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日本内阁中大臣职位的分派就是时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反映。在1924年至1932年的政党政府时期，总共有七届内阁，每届内阁都由两个主要政党之中的一个来组阁，如表12.2所示。这些内阁往往由12名大臣组成，而其中与政党有关联的平均有8.7位。与此相反，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并且在组成内阁的13名大臣中，平均有9.9人来自军队和民间。此外，政党政治家们越来越发现他们已经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了。例如，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有资格出席五大臣会议（即所谓“五相会议”，由内阁中地位最重要的5位阁员组成。——译注）。1933年，斋藤实首相开始召开此类会议。该类会议集中了外相、财相、陆相、海相和首相本人来制定关乎日本外交、财政和国防事务的政策指导方针。与此同时，军队和平民政治家开始控制日本政府的一些特殊机构，如内阁调查署，建立该机构的目的是超越现行司法权的藩篱，以便更好地协调各位大臣的计划和意见。 那些机构和部门已经成为日本“改革家”和“新派官员”的大本营，这些称号经常见诸报纸和杂志的评论文章中。尽管被冠以“新派”的名号，其实并不是所有改革派官员都毕业于名列日本前茅的那些公立大学。事实上，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经验丰富的“人民的羊倌”。在大正时代，他们曾经尝试过各种办法，以期解决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然而，不管职位如何，那些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改革家们都对资本主义充满了怀疑，他们同情农村家庭的疾苦，认为那些政党政治家缺乏引领日本度过“国家危急时期”的道义勇气和足够的聪明才智，同时他们致力于将官僚机构改造成为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的中心机构。 改革派官员将发展日本经济和扩充国家作战实力作为首要任务。对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些目标只有在加强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情况下才能完全实现。《石油工业法案》和《汽车制造业法案》就是他们最早取得的两项成就。第一项法案于1934年夏开始实施，它授权政府对石油的进口和提炼进行管制，并授权政府官员制定石油价格和储备足够的石油产品以应付战时危急之需。一位名叫岸信介的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员起草了《汽车制造业法案》以刺激该产业的发展，使其总体上在国家经济中起关键作用并对日本的军备具有特殊作用。该法案于1936年5月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它规定汽车制造商必须取得政府颁发的执照才能生产（只有本田和日产两家在1936年获得执照），同时这些厂商可以获得政府补贴和减免税收，以及对来自进口竞争的保护。 尽管日本的政坛逐渐为明治时代兴起的社会精英所把持，但那些政党并没有完全退居二线。如表12.3所示，直到20世纪30年代，政友会和民政党仍然控制着国会。政党政治家们也依然在立法和政府预算方面以及讨论国家政策的利弊时扮演重要角色，他们还时常就政府政策质问内阁大臣和那些军界及平民官员。在必要时，国会议员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政府和军队的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1934年，日本两个主要政党的代表谴责政府预算，认为该预算极大地满足了军队的要求，而对缓解农村萧条则拨款甚少。 然而，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之间的争论并不十分激烈，因为主流政党所关心的事务与斋藤首相及其继任者冈田启介（他也是退役海军上将）的政策相去并不甚远。其中一个原因是民政党和政友会的领导人不愿意在一个军队势力大行其道的时期拿自己党派的命运做赌注。与此同时，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两党的许多基层党员激动地认为当日本将自己的命运系于东北亚时，应该奉行更为“激进”的外交政策。1932年6月1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政府立即加强和伪满洲国的正式外交往来，而首相则倾向于等李顿调查团完成审议后再做决断。这深刻反映了国会议员们的热情。更有甚者，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会没有一个政党反对政府提出的年度预算草案。在那些预算中，日本的军费从1931年的4.62亿日元急剧攀升到1934年的9.53亿日元，1936年更是达到了10.89亿日元。国会的那些政党接受了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治观点，也默认了那些政治联盟的力量。这和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政党政府精简了日本的军事机构，而民政党则尖锐地批评田中义一对中国的侵略。 压制政治多元化 尽管报纸和广播对松冈洋右在横滨受到的热烈欢迎进行了大肆渲染，从而给人以一种整个国家在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的景象；但日本的很多民众还是觉得，国家的海外扩张并没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所取得的战果对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也没有任何助益。1931年和1932年，谴责关东军行动的文章大量刊登在一些自由杂志上。1932年4月期的《改造》杂志刊登了矢内原忠雄的一篇文章。矢内原忠雄是东京大学一位研究殖民政策的专家。他谴责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称之为“自我失败”，并预言日本最终将无力承受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压力。此后，日本的左翼人士纷纷采取进一步行动。1931年11月期的一份名为《妇人公论》的主流女性杂志刊登了社会主义者山川菊枝的一篇文章。文中问道：如果日本的孩子们最终将成为军国主义政府的炮灰，那么日本的母亲们要不要多生育几个子女？甚至一些地方性报刊也发出了谴责的呼声。1932年4月，一份由长野县农村青年创办的报刊向读者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满洲现在已为日本所占，但是你的生活是否改善，是否更加美好？你能否偿还所欠的债务？你的姐妹能否有条件为自己做一套和服？你的兄弟能否去咖啡馆听爵士乐？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那就是一个响亮的‘不’！” 不管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何竭尽全力，他们还是发现要想自由发表言论愈发困难了。一方面，国内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如松冈洋右在归国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抑制了人们反战情绪的表达。此外，许多杰出的自由人士公开接受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国内政治思潮和外交政策。这就进一步剥夺了那些不同政见者寻求合法地位的权利。甚至吉野作造，一位日本最知名的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也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在1932年写道：许多日本人将关东军的胜利看作令人欢欣鼓舞的战果，这和政党内阁多年的“徒劳谈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已经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日本，政党政府是“那些道德败坏的政党领袖和同样腐朽的大企业主之间的邪恶联盟”，结果，政府政策只是迎合了那些“大企业的利益，而与此同时，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正日益贫困”。这足以让人灰心丧气，特别是当你发现在欧洲民主正在遭受攻击时。“在日本民众中，有这样一种思绪”，吉野作造得出结论道，“如果民主制度不合那些发明它的人心意的话，那么一直持些许怀疑态度的日本，就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坚持该制度”。 更令人吃惊的是，就连与谢野晶子也开始赞扬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大正时代，与谢野晶子那些维护女权的评论文章使其闻名遐迩。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她发表了一系列反战诗集，从而进入公众视野。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则是她向弟弟的请求： 不要献出你的生命。 天皇自己并不参加战斗。 帝国之心深不可测； 他怎能如此要求 让人们流血牺牲， 让人们鸟兽般阵亡， 难道人们只有战死才有荣光？ 然而，1932年，与谢野晶子发表了一首题为“日本国民，冉冉旭日”的新诗，敦促日本士兵忍受“百般磨难”。还引用了一则在日本家喻户晓的风吹樱花的寓言，将阵亡将士“消散”的躯体美化成“比鲜花还要纯洁”。 那些大众杂志也纷纷美化日本的海外扩张，鼓励国民团结起来随时投入战争。像《主妇之友》和《妇人俱乐部》这样一类杂志，经常登载一些诸如战地英雄事迹和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们的悲惨遭遇，以及如何在国家危急时期节省食物和衣饰开支的教导。那些战斗中的士兵、红十字医院里的护士以及正准备解开军用包裹的志愿者的照片，则更加直接地、赤裸裸地激起民众的热情。其他一些杂志也纷纷登载类似文章。1933年之后，已经很难在街角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往往将其在东北亚的侵略扩张说成是保护本国正当权益的自卫行动。 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则进一步限制国内的政治言论。从明治时代中叶开始，日本一些保守主义者开始鼓吹“日本主义”，即民族主义，以此来抵制急剧的西方化。他们尤其希望维持日本的一些传统观念以及所谓日本帝国独一无二的政体，即“国体”。对于明治时代的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国体”的概念是以两条原则为中心的：自古以来天皇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亲密的家庭般的纽带关系将仁慈的君主与他的臣民结合在一起。1890年的日本“帝国教育敕令”给“国体”下了明确的定义，即“我们伟大帝国的基本特征”，并且宣称“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厥美”。此外，敕令还号召天皇的“忠实子民”，应该“广行公益，力行公务，常遵国宪，毋违国法，一旦危急，则忠勇奉公，以抚天壤无穷之皇运”。 20世纪30年代，一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视为上述理念的保卫者。随着日本进入一段国家危急时期，他们的爱国热情开始走向极端，开始公然鄙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他们已不能容忍任何怀疑“家国一体”理念的人。甚至新渡户稻造，一位日本殖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也引火烧身了。起因是1932年2月，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两股势力，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正威胁着整个世界。对于这两者，他担心从长远看“军国主义将会危害更甚”。有着300万会员的“帝国在乡军人会”立即谴责新渡户稻造的言论是对日本军队的攻击，还印发了大量小册子传单，谴责新渡户稻造是“不忠诚、不爱国”和“背叛祖国”的人。面对汹涌的声讨浪潮，向来镇定自若的新渡户稻造先生终于决定在帝国预备役军人同盟的领导人面前低头认错。他说，他的言论是被人“误会了”。 右翼分子们对那些不遵从以天皇为核心思想体系的人进行疯狂压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起行动涉及一位宪法学学者，他叫美浓部达吉。在他的理论中，天皇仅仅是国家的一个“机构”，其他机构如国会、政府、内阁等等都在宪法的授权下行使特殊的管理权限。这一理论在大正时代得到了日本社会的广泛接受，为那些主张政治多元化的精英集团和政党内阁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大肆攻击美浓部达吉。1934年，那些右翼团体，包括“帝国在乡军人会”，开始出版书籍和宣传册谴责美浓部达吉，控诉他的理论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在这些小册子中，指责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不仅与日本帝国无与伦比的“国体”相违背，而且亵渎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此外，“这种理论也完全不符合日本的传统思维方式。我们敬告全体国民更加尊重帝国宪法，纯洁帝国‘国体’无与伦比的观念，发扬日本民族精神，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奋斗！” 1935年2月18日，日本国会开始采取行动，贵族院开始质疑美浓部达吉的理论。3月26日，全体议员一致表决通过了对该理论的谴责，而就在三年前，美浓部达吉刚刚被选进贵族院。在该决议中，宣称“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扼制一切反对日本无与伦比高尚国体的演说和理论”。就在同月，众议院一名议员在东京地方法院正式提出对美浓部达吉亵渎天皇一事的诉讼，认为美浓部达吉的理论是对日本国体的颠覆。4月9日，日本宫内厅开始封杀美浓部达吉主编的三本著作。9月18日，身败名裂的美浓部达吉不得不从贵族院辞职。 日本国会和宫内厅在镇压美浓部达吉理论的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兴起的那股新的政治思潮的其他特征：在这段国家危急时期，许多官员利用政府的强制力量来打击那些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士，以达到在“爱国”前提下的举国一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右翼政治派别中的极端主义者也同样受到了打击。日本的统治阶层已经不能容忍任何企图推翻政府的造反分子。1935年，警察逮捕了147名被怀疑煽动叛乱的右翼分子。然而，正如所料，对那些左翼团体和人士，日本政府采取的镇压手段更加严厉，如表12.4所示。1933年，警察开始大肆搜捕一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著名人士，其中就有佐野学与河上肇这样的名流；此外还有一些仅仅被怀疑持有颠覆政府想法的人士，其中包括长野县的几名小学教师。1933年他们被指控传播有害帝国的思想。 警察和公诉人员企图通过监禁的手段来胁迫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悔过，即“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