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此外，他还鼓吹对那些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工业实行国有化,打破土地集中的局面以有利于那些贫困的佃农家庭,“消除那些将天皇和他的子民们分离的障碍”。如果这些可以顺利实现的话，北一辉得出结论说,日本将得以完成促使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崇高使命。 长期以来，北一辉努力培育和日本陆军第一师团中那些激进分子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向那些年轻军官们谏言说，如果现在就采取行动，还有时间来拯救这个国家。这些劝谏鼓动了那些军官们决定在1936年2月26日发动政变。其他一些因素也促成了这次政变的发生。这些年轻军官们已经经历了几乎四年的举国一致内阁的统治，而在此期间出任首相的正是斋藤实和冈田启介，这两位前海军大将都被激进分子们认为并没有不遗余力地寻求日本在东亚的利益。这些暴乱分子们最为痛恨的当数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因为他们认为高桥是清的经济复兴计划只是让那些大公司中饱私囊,而广大日本农民和小商小贩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促成此次政变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日本陆军中出现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派系。其中一支以荒木贞夫将军为首,他们自豪地称自己为“皇道派”。它的许多追随者都宣誓要誓死效忠天皇,他们为荒木贞夫狂热的政治主张所吸引。荒木贞夫认为日本只有依靠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意志训练和个人美德，以及鼓励国民团结，才能巩固国防。另一支即所谓的“统制派”,以南次郎、宇垣一成和永田铁山等将领为首,他们的观点和“皇道派”大相径庭。这些人大多十分务实和头脑冷静,强调日本军队的机械化建设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划。他们倾向于用扩充兵力和发展现代技术来取代乞灵于传统“武士道精神”这一令人费解的做法。 对陆军中佐相泽三郎的审判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剧烈的轰动效应。1935年8月12日，忠于“皇道派”的相泽三郎刺杀了积极支持日本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永田铁山将军。1936年1月28日，开始了对相泽三郎的公审。这是20世纪30年代这一日本历史动荡时期最为耸人听闻的事件。这位中佐将被告席当成了自己的公开讲坛，他对大萧条时期社会思潮的铿锵有力的表达极大地感染了日本民众。他说，天皇身边尽是“邪恶的劝谏者”，美浓部达吉的理论使得那些政党和财阀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特权谋取私利；即使在军队内部，一小撮阴谋集团也正在威胁着这个国家的安全。相泽三郎声明：“我除掉了永田铁山，因为他是罪魁祸首，勾结其他权倾一时的政治家、大藏大臣以及一些军队中旧派系的成员如南次郎和宇垣一成将军等，为非作歹,导致了军队的腐败。”相泽三郎处处以一名致力于军队和国家改革事业的普通军人身份出现,他的这一姿态赢得了广大日本民众的钦佩。数以千计的人写信给他表示支持,还有人切下自己的手指邮寄给他,这是一种夸张的表示支持的传统做法。 审判相泽三郎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刺激了陆军第一师团下级军官的行动,而2月26日的大雪，使他们想起了1860年那个冬日的早晨。那天，一群怀有理想主义而又意志坚定的年轻武士，在樱田门外刺死了幕府时代日本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井伊直弼。樱田门就坐落在如今造反者设在东京心脏地带的露天营地的视野之内。然而在1936年，第一师团“决死之士”的期望却如雪水一般化为泡影。海军军令部对政变的实施以及两位同僚成为刺客的目标感到十分震怒。2月26日和27日，第一舰队的40艘军舰停止了预定的调动，转而驶入东京湾，将大炮对准叛军的营地。面对如此紧急的事态，自幼便被教导要维护君主制度和明治宪法的昭和天皇，下令陆军镇压叛乱。“我深感遗憾，他们居然谋害了我最忠诚、最信任的大臣，”天皇对一名侍从说，“他们这是在我的脖子上绕上绸带。他们的所作所为既违背了宪法，也违逆了明治天皇的圣谕。我决不会宽恕他们，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天皇发出平叛命令的次日，陆军参谋本部即调派十营士兵进入东京，用坦克和大炮包围了叛军营地。叛军为情势所迫，到2月29日中午缴械投降，叛乱平息。军队赦免了几乎所有见习士官和普通士兵，却对领导这场叛乱的少壮派军官进行了迅速而又无情的审判：审判过程在摄像机镜头前进行，判决13人死刑。叛乱分子的精神导师北一辉，也被拉去刑场陪绑，即使他并未实际参加政变图谋。 在许多方面，“二二六”事件使这个国家得以清醒过来。1936年后，日本就再未发生过对国家权威的挑战。全体日本人，包括民权派人士在内，都因政治恐怖主义和自命不凡的殉难行为而发生了转向。在军队内部，“皇道派”的拥护者发现自己被打入冷宫，要不然就被调任形同虚设的岗位；而那些与“统制派”一致的将军们则开始走红，他们较少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狂热，更为小心谨慎。在平民政府里面，元老政治家将内阁奉送到一位受人尊敬的职业官僚广田弘毅手中。作为从1933年9月一直任职到1936年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曾经阐述过一种强硬的对华政策，主张压迫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在代理了首相职位之后，广田弘毅仍然秉持以往的信条，即伪满洲国的继续存在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但是他也伸出了和解的橄榄枝，在公开演讲和政府文告中声称，运用外交手段是解决中日分歧、恢复远东稳定的最佳途径。 甚至连普通日本民众似乎也为1936年的正常状态长舒了一口气。这可以从九州一个小镇上的一家旅店老板女儿的日记中看出，17岁的她毕业于当地的高中，受过在当时说来良好的教育。1936年7月3日，相泽三郎坚定地走在行刑队前，步向刑场。当天的日记中，她写下了对相泽三郎中佐的“同情”，这是在“二二六”事件的第一批造反者被处死的9天之前。不过，在此之后，国家事务就不再打扰她的世界。1936年夏秋的日子里，她的日记里充满了时不时前往当地电影院，偷看男孩子在社区自行车商店表演“专业的”单轮脚踏车绝技，以及季节转换带来的喜悦。“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水稻田里的金色收成了。”她写道。但是，1937年夏天日中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她的平静世界。随着日本滑入与其亚洲邻居全面战争的困境，这个国家日益军国主义化，鼓吹实行计划经济，进一步加强国家对企业的控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思想作为日本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成为新的公式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