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

还有人猛烈攻击说，美英是两个靠捕食他人为生的强权国家，它们想要把日本逐出中国，但是如果日本被迫从中国撤退，就会造成滚雪球般的严重后果：华北将会沦陷于共产主义者之手；伪满洲国和朝鲜将会遭受危害；日本将会遭受孤立，下降为三流国家。这样一来，日本自1931年以来所付出的所有鲜血和财产的巨大牺牲，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这些会议唤起了对日本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的关注。陆军参谋本部悲叹日本遭受到A、B、C、D四国〔即American（美国）、British（英国）、Chinese （中国）和Dutch （荷兰）〕的封锁，表示日本正被扼杀在封锁中，以战争夺取东南亚的资源是唯一选择，否则日本很快就会丧失保卫自己的本钱。海军的意见与陆军一致。海军认为，在中国内地的征战徒留下懊恼和烦忧，石油战略储备消耗殆尽，剩下的石油只够舰队待在海上不到两个月；1942年1月以后，如果美英两国向日本摊牌，日本将无法采取任何攻击性的行动。对于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来说，不难做出选择：日本要么坐着什么事都不干，这意味着慢性自杀，最终仍将造成屈服于美英压力的极大痛苦；要么现在就采取行动，而这可能尚有七八成的获胜机会。近卫文麿同意日本非常需要取得东南亚的资源，但这位瞻前顾后的首相，还是担心结果会导致日本卷入一场它所无法获胜的战争。 到秋季开始时，日本领导人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9月初，近卫文麿首相及其他出席“五相会议”的人，前往皇宫的东殿参加御前会议。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就曾召开过御前会议。会议由最高的民事和军事长官在天皇面前召开，这给了首相当面奏明政策建议并取得天皇钦准的机会。由于日本日益深陷在中国的战争泥潭中，近卫文麿于1938年重新召开了御前会议，以使他的政策能够就此披上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圣光，而这只有天皇的钦准才能提供。1941年9月6日的御前会议开得正式庄重。近卫文麿表示，尽管局势前景黯淡，他的政府仍然希望做出最后努力与美国谈判。在几周前刚刚发出过邀请的情况下，他将再次发出邀请，希望与罗斯福总统在太平洋上的任何地点举行私人会谈，以向美国总统表达“合情合理”的和平条件。日本方面将表示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军的诚意，将同意不在中国国境之外采取军事行动。作为对这些让步的回报，近卫文麿坚决要求美国和英国“既不得干涉，也不得为日本帝国解决中国事变设置障碍；不得采取有可能威胁日本帝国在远东防御态势的行动；与日本帝国恢复通商关系，并供应那些取自西南太平洋领土上的，为日本帝国维持生存所迫切需要的物资”。 近卫文麿不动声色地继续表示，如果罗斯福拒不让步，谈判无果而终，那么日本就将选择开战，“到10月上旬，如果还没有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我们上述要求的可能性，我们就将立即决定开始对美国、英国和荷兰的敌对行动”。在听取了政府提议采取行动的详细情况之后，昭和天皇朗诵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的一首诗，曲折地表达了他希望政府领导人更多地采取外交行动的意愿： 四海之内， 皆兄弟。 当今世界， 为何浪涌风急？ 随着与ABCD四国开战已如箭在弦上，日本陆军完成了登陆攻击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的作战计划，而头脑聪明又富有想象力的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则在制订“偷袭珍珠港”的战略方案。山本五十六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担心美国的军事潜力，但他也想赌上一把，希望对夏威夷美军舰队的突然袭击会重创美国海军，使日本赢得暂时的战术喘息时机，从而有助于加强从千岛群岛到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和俾斯麦群岛周围的防御阵地，然后再在荷属东印度、马来西亚和缅甸设防。拥有了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和太平洋上的岛屿，日本就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能够坚持一场消耗性的防御战争，最终与美国达成停战谈判。因为据山本五十六估计，如果像多数人所预计的那样，德国实现了对欧洲的征服，美国便不具备自己同时进行两个方向战争的坚忍不拔的毅力。 无论近卫文麿对他在1941年秋天发出的和平邀请怀抱何种居心，美国领导人都几乎不为所动。对于赫尔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来说，美国的政策已经广为人知，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是日本承诺从中国全面撤军。在充满紧张焦虑和严重危险的9月份，赫尔国务卿在许多场合对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反复宣示，美国不会放弃它的这一政策。赫尔也回绝了在罗斯福与近卫文麿之间进行高峰会谈的任何可能性。在10月2日与野村吉三郎的会面中，赫尔重申了他的“四项原则”，直言不讳又简明扼要地正告野村大使，除非日本首先同意全部从中国撤军，否则根本不可能安排两国首脑的高峰会谈。野村大使完全明白，日本陆军绝对不会接受从中国全面撤军的条件，他对此感到灰心失望，电告东京谈判已经陷入“僵局”。 由于近卫文麿对争取与美国和解的出价犹豫不决，日本领导人的神经绷得极为紧张。对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第一声枪响的等待，使人的神经几乎崩溃，要使这种紧张情绪得到释放，看来只能选择行动，迅速地行动。9月中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告诉近卫文麿，在某些时候，即使无法估算是否能够成功，国家也不得不甘冒风险。10月4日的“五相会议”上，在得知赫尔国务卿拒绝了日美两国首脑举行高峰会谈的可能性之后，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宣称：“没有时间再讨论了，我们需要立即行动。”受到这次会议激烈言辞的冲击，近卫文麿威胁说要辞去首相职务，随后他即以“患病”为借口，避居到他的海滨别墅。近卫文麿仍然不愿为对美战争做出最后决断。10月12日，星期天，也是近卫文麿50岁生日那天，他返回东京，把一些关键阁员召到寓所。仍然是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从中国撤军不可接受；美国的要求太没有道理，将使日本虚掷多年的流血牺牲；赫尔和罗斯福报复心重，毫不妥协，想看到日本倒退回三流国家，匍匐在他们脚下。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提醒诸人，最后决定已于9月6日的御前会议做出，现在已到实施打击的时刻，延误打击只会给予美国不断壮大的时间。四天之后，已把国家带到了对美战争边缘的悲观沮丧的近卫文麿首相，向昭和天皇递交了辞职请求。 在多位政治元老的劝告下，昭和天皇任命东条英机接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始终坚持敌视中国和共产主义的强硬政策，曾经因此获得“剃刀”的绰号。在关东军中的短期任职期间，东条英机作为好战派的领袖，他的“东条特种部队”曾经冒失地于中国事变开始时深入蒙古草原数百英里。1941年10月，昭和天皇之所以求助于这位将军，是因为天皇同意那些想要“另起炉灶”的意见，以便寻找更多与美国谈判达成和解的途径。东条英机的资历表明，在日本再次寻求外交解决之时，直率、严厉的“剃刀”能够保持军部对主张强硬路线者的控制。 东条英机认真执行了天皇的命令，寻求危机的和平解决。到10月末，日本领导人几乎一直在无休无止地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挫折感显而易见，到处弥漫。10月23日，永野修身发出警告：“海军每个钟头都要消耗400吨石油，不能再拖延了。”陆军参谋总长附议说：“局势紧迫。我们需要立即采取非此即彼的行动。要快！”最后，在11月1日上午9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的长达17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上，东条内阁得出了新的一致意见。日本将采取两套方案对付美国。A方案，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全部和中国大部撤军，海南岛及北部某些地区除外，日本可在这些地区驻军25年；如果美国在全球各地都执行同样政策的话，那么日本也同意在亚洲遵行自由贸易的原则。倘若A方案不为美国所接受，那么日本大使就改提B方案，即修订近卫文麿9月6日概括的条件，加上一个限制条款，即美国须每年供应日本100万加仑的航空汽油。 会议在阴沉的气氛中结束，没有人确切知道罗斯福和赫尔会对这些方案做出何种反应。大多数出席11月1日到2日会议的人对此都感到悲观，他们坚持说，如果到11月30日午夜仍不能从美国得到适当的回应，就应尽早开始战争。新首相仍然没有放弃和平努力。11月2日下午，在与天皇仔细考虑过“五相会议”的决定之后，东条英机返回官邸，他对侍从说：“对神发誓，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利用这些方案与美国实现和解。” 在华盛顿，赫尔国务卿立即拒绝了A方案，并于11月26日递交给野村大使一份告知外交谈判结束的照会。从年轻时起，赫尔即以专一而坚毅著称，早在19世纪末作为巡回法官骑马横穿田纳西州绵绵山峦的时候，他就已学会了需要真挚待人的准则。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国务卿，他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鄙视它对国际条约的无耻背叛，希望通过施加经济压力可以维系和平。然而，经济制裁并未吓住日本领导人，相反他们变得更为一意孤行，决意开拓他们自己的独立经济圈，而这有损于美国的利益。对美国来说，东南亚是一个战略和经济上都极其重要的地区。日本南进，造成了赫尔对日政策的混乱，终于使得国务卿身心俱疲，决定“改弦更张”——放弃外交努力，将美国的前途托付给陆海军。因此，赫尔在给野村的照会中再次拒绝了B方案，并重申了令日本人感到恼火的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日本必须从印度支那及整个中国撤军，必须承认蒋介石政府，并声明放弃在中国内地所有的治外法权。 东条英机接到赫尔的照会已是11月27日。东条内阁认为这是一次侮辱，是一份最后通牒。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美国和日本根本无法达成任何一致。华盛顿不会容忍东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设想，日本也非常讨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认为这种存在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是对日本国家安全和经济生存的威胁。当天下午的“五相会议”就对美开战达成共识。随后，这一决定在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得到钦准。 东条英机在御前会议上公开表示，他的政府已经“用尽了各种办法”以求争取外交解决，但赫尔和罗斯福“拒不退让一寸”。东条英机得出结论：“既然天皇的旨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达成”，那么，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会议临结束前，枢密院议长兼天皇的长期密友原嘉道，说出了许多日本领导人共有的观点： 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天皇陛下不惜通过一再让步以维系和平。但出乎预料，美国政府始终在做蒋介石的代言人。美国显得自负、固执和粗暴无礼。确实令人遗憾。我们实在无法容忍这种态度。 如果我们打算屈服，那我们所放弃的就不仅是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果，还包括“满洲事变”的获益。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不愿强迫国民遭受更大的苦难，自中国事变发生以来的四年间，他们的忍耐已经达于顶点。但事情很清楚，我国的生存正在遭受威胁，明治天皇的伟业将付之东流，对此我们别无选择。我相信，如果与美国的谈判无果而终，开战就将不可避免。 甚至正当原嘉道发言之时，日本舰队已经起航出海，带着“袭击珍珠港”的命令向夏威夷急进。攻击行动定于12月7日拂晓，这是当地时间，在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日本一侧则是12月8日。 政党政府的倒台 1932年5月犬养毅首相被刺后，日本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家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在通常的情况下，首相职位将由政友会总裁接任，因为政友会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然而，在那些年高德劭的政治家心目中，此时却是非常时期。大萧条持久的影响、满洲事变的爆发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恐怖主义的猖獗，使得这些政治家们得出结论：政党内阁既不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施加有效的影响，也不能控制混乱的国内局势，更不用说带领日本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他们一致同意，解决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系列危机的出路在于恢复以前那种全国性的联合政府，这使得更多的党外人能够进入内阁。这些政治家们并不是反对政党政治，毕竟近30年来，他们的发言人西园寺公望一直是政党政治的坚定拥护者。然而，他们的确认识到，必须让一个具有无可争辩的声望并且脱离一切党派干系的人来做首相，在政治上他可以一言九鼎，并且可以镇压那些军事冒进行动，奉行能够真正维持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 当神情严肃的西园寺公望驱车前往日本皇宫向天皇报告上述决定时，天皇同意他们的想法，但对于应该由谁来主持一个全国性的联合内阁的问题，天皇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认为，这位新首相应该具有“坚强的品格、鲜明的个性”，并能够遵守宪法，恢复“军纪”。面对天皇的上述要求，西园寺公望及其同僚们认为斋藤实可以胜任首相职位。此人是一位退役海军大将，以非凡的个人胆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著称。1906年至1914年间，他担任海军大臣，在担任朝鲜总督期间，于1919年起义后推行了“文化统治”政策。 随着日本的那些政党逐渐失势，军队和平民官员开始崛起并占据了可以左右国家局势的各部门要职。