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在不完全的战争状态下，也必须强制实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领导。” 近卫文麿在他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内，明确将自给自足和计划经济确立为国家目标。1937年秋，甚至在他派遣军队到中国作战之时，近卫文麿仍将此前的内阁研究机构改组为阁僚级的部门，冠名为内阁企划院（CPB），由革新派官僚和军队首脑所支配，任务是构想和制定经济战略，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必须协调军用和民用。很快，又设置了厚生省，并实行了电力工业的国有化。到1938年1月11日，厚生省实行对所有医疗和社会福利项目的统一管理，以求提高本国年轻人的健康水平。由于未能通过体检的新兵数量令人吃惊，这一政策对于军队来说尤其重要。1938年4月10日，《电力国家管理法》由国会通过并生效，强化了将全国的九家电力公司置于通信省监督之下的体制。虽然这些措施也被设计用来满足公众的需要，比如向国内经济落后地区提供比较便宜的电力，但首要的是军需工厂必须确保得到它们所需的足够电力。 近卫文麿的心中甚至还有更为令人震惊的计划。在筹备预定于1937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73届帝国议会时，内阁企划院提出了一份国家总动员法案。该法案兼顾范围和目标，在政策上准许政府“调配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使国家能够全面充分利用其力量，实现战时国防之目标”。特别是，这部有50项条款的法案规定，那些向内阁负责的政府机构，有权在生产必需品的产业部门之间分配劳力；有权在所有产业部门组成卡特尔以实现政府的计划目标；有权为达到战时生产计划而征用工厂和土地。 反对的声浪随之涌现出来。许多国会议员，虽然忠诚地支持侵略中国的战争，却不愿在国际局势紧张时期用国家的工业结构做如此之大的冒险。那些大企业则震惊于政府对私人产权及其他自由资本主义核心原则的侵犯。甚至连近卫文麿的导师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宣称“全国总动员法忽略了宪法的存在”，这成为许多保守派头面人物指控全国总动员法时经常引用的话。作为一贯的现实主义者，近卫文麿做出了一些妥协，以便确保国会能够通过该项法案。他亲自向国会保证，在中国事变的处理走上正轨之前，政府不再提出更多有争议的法案，并进一步同意允许建立一个50人的审查委员会来监督任何立法的执行。于是风平浪静，1938年4月1日，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 1940年夏，当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时，他开始再次企图推进政府对经济的统制。7月23日，他做了概述新政治体制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谈到了新经济体制，表示如果日本想要在中国取得进展，就必须构建起国防体系。后来，近卫文麿的思想甚至超出了《国家总动员法》的规定，考虑进行更为根本的经济体制重构。这种重构将不可扭转地偏离日本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向。像提出新政治体制的情况那样，近卫文麿也离不开昭和研究协会的智慧，特别是从笠信太郎的代表作中汲取灵感。此人是为《朝日新闻》撰稿的大众经济学家，于1939年成为近卫文麿的智囊。 受到德国成功提高工业生产和减少失业率的鼓舞，笠信太郎提倡以纳粹德国为榜样，改革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尤其是，他竭力主张政府应尽量限制企业赢利，并监管超额利润的再投资。更引起争论的是，他甚至主张将资本与管理相分离，建议排除那些掌握在私人手中的重要工业企业的所有权，将其转归政府雇员管理。他的想法后来大量体现在内阁企划局的方案中，要求各产业部门组成卡特尔联盟，以贯彻政府指令，在各企业间配置资源，分配生产限额。同时，打算成立由政府控制的最高企划审议会，拥有对这些卡特尔联盟的管辖权，从而保证政府官僚在协调经济政策上的支配角色。 近卫文麿的计划再次遭遇到激烈的反对。企业领袖们愤恨地谴责新经济体制是由共产党人秘密策划的“赤色阴谋”。这些秘密共产党人就隐藏在内阁企划局里，蓄意“摧毁我国的经济，使我国变成苏联”。成员包括国内绝大多数大企业的日本经济联合会，指责政府官员是臭名昭著的白痴，严正警告政府对企业利润的控制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企业的萎缩、生产的下降和税收的急剧减少”。这些精心策划的攻击，迫使近卫文麿放弃了原先的设想。1940年12月7日，近卫内阁通过了新经济体制方案，与革新派人士所预期的相比有很大不同。首相只能“鼓励”组建卡特尔联盟，声明政府既不会将产业也不会将企业收归国有，传统管理阶层仍会留在原来的岗位上，企业赢利将受到允许，也不再建立国家的监管机关。 虽然近卫文麿在创建新经济体制的战役中落得遍体鳞伤，但他还远远未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在《国家总动员法》生效的1938年春和他最后辞去首相职务的1941年秋之间，近卫内阁及其革新派官僚掀起了一场颁布100多项法案和政令的暴风骤雨，把政府意图强行嵌入到大量经济活动之中。尽管他曾经郑重承诺在中国事变的处理走上正轨之前，政府不再提出更多有争议的法案，近卫文麿仍会时常寻求国会批准他的行动。但如果国会不顺从，首相及其盟友就会安排以天皇法令的形式，或是援引《国家总动员法》的某一条款加以颁布。例如，1938年秋，随着日本军队向广州和汉口挺进，几年前公布的《重要产业统制法》付诸实施，向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提供政府补贴，同时也强行对其进行更大程度的国家监管。1938年11月，日本军部成功地迫使那些重要企业履行政府所规定的利润上限；1939年10月20日，《价格统制令》和《临时工资措置令》将职工工资、零售物价和房租地租等加以封顶；而在1940年间，政府又开始对稻米、食糖和火柴等实行定量配给。 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似乎日历的每一次翻动都会释放出某种新的经济统制措施。在一些重要方面，这个十年经历了私人资本与国家官僚之间关系上所发生的重大，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具有创新意识的平民官僚和军队首脑结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新同盟，制订出大量计划和方案，推动政府的施政方针发生变化。从十年前偏爱简单地役使民众，变为较多采取更有强制性的措施，力图缔造一个完全的统制经济。在满洲事变以后的岁月里，日本政府发明了一套干预经济的全新技巧和手段——中央计划、工资和物价统制，以及工业原料和消费必需品的配给，推进了国防态势的增强，并迫使日本的主要公司接受管理企业的新方法。不过，尽管官僚们对经济的统制不断扩展，但直到1941年秋近卫文麿最终放弃首相职位为止，此时已是满洲事变爆发十年之后，日本人在极权主义经济体制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比他们在法西斯主义政治体制方面取得的进展更多。国家计划的鼓吹者们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财阀们仍然在经济领域昂首信步，企业管理者仍然在为保护私有财产和私有产权而勇敢抗争。就像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情况一样，日本的经济也依然是一半自由，一半统制。 帝国的重构 近卫文麿呼吁在国内和亚洲建立新秩序，集中体现了日本渴望打破对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这一体系受到英美利益的左右。20世纪30年代，世界划分为实行贸易保护的美元区和英镑区。与之相反，日本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则要求建立一个日元区，以彻底改变他们国家在资源、市场、资本和技术方面越来越依赖于英美及其殖民地的趋势。国际冲突在亚洲北部的扩大，使这种要求变得越发迫切。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企图将它的殖民地、附属国的经济与本岛更紧密地连为一体，从而构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阵营。在某些地方，这种努力进展得相当顺畅。到1939年，大约99.9%的朝鲜出口货物输往日本，大约93.2%的南洋附属国出口货物和86%的台湾出口货物也都输往日本。在伪满洲国，1937年开始执行五年计划。起初并未取得预期结果，但到1940年，这个“卫星国”也已经大量向日本供应重要的煤炭、大豆、钢锭、黄金、化肥及其他必需品。 在占领中国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和军方人士面临的局面则更为艰难。随着1937年和1938年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内地的推进，日本企图建立起一个“合适”的政权，既能立刻得到中国人民的忠诚，又能使中国人民屈从于日本的意旨。在华北，日本军队培植了一系列“治安维持会”，由那些认可占领政策的中国人所组成。1937年12月14日，这些“治安维持会”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职典礼在北京举行，王克敏担任这个卖国政权的“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是一个银行家，曾经担任过张学良的财政顾问。 几个月之后，1938年3月，日本人炮制出又一个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总部设于南京，在日本顾问的严密监督下代为管理华中、华南被占省份的事务。1940年3月30日，日本占领当局解散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将二者合并重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由汪精卫出任首脑。汪精卫曾在日本法政大学受过教育，长期与蒋介石争夺对国民党的控制权。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乃天然盟友，主张与日本谈判解决双方争端，而无视日本30年代晚期在中国战场上的肆意杀戮及其对平民犯下的战争暴行。尽管许多中国人痛斥汪精卫政府是一个叛逆的卖国政权，但冥顽不灵的汪精卫相信，通过与日本人的合作，他也许能够扭转日本占领过程中令人不快的方面，起码能够维持在被占领土上中国主权的颜面。 既然已经决定要将中国被占领土纳入日元集团，日本占领当局遂着手进行对中国资源的榨取。有些时候，日军甚至粗暴地征用它所想要的东西，夺占那些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中国公司，并将这些公司置于日本企业或军方的管理之下。1938年末，近卫文麿政府批准成立“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动用私人和政府双方的力量，这些新经济团体成功地完成了在占领区开发矿产、开办钢厂、兴修水电工程、兴建港口设施以及重建长江沿岸被战火毁坏的铁道线的任务。1937年到1941年间，华北和内蒙的煤炭产量从1.07亿吨增加到2.28亿吨；1939年，华北、内蒙和华中地区的矿山仅出产了100万吨铁矿石，而到1942年的高峰期则出产了500万吨。 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成为日本经济构想的一个严峻挑战。20世纪20年代，所谓的“文治时代”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所缓和。但是，冷酷无情的宇垣一成将军于1931年7月来此担任总督，加上同年秋天满洲事变的爆发，标志着统治政策的转变。日本为了日元区的利益开始逐步发展朝鲜的经济。由于这一政策得到人们某种程度的支持，所以取得了一定成效，如表13.2所示。日本占领当局扩大了水利发电能力，倍增了铁路通车的长度，修筑了49 888公里的公路，并扶持了新型制造工业的成长。日本国内的一些老牌企业集团曾在这些项目上有所投资，但表现更为突出的则是一些新财阀。这些新财阀率先发展化工业，并且建设了朝鲜半岛上90%的发电设施，其中包括一个横跨鸭绿江的大坝，规模堪比美国的胡佛和大河谷大坝。 同时，宇垣一成总督开始执行同化政策。在他的继任者南次郎将军任总督期间（1936年8月至1942年5月），这一政策得到了更彻底的推行。为了利用朝鲜的人力来支持工业化项目，也为了使以往经常采用暴力方式表达对占领者不满的朝鲜人变得比较驯顺，宇垣一成和南次郎竭力压制独立的朝鲜文化特征，反复在朝鲜人中灌输日本的价值观念，就像那个新口号所标示的那样：“朝鲜和日本，本是一家人。”这一同化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建立支持战争的“爱国社团”；要求朝鲜人信奉日本神道教，宣誓效忠日本天皇；制定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扩充日本语言、历史、道德伦理等课程的分量；并于1938年通过法令，准许朝鲜人成为日本皇军中的“特殊志愿者”。 南次郎总督对工业化和同化政策的结果感到满意。1941年的一份总督府公告这样写道： 天皇陛下的仁慈已经遍及朝鲜各地，赐予朝鲜人民安宁的生活。为何朝鲜政府仅在三年时间里就取得如此功业？那是因为历任总督都完全献身于传播平等精神的使命。农业和矿业已经取得显著进步，工业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工商业的繁荣与贸易量的增长每年都在扩展。教育正在改进，文化也在进步，朝鲜人的习俗和服饰与日本人的差异已经变得越来越小。特种军事体制已经建立起来，由此，许多朝鲜志愿者如今正在履行他们协助帝国国防的义务。 与总督自诩将天皇的恩惠传遍朝鲜半岛相反，大多数朝鲜人却在痛苦地抱怨日本人的傲慢自大。当然，20世纪30年代在工业设施方面的投资，证明确实有利于朝鲜经济的长远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的政策在当时是对朝鲜人的欺骗。大多数朝鲜企业都无法与日本企业竞争，许多日本企业享有免税和官员保证其赢利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