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甚至连朝鲜人的第一家大型工业企业——京城纺织株式会社（1919年10月由金性洙创设。——译注），也不得不依赖与日本公司的联合，才能得到原料、技术设备和市场。许多普通朝鲜企业既不能进入集中用于制造军需物资的机械工业，也不被允许从事主要用来向日本军队供应军火和兵器的化学工业。 此外，虽然许多朝鲜人在新办的日本工厂里找到了活干，但大多数人只能从事并不重要的工作，待在一个以种族划界的场所，被日本工头和技师支使着干活。即使有朝鲜人在工厂里从事与日本人同样的工作，也只能拿到日本同行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报酬。实际上，殖民地时期的生活状况一直非常严峻，贫困随处可见，很少有人用电，一些地区的婴幼儿死亡率高达50%。每个居住在朝鲜的日本学生所占有的殖民地政府基础教育投资，大约是当地朝鲜学生的40倍；而银行在对朝鲜人贷款时，却要收取比贷款给日本人高得多的利率。不过，朝鲜人最为痛恨的，还是日本殖民当局企图根除他们赖以自豪的文化传统。没有什么比1939年颁布的命令更令人痛恨了。这份命令“和蔼地准许”所有朝鲜人放弃他们的本名，转而采用日本式的姓名。这份严厉的法案，在一个已经十分残暴的殖民统治体系上又添加了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成为拆穿日本诡辩其负有使命将现代价值观念和工业发展带给朝鲜半岛的有力例证。 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 电影并不是20世纪30年代流行文化变迁的唯一形式。刚刚进入20世纪30年代，《我的蓝天》和《给我唱支阿拉伯歌》曾经在日本大受欢迎，甚至形成一股热捧西方音乐的新潮，将爵士乐带到了大多数外省城镇的舞厅。不过，由于中国危机的不断深化，爱国主义的抗战歌曲越来越支配了这个国家的广播电台。明治时代的经典作品也得以重新大行其道。“无论防御还是进攻，我们都信赖浮动的黑铁堡垒”，这是作于1897年的缓慢而沉闷的《战舰进行曲》的开头。更为流行的是适应大众口味写出的战争抒情诗：1937年为一次报纸竞赛而作的《露营之歌》，充满了对死亡的令人伤感的关注，短短6个月里就销售了600 000份。随着局势的日益严重，政府开始禁止爵士乐的演出，并于1940年的万圣节之夜关闭了东京的所有舞厅。这些娱乐设施的消失，表明了日本都市生活场景的变化，恰恰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是越来越严厉地采取禁欲政策的十年。在东京，1936年的国会大厦（主要由朝鲜劳工建筑而成）和1938年建成的第一生命保险大厦就是两个例证。它们使人依稀感到已在德国柏林流行的建筑风格的影响，对混凝土结构的强化令人产生沉闷的感觉。 在相当程度上，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文化贫瘠是由政府努力进行战争和平民百姓一致支持战争所造成的。构建国防态势的冲动在教育领域同样盛行，甚至在美浓部达吉教授丢脸地离开国会之后，清洗“危害国家思想”的运动仍然丝毫没有减弱。1937年，矢内原忠雄在官方的强大压力之下，不愿放弃他对日本在中国所作所为的批评，宁可辞去他在东京大学主讲殖民政策的教职。次年，在东京大学其他几位思想开明的教授谴责“二二六”事变并表示反对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极权政治”之后，法务省对他们进行了“散布危险思想”的指控。 除压制批评声音之外，政府还力图通过指定新教材，在学龄儿童中反复灌输“安全的”公民意识。新教材名为《国体本义》，即日本国体的基本准则，由文部省出版于1937年3月30日。这是政府对“国体”这一概念所做的正式说明。据文部省所说，指定教材的目的在于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使国内外各色人等发扬固有的“皇道精神”；作为建设新日本的凭借，必须保卫和维护天皇体制，使得与天地同岁的皇位永远昌盛。根据一种被神化了的天皇起源系谱，滋生出一系列国家主义的论说文章，用来探讨所谓日本“特有”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形形色色的著述汗牛充栋，无非是歌颂日本以往的成就，将那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天皇家族的英明，并号召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人准备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以维护天皇统治和国家主权不受侵犯。 政府在掌控了新教材之外，还驱使学生们接受更为严格的体育锻炼，参加诸如柔道、剑道之类的军事运动项目，以至于取代了体育科目中的棒球课。甚至连学生的校外时间也被各种新的责任和义务所占满：在近卫文麿宣布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标之后，学生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自由时间用来从事社区服务，比如清扫公园、收拾落叶等，因为随着日本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型，这些日常的例行工作越来越没人做了。此外，从1939年起，所有12岁到19岁的年轻人在完成学校的六年义务教育之后，都必须参加青年专门学校。这些学校开办夜间教育，对男孩子进行军事训练，教给女孩子家政经济，并向所有人开设关于日本历史和伦理的课程。 政府的操控之手也伸向了大众传媒。外务省和通信省共同批准组建了新的新闻通讯社——同盟社。1936年元旦同盟社开始运转，并被赋予特权，向日本的报纸和电台发布所有国际新闻和大部分国内新闻。同盟社的条例还规定，外务省和通信省有权批准其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并可随时接管其业务，只要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公众利益”。随着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深化，政府对报纸的管制进一步加强。1937年7月，当局指令报社编辑回避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题材，同时又不得把日本描写为好战或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一年之后，政府又颁布禁令，那些与官方言论有抵触的文章、暗示公众对战争不予支持的文章、夸大应征入伍者家庭困难的文章、介绍新的庸俗华丽时尚的文章，以及赞美都市酒吧、咖啡馆和舞厅里浪荡女郎的文章都一律不得发表。 政府还越来越注意对无线电广播的控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因为20世纪30年代，无线电广播成为这个国家新闻和娱乐的主要媒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通信省增强了日本广播公司（NHK）的影响力，采取了纳粹德国的口号“一家一台收音机”，甚至免费在市场、神社及其他贫困乡村的公共场所安装收音机。到1941年，日本的收音机数量已经从290万台增加到660万台（在世界上列第四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之后），没有多少日本人能够不受日本广播公司播音员的影响。 政府十分满意于他们可以通过控制无线电广播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自从日本广播公司在通信省的管辖下运营以来，同盟通讯社的建立给予了官僚们批准节目时间表和新闻内容的最后决定权。于是，1936年2月26日那天，每条新闻报道都一字不差地照样宣读官方文告；1937年7月共播报了1844条新闻，其中三分之二都集中于报道中国爆发了对日本的敌对行动。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这些新闻或是来自同盟社，或是直接来自政府机关。到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广播公司因应战时所需，开始播出每日一次的“情景剧”和每周两次的“文化剧”，甚至连娱乐节目也都充满了说教的腔调。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正面临紧急状态，这促使许多以往曾经做出过反政府姿态的团体重新评估它们的目标和策略。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当时，数千名工人组成了所谓的“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它的领袖希望通过非暴力对抗的方式和表明对国家和天皇的忠诚，来改善工人们的劳动条件。这个在日本较有影响的工会组织的发起者是石川岛造船厂的一名领班。他和同事与那些保守派的右翼人士一道嘲笑政党政治的腐败堕落，谴责“在颓废的西方已告失败”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力图建立一种以“君臣一体”为前提的新经济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劳资双方将“一心一德，团结无间”。他们希望，劳资双方由此将会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相互协作提高生产力，从而为工人们改善生活条件。老式的主流工会成员虽多，影响力却逐渐式微；相反，“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在东京—横滨工业地带的金属铸造工人、九州地区的炼钢工人和大阪—神户地区的运输工人中间赢得了相当大的支持。 内务省的官员们也预想到了“产业安定”时代的到来，即劳资双方团结合作，完成国家的“公共目标”，而非为了“一己私利”，在相互斗争中消耗力量。这些官员曾经极为担心社会动乱的发生，如今他们则相信，只要进行干预，压制暴力型工会组织的好斗态度，同时向工人们提供工作保障和适宜工资，使他们有能力支持国家的目标，就能够维持社会的和谐。于是，1938年7月，政府批准成立了准官方的“产业报国联盟”。内务省官员显然在这个联盟的领导层中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鼓励各个工会组织“自愿”解散，以便劳资双方的代表组成行业性的“共商会”，提供一个解决争端和不满的渠道。到1939年末，“产业报国联盟”内已经拥有大约19 000个“共商会”，包括将近300万名工人。到1940年7月，现有的工会组织全部自行解散，加入到同一个“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氛围变得越来越趋于保守，市川房枝与其他许多女权主义者也在重新评估自己原先的选择。由于政党政治的衰落，市川房枝的“妇女参政权期成同盟会”失去了最有影响力的政府精英圈子里的支持者。这迫使其成员放弃了对选举权的诉求。市川房枝对扩大妇女政治权利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她改变了做法，企图通过鼓吹母亲和儿童的福利待遇来提高妇女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两个月，七个吁求参政权和妇女权利的组织响应官方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成立了“日本妇女组织联盟”，宗旨是“应对国家危机局势，准备为解决事变做出贡献”。1938年2月，市川房枝等十位著名女权运动人士表明了与政府合作的新态度，与其他19位国内著名人士一起，向所有日本妇女发出号召：参拜天照大神，崇敬天皇家族，节约家庭开支，实现邻里和睦，力求穿着简单，戒除烟酒嗜好。 政府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迫使“水平社”经历了“组织转向”。1931年，这个“部落民”团体曾经公开表明反对满洲事变的爆发，宣布与中国工农大众站在同一阵营。两年以后，它又反对日本在政治上向法西斯主义转化。内务省迅速对此采取措施。1933年，警察逮捕了“水平社”的100多名领导成员。1935年到1937年间，内务省又将解决日本贱民家庭困难的预算额度增加了3倍，对“水平社”进行利诱。作为回报，这些团体也缓和了对政府的激烈批评，开始步调一致地响应政府“全民团结”的号召。基于这种情况，“部落民”组织同意使自己“遵守‘国体’本义，通过实现民众和谐为国家兴盛做出贡献”。1938年11月，“水平社”举行第15届全国会议，宣誓全力支持战争。 比较起来，那些新宗教团体受到了更为严厉的镇压。由于这些宗教团体被控以“叛逆罪”，内务省官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铲除邪教”的运动。《国体本义》之类著作的盛行，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政府助长了官方正统学说的威势。这种官方学说的中心内容在于天皇作为日本国家的最高领袖和国民家庭的仁慈家长，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虽然并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天皇，但许多新宗教团体信奉的教义确实威胁到了天皇形象的核心地位，例如，遭到起诉的大本教，就被谴责尊崇天照大神之外的神祇。在政府“检举江湖邪教”的运动中，最为戏剧性的时刻发生在1935年12月8日。这天，数百名警察围攻了大本教总部，拆除了主要神殿，炸毁了一座偏殿，肢解了雕塑的神像，逮捕了近千名教徒。四年之后，国会通过了《宗教组织法》，授权政府解散任何教义不合“皇道”的宗教团体，并促使官员们迅速采取行动，镇压所有非正统的宗教教派。 对社会失序的反感和对围绕国家目标“实现民众团结”的渴望，促使20世纪30年代的政府官员对那些反对政府政策的组织或是采取镇压手段，或是争取它们的支持。有些组织，如著名的大本教，宁可被摧毁也不愿屈服，但大多数此类组织则缓和了他们的诉求，将目标变得不那么激烈，甚至于自行解散。虽然政府的压力也许是这些“转向”背后最为重要的因素，但却并非如此之多的个人与组织选择改变它们的政治和社会追求的根本原因。在某些事例中，可以看到妇女和劳工团体以合作的、节制的态度抓住新的机会，去促进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的任务。同样，民族主义对于探求现代化的道路也是强有力的推动。许多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人相信，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将天皇置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导致优先选择了一种驯服和顺从的生活态度，取代了与之大不相同的大正年间的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