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这个词语的本义为“改变方向”，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词语则专指一个人对自己以前信仰的公开背弃。一个领头的公诉人解释说，左翼分子并非完全“无可救药”，“因为他们都是日本国民，他们迟早会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是错误的”，而重新做一个忠诚、顺良的臣民。为了达到上述教化目的，警察反复审讯被拘禁者，采取让人自我谴责和其他一些心理攻势，来使得被拘禁者因为没有支持家国一体化的理念而深感内疚。如果所有这些手段无法奏效，警察就会转而采取体罚措施。 在一系列变节事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佐野学。他是日本共产党的一位高层领导人，于1929年被捕。政府官员以“思想犯罪”为由起诉他，指控他领导着一个企图颠覆国体的组织，于是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1933年6月，佐野学宣布放弃自己此前的信仰，这震惊了日本的左翼党派。在狱中，佐野学写了一本回忆录，其中谴责日本共产党是“一股倒退的力量，在错误的方向上愈走愈远”，赞扬天皇“在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日本帝国中发挥了中心作用”。此外，佐野学还为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辩护。宣称：“日本对一个在文化上与自己相比极其落后的国家的扩张行为，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则。”日本政府随即公开了佐野学的上述言论，不出一个月，500多名在押的左翼政党成员，以及三分之一左右的共产党员纷纷效法佐野学。当局对这样的结果很是满意。到20世纪30年代末，警察以“思想犯罪”为由共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都写了“转向”的声明。 并不是所有被捕的人都屈服于警察的逼迫。小林多喜二，一位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对自己的信仰至死不渝。日本的左翼党派一直以来都赞扬他所著的《蟹工船》（1929年）。在那本著作中，他生动描绘了渔民们由于不满恶劣工作环境而罢工，而日本帝国海军对他们进行血腥的镇压。这深刻揭露了资本家和军队勾结起来剥削工人的罪恶行径。1933年2月20日，小林多喜二被捕，不到一天便死在狱中。警察声称心肌梗塞导致了他的死亡，然而，检验尸体的人发现小林多喜二的手指被打断，前额上还有被火钳烧灼的痕迹，身上还有许多触目惊心的伤口，包括在大腿上数十处被钉子和锥子戳出的洞。1933年1月12日，河上肇被捕入狱，他虽然没有遭受酷刑，但四年的牢狱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从来都没有背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然而，1937年1月，为了能够出狱，他同意不再从事政治活动，这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经济复苏与企业集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政党政治家们遭到了潮水般的恶毒言论攻击，却是高桥是清，一位年迈的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带领日本走出了大萧条的低谷。高桥是清出生于江户，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和一个年轻女佣的私生子，当时以佩里为首的美国海军远征舰队正在迫使日本“开国”。高桥是清一出世，家境就十分贫寒。不过，当他成长为一名少年时，很幸运地被一个来自仙台的武士家庭所收养，随后该领地的大名又将他送往美国学习，时间是1867年至1869年。回国后，高桥是清在刚成立的明治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此后他便一直在大藏省供职，直到1892年进入日本银行。1913年，高桥是清进入政友会内阁，于1913年至1914年担任大藏大臣，在随后的原敬内阁中依然担任此职，时间是1918年至1921年，其后便接替了原敬的职位出任首相。在首相任期结束后，高桥是清进入日本国会，并且担任1925年成立的工商省的第一任部长。1927年春，他还一度重新出任大藏大臣，不过只有短短数周时间。 1931年刚成立的犬养毅内阁邀请经验丰富的高桥是清入阁，以制定能够解决大萧条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在凯恩斯本人提出有效需求理论以前，高桥是清就已经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了。他凭直觉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摆脱大萧条的困扰，唯一的办法就是刺激消费需求。在1931年至1936年2月担任大藏大臣期间，高桥是清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一系列赤字开支计划。1929年至1931年间，中央政府支出已经从17.4亿日元下降为14.8亿日元。高桥是清扭转了这一局面。1932年，他将政府支出增加了32%，达到19.5亿日元，1933年又增加了15%，达到了22.5亿日元。中央政府增加的支出中，四分之三来自政府债券及其他一些形式的赤字财政措施。 这些新增的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公共工程的拨款。这些工程旨在恢复疲软的农村经济。1932年至1934年，日本政府向农村提供了8亿日元的低息贷款，此外，还拨款给一些能够向那些贫困村民提供临时工作的企业。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1931年至1936年间将军费开支增加了一倍以上，如表12.5所示。 为了帮助日本经济早日走出困境，1931年12月，高桥是清一上任就着手使日本摆脱金本位制的束缚。不到一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此前的100日元兑48.87美元下降为100日元兑28.12美元，日元贬值了40%。结果，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这便刺激了日本棉纱、纺织品、陶瓷品、玩具以及钢铁的出口，从而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复苏，使日本成为第一个从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走出的国家，如表12.6所示。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化工和机械工业从军事订货中获利甚丰，日本的国内生产净值上升了70%。这在这个国家的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那些居于领导地位的企业集团——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仍然在日本经济中独占鳌头。在大萧条开始时，这些财阀的实力相对来说依然十分雄厚，凭借充足的现金储备，它们平安渡过了这场大危机。如表12.7所示,1930年至1939年的7年间，上述四家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在它们各自企业中的投资额增加了60%左右。由于资产负债表上的盈利甚多，这些公司将投资的相当一部分投放到那些增长迅速的欣欣向荣的化工和重工业领域。 然而，尽管取得了许多明显的成功业绩，这些财阀依然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企业并不能像往常那样开展业务了。在日本民众中广为流传的愤世嫉俗情绪，刻画了这些大公司追逐利润和剥削工人与消费者的丑恶嘴脸，而来自右翼势力的无休止的恶毒攻击，仅仅是这种情绪的一种最夸张的宣泄。1931年秋，这些大公司大肆收购美元而进行投机活动的行径，进一步恶化了它们在民众中的形象。由于认识到政府最终将会使日元贬值，这些大公司疯狂购进美元，然后在大藏大臣高桥是清1931年12月宣布放弃金本位，日元对美元汇率在市场水平上自由浮动时，再抛售美元，购进日元。这一进一出使得这些财阀获利甚巨，仅三井一家就在此次货币投机中赚取了5000万美元，日本民众则怒火中烧。 1932年3月，血盟团刺杀了三井企业集团的一位主管后，针对这些财阀的谴责之声日益高涨，暴力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这些财阀不得不摆出一副和解的姿态。1933年9月，池田成彬在出任三井的高层主管后，立即发起了一场新闻评论员称之为“商业转向”的运动。一方面，池田成彬将那些民愤最大的公司管理人员统统解雇。由于在满洲事变初期私自将食盐出售给张学良，并且在1932年上海事变期间用军用电缆贿赂中国第19路军，利欲熏心的三井贸易公司总裁被立即革职。另一方面，池田成彬宣布，三井将不再从事唯利是图的投机活动，而要积极地回报社会大众。到1936年末，三井公司已经向那些失业者提供了300万日元的捐助，还提供3000万日元赞助一个名为“三井爱心回报社”的慈善基金，此外还有6000万日元投向各种公益事业。住友和三菱也纷纷向失业者提供资助。它们还在三井的带领下，在各自的附属公司发行股票，以此来反击关于它们是保守、封闭的家族式企业的指责。 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著名财阀又遇到了一项新的挑战，那就是诸如日产、日窒（日本氮肥株式会社），以及中岛航空器制造株式会社等一些新兴公司强有力的竞争。这些后起的企业集团常被称为“新财阀”。它们和那些传统的大企业集团有着重大的区别。例如，它们很少是那种排他性、封闭性的家族式企业，它们大多从制造业起家，而那些老财阀则植根于采矿业以及银行和航运等服务业领域。此外，这些新财阀更愿意与军方和革新派官员合作。在这一点上，那些老财阀则显得较为保守。例如，20世纪20年代，日本氮肥株式会社在日本驻朝占领当局的许可下，在朝鲜北部修建了一些水力发电站。十年后这家公司已成为日本实力最为雄厚的企业集团之一，它的大部分赢利来自硫酸铵、火药和甲烷的生产与销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能够以廉价的电力成本在朝鲜生产这些产品。 在这些新财阀中最成功的当数日产公司了。1928年，鲇川义介接手了表兄的一家采矿企业，建立了日产公司。在鲇川义介的领导下，日产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一家拥有77家子公司的大企业集团了。这其中就有日产汽车公司、日产化工株式会社、日立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大阪船舶株式会社等一些著名的制造企业。到1937年时，日产已经超越了住友和安田。这主要归功于鲇川义介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急剧膨胀时和军界以及革新派官员所建立的密切关系。 这种新的合作关系在伪满洲国更加普遍。在那里，关东军正在加紧发展工业以使这个“卫星国”成为日本的“经济生命线”，这个名称为松冈洋右广泛使用。为了进一步推进工业发展计划，伪满洲国理事会建立了一系列新的金融机构，并且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日本本土到满洲投资的政策。这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尽管日本的那些传统大企业仍然对军部一贯以来的偏见心存疑虑，但它们还是和其他公司一起参与了对伪满洲国的投资，并达到了12.5亿日元的惊人数目。到1936年末,这个新兴的“卫星国”已经成为日本煤炭、生铁和大豆的最主要产地。 然而，关东军的决策层并没有对这些成就感到满意。与日本本土对伪满洲国的投资相比，伪满洲国对日本本土的投资水平一直很低。一位国外观察家甚至评论道:这个“卫星国”将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负担而不是所谓的生命线”。为了促进蓬勃开展的工业化进程，吸收日益增长的人口，伪满洲国的官员们起草了一份五年计划。这个新的宏伟蓝图要求放弃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代之以政府对重要经济活动进行严格调控的“管制经济”。因此关东军说服工商省派遣一位日本最杰出的年轻“明星”来伪满洲国指导该计划的实施,这个人就是岸信介。岸信介刚刚起草了《汽车制造业法案》,并且和日产公司关系密切。他立即邀请鲇川义介将他的高科技企业迁到满洲。鲇川义介抓住了这一机会,1937年下半年,他将公司总部从日本本土迁到满洲，并将公司更名为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与此同时，该计划规定伪满洲国政府持有公司的一半股份，公司还要遵守“满洲国”的法令；作为回报，伪满洲国当局保证公司享有6%的净利润和至少7.5%的债券回报率。于是，在政府的庇护下,鲇川义介的公司兼并了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大部分企业，一跃而为东北亚工业的领头羊。 “二二六”事件 1936年2月26日清晨发生的一次事件，成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社会动荡的高潮。这天，日本最精锐的陆军第一师团的21名下级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兵冲出兵营，企图推翻现政府。那个早晨，大雪纷飞，东京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下，暗杀小分队刺死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军事教育总监。然而,冈田启介首相死里逃生,冲进首相官邸的那些年轻军官误将首相的小舅子当作首相枪杀。首相的妻子将首相藏在一间密室里,等到行凶者将其“尸首”带走后,帮助首相化装成一名妇女逃出官邸。尽管暗杀首相的计划落空了,但中午时分,第一师团的士兵们已经控制了东京市中心,占领了国会大厦、军部等周边阵地,还占领了一处能够俯瞰帝国皇宫的制高点。政变的领导者被这次突袭所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企图建立新一届政府，要求由同情他们发动这次政变的将领来组阁。 与20世纪30年代早期那些无果而终的政变策划者一样,“二二六”事件的煽动者们声称，发动此次政变并非出于个人目的,用其中一名参与者的话来说就是“仅仅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他们关于“昭和复兴”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份广为流传的北一辉《国家改造法案大纲》（1923年)的摹本。北一辉长期以来就是一名民族主义理论家。在他的纲领中,北一辉号召举行军事政变,还要取消宪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戒严令管制,在此期间一个由军队领导的政府可以将那些政党扫地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