立需要“日、满、华三国相互协作的关系”。不幸的是，近卫文麿感到痛惜，蒋介石只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傀儡和爪牙，只想依赖西方的庇护来维持自己的腐败统治，其悲惨后果将会使中国人民沦于共产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危险之中。近卫文麿承诺说，普通的中国人无须害怕日本人；相反，他同情中国民众的“强烈民族感情”，他们只是想要从蒋介石统治的崩溃中解放自己。近卫文麿希望看到蒋介石的失败，从而出现一个新中国，能与日本和“满洲国”结盟，以便“构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完备共同防线，创造一种新文化，实现整个东亚的密切经济联系”。这样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政治家所做的蛮横无理的演讲，很值得进行细致的剖析。按照他的诡辩，首先，近卫文麿为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进行辩解；接着，他描绘了一个有道德、有操守、无私忘我国家的清晰形象：日本是在做出牺牲，是把中国人民从国民党压迫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奴役下解救出来，从而创造一个“建立在真正正义基础之上的和平新秩序”。 新政治体制 虽然近卫文麿能用夸夸其谈来激励他的国人，但这位首相还是缺乏能力将他的东亚新秩序设想转化为现实的军事或外交安排，从而能以有利于日本的方式结束在中国的战争。1939年1月，这位受挫的年轻贵族辞去了首相职务。一年半之后，近卫文麿再次就任首相，因为他希望发起一场导致国内政策激烈变化的“新体制运动”，以解决长期困扰日本的内忧外患。1940年7月23日，在天皇公布了对他的任命的当天，近卫文麿组成了他的第二任内阁。他在无线电广播中宣称：旧的世界秩序正在崩溃，变革的浪潮正在冲刷着亚洲海岸。近卫文麿告诫国民，为了适应这个急剧变化着的世界，日本必须重新焕发青春，重建自己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三天以后，第二届近卫内阁就批准了《基本国策纲要》，描绘出一幅“新体制运动”的蓝图。 在很大程度上，发起“新体制运动”的聪明人实际上是那些近卫文麿于1933年组建的智囊团成员。当时正值犬养毅首相被刺一年之后，组建智囊团的目的在于重新评估日本的宪政制度。到1937年6月第一届近卫内阁成立时，这个顾问班子已经正式冠名为“昭和研究协会”，其中包括100多名著名的知识分子、学者、新闻记者、政治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分处于十几个委员会里，整天忙于就日本几乎所有的国内外政策向首相提出别出心裁的建议。东京大学的一位激进学者蝋山政道对这项任务做出的贡献也许比任何人都多，主要集中于政治事务方面。考虑到近卫文麿作为一个寻求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首相，绝对需要举国一致的支持，蝋山政道醉心于那些富有魅力的欧洲领袖人物操控强有力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以赢得国民忠诚的能力，也渴望日本“实现类似于纳粹德国的内部一致”。蝋山政道宣称：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自由民主已经过时。他力主日本应该自上而下地强行接受法西斯主义，建立一个新的奠基于他所艳羡的“极权主义原则”之上的“全国性组织”，以之取代政府的陈旧机构，并决定国家的政策。 1940年8月，近卫文麿任命了37名有代表性的日本社会各界人士进入特设的“新体制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充分利用蝋山政道的著述和昭和研究协会的建议，提出缔造一个名为“大政翼赞会”的新组织。该委员会预想，大政翼赞会将是一个基础广泛的半官方的、以首相兼任总裁的政党组织。同时，县、郡、市各级还将建立支部，由各类职业和文化兴趣的乐于合作的人群组成，以“保持与人民的直接联系”；在此之上，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政翼赞会议会局，最终将取代国会成为辩论和批准国家政策的机构。该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这样做的结果将会诞生一个具有广泛持久群众基础的政治团体，能够“翼赞”首相和他的内阁，贯彻政府的意图。 由于深信由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分散的政治结构不再适应日本的需要，近卫文麿在这一提议中抛出了他的政治砝码。他得出结论说，军队成为独立王国和政治权力在数个精英集团中的分散，助长了行政的混乱以及政府内平民和军人阁员之间的明争暗斗，对于日本企图找到走出20世纪30年代晚期非同寻常的国际危机的道路来说，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近卫文麿希望，通过领导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将会加强他与国会、军队以及职业官僚打交道时的力量。就是说，通过大政翼赞会进行民众动员，将会产生更为协调一致的政策，将会得到全体国民无条件的支持。 这一提议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反应。首先，提议奇怪地得到了一个军队将领团体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将领们期望能够控制大政翼赞会，以获取民众对正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的广泛支持；而那些党派政治家们，则极度希望一个新的群众性政党将会容许他们拓展对官僚和军人的政治影响。实际上，甚至早在大政翼赞会成立之前，这个国家的主要政党都已经于1940年8月15日宣布自行解散了。不过，尽管有这些戏剧性的支持表现，仍然有大量的组织和个人对近卫文麿的构想大不以为然，最终使大政翼赞会逐渐成为了一个历史上虚张声势的选择。诸如曾经于1939年担任过八个月首相职务的平沼骐一郎这样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便反对提议中的大政翼赞会极权。指出这只会产生一个“新的幕府将军”，将会篡夺天皇陛下政府的权力；而日本的国策，即广受崇敬的“国体”，已经使国民团结在天皇周围，天生履行着“翼赞大政”的神圣职责。在更为功利的层面上，内务省的高级官员们也担心官僚既得利益的丧失，抱怨在目前本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时刻，提议中建立的大政翼赞会组织网络将会造成对地方行政的阻碍。 一个天生的折中主义者对于短兵相接的政治争斗没有多少兴趣，近卫文麿很快就对批评者让步认输（后来，这位年轻贵族称自己是“用心良苦而结局不妙的命运之子”，注定与其本来设想事与愿违）。1940年10月12日，当大政翼赞会宣告成立时，地方分支机构也建立起来，但并非按照职业或文化群体重新组合，而只不过是作为现存行政单位的附属物而已，被置于地方官员的管辖之下，就像内务省的职业官僚们所期望的那样。1940年秋，内务大臣几乎获得了凌驾于大政翼赞会的所有权威。到12月末，近卫文麿又一次屈从于对手的意愿，任命他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平沼骐一郎担任内务大臣，终于使大政翼赞会被玩弄于官僚作风的股掌之中。大政翼赞会根本没能威胁到国会的特权，国会照样继续召开，并且拒不批准给予大政翼赞会的财政预算，始终表露着对这个新团体的极不信任。 “法西斯主义已经来到日本”，1932年吉野作造为此感到悲伤失望。这位值得敬重的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是暴徒和“反民主”运动将会在日本产生“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他的评论提醒人们注意，日本已经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了历史性的同盟：这三个国家都是在相对较晚的时期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在这三个国家内，民主都只享有过一个短暂而不稳定的优势，就在民主仍然在为扎根生长而努力奋斗之时，这些国家已在竭力挣扎，以求克服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三个国家都害怕英国或美国妨碍其成为帝国的野心，所以千方百计实现经济自立。在这个意义上，吉野作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者可能已经找到了一条夺权之路，他们将会否定议会政治，引进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就像他们的欧洲同伴装腔作势所做的那样。 然而，直到最后，日本也终究未能经历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时代。有些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法西斯主义者，就像蝋山政道这样的人物被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所吸引一样。然而，尽管日本的右派团体在历史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法西斯主义者并未完成主要的变革，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也未取得长久的成功。如果说，“二二六”事变的失败结束了自下而上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那么，大政翼赞会的流产则证明，自上而下地强迫人们接受法西斯主义也几乎没有可能。 日本的历史发展轨迹，它对现代化的探索，仍然保留着它自己的特点。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日本的右翼势力从未汇合成为一个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精英阶层的运动。既没有哪个革命政党或群众组织实现了这一目标，也没有什么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成为国家元首。整个20世纪30年代，明治宪法仍然发挥着效用，同样的制度结构和自1890年代以来一直治理国家的精英集团继续掌握着国家的事务。当然，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日本，与明治时代晚期和大正时代的日本还是有所不同的。显而易见的是，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出现的内部争端和外来威胁，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严重冲击着这个国家较早前在议会政治和自由经济方面的自信。而且，政党政治的失败、国会扮演角色的越发缄默、军人和平民官僚在20世纪30年代内阁中影响的扩大，都造成了比以往更为武断、更为专制、更为军国主义化的统治方式。如果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标签不足以描绘20世纪30年代的转变，那么，认为它是当时日本的一个流行术语则是恰当的，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统治方式”的演化。在这种演化过程中，政治、文化和经济都被重新组合，以支持日本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并动员国民为一场不断扩大的战争做好准备。 新经济体制 如果考察整个战争过程、经济自立和国防态势这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可以追溯到20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宇垣一成、小矶国昭的著述。这两位年轻的校级军官认真观察在欧洲发生的冲突，他们同意石原莞尔关于在现代战争中无法保持中立的观点，认为国家间的冲突将会持续，因而要求拥有充沛的资源，任何不能自力更生的交战国都难逃厄运。为使自己的国家做好以新的革命性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准备，小矶国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概述了两方面的内容：日本应扩展殖民地作为“资源基地”，这正是石原莞尔和关东军于1931年所完成的使命；对本国经济实行政府的中央集权控制，以便使军事工业迅速崛起，从而有效地应付战争威胁。 在20世纪30年代，革新派官僚和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阐释管制经济的好处。在他们看来，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和大萧条带来的苦痛证明了自由放任经济学说的破产，而他们则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途径，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压力和脱序。随着日本越来越深地滑入中国的泥沼，在关于日本国家命运的讨论中不断提出实行计划经济的主张，认定国家生存的先决条件是成为一个掌握丰富资源的帝国并对经济实行直接管理。经济学家有泽广已在1934年的著作中写道：“在现代战争中，胜负已经不再单纯由战场上的战斗力强弱来决定，相反主要取决于军事工业的力量。国家必须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专心致力于将所有资源投入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三年后，随着日本准备进行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他又补充道：“国家必须运用它的力量，对经济活动实行直接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